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以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视角，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布、角色性质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并用此解释乡村冲突的结构来源和政治后果：一方面，基层权威道德的、管辖的合法性下降，以其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其离间社会和国家之联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研究意在质疑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用“国家政权建设”解释中国基层秩序的理论框架。

·如何构思论文选题？
·怎样撰写调查报告？
·为什么要制定写作进程时间表？
·论文格式是一种“八股”吗？
……
这是一本入门指导手册，旨在帮助社会学或更广义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了解专业论文写作的路径。作者针对大学不同阶段训练中各种论文写作的常见问题，指明了写作必备的要领、格式和目标，尤其强调了研究性思考和规范化表达的重要性。

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说，市场绝不仅仅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争论的课题。毋宁说，在转型期，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我们正在生产市场。生产市场这件事，使我们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术位置：可以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本书作者认为：对于华人学者而言，作为今日世界学术主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当前华人科学研究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华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相应的理解。基于此一认识，本书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作为起点，系统地介绍了十七位西方思想家对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的主要贡献，希望本书所呈现的观点能够成为华人青年学者开展其学术生涯的视阈，为华人社会的科学发展奠下扎实的基础。

本书是安东尼·吉登斯撰写的有关重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专著，意在提供一个反映社会学当前发展的导论。 全书着重阐述社会学兴起的背景、社会学的使命，探讨和分析经典社会学家的现代社会思想、社会发展的脉络、民族国家的特征、现代城市和家庭特征等重要内容。本书不仅在吉登斯本人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推动20世纪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书综合介绍了社会学领域内的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新近发展，文字简洁、生动，不玩弄术语，非常适合学生和一般读者。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本书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一部分作。本书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参考。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分为八讲，所讲授的内容是郑也夫教授几十年来读书、写作、做学问的心得体会，行文风格类似讲座，感情真挚，字字珠玑，发人深省，是一味以做学问为志业、为乐趣的“老学者”向青年学子的传道、授业和解惑。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藤田和芳，日本最早推行有机农业的先驱者之一，于1975年8月创立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现在的守护大地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万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庞大组织。曾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100人”。
本书以藤田先生自述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如何从销售有机蔬菜开始，进而倡导有机农业运动，逐渐关注全球的粮食、环境、能源、教育等诸多问题，并与世界各国农民合作，最终影响了世界。

本书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 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本书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DEBUT FICTION UK BESTSELLERWhat does it take to make us believe in the impossible? For Dr. Alfred Jones, life is a quiet mixture of civil service at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Fisheries Excellence and marriage to Mary--an ambitious, no-nonsense financier. But a strange turn of fate from an unexpected direction forces Jones to upend his existence and spend all of his time in pursuit of another man's ludicrous dream. Can there be salmon in the Yemen? Science says no. But if resources are limitless and the visionary is inspired, maybe 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 isn't impossible. Then again, maybe nothing is.

《治国与理财》围绕国家建设和公共预算这个主题，从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现代预算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的预算改革、预算与国家治理、预算与政治问责等多个角度，论证了作者的基本认识与核心关切——“治国即理财”，即财政体系在国家治理与政治问责方面的重要性。
作者从2003年以来在中国的五个省和四个城市进行广泛的预算改革调研，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他采纳财政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财政对国家和社会的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是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关键，而且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和源泉。
作者将预算制度的建立上升到国家能力的高度，认为预算能力是国家能力最基本的支撑，并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中国的预算改革，认为对现代国家的治理来说，问责是核心问题，而财政问责（预算）又是政治问责的核心。

本书为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的代表作，也是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在系统介绍了政治社会学的几位奠基人物——马克思、韦伯、杜尔克姆、托克维尔等——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从各派观点着手理清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并对现代大都市的权力与政治、政党和政治党派意识、公民政治参与、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建设等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本书适合作为政治学系、社会学系的教材。

本书中的论文，探索了那些使得美国公共生活具有活力的道德和公民难题。第一部分“美国的公民生活”，概论了美国的政治传统。第二部分“道德与政治论争”考察了近二十年来的一些炙手可热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第三部分“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与共同体”回溯到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些特殊的道德和政治争论，以考察那些在当代凸显的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并评价它们的优缺点。所有的这些论文都既面向公民，也面向学者；并试图对当代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相信读过研究所的人，都有写论文的共同经验，而且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多半是一种漫长的天人交战，也有一种玩弄文字的快感。《教授为什么没告诉我》是以研究生立场发言，从教授转换成学生，彷彿说出多数研究生的心声与想法，最急需了解的是论文究竟要如何写成。严格说来，这只是一本关于论文写作的书，从研究主题选定、文献回顾、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分析与发现、结论，到未来研究方向。学术就非得严肃的令人敬而远之，还是平易近人比较好？纽约本身是毕老师都市空间研究能量的获取，厕所正好反映出性別空间最激烈的场域，自拍则翻转主流论述的对于身体负面价值。

《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之所以名为“儒家与启蒙”，实有志于探究晚清以来互为表里的古今中西问题。

这本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作者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所在的台湾岛像个番薯，故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书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何兆武
本书曾获：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