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讲述了：“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While social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have been exchanging ideas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never developed a proper dialogue about social theory. William H. Sewell Jr. observes that on questions of theory th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mostly one way: from social science to history. Logics of History argues that both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something crucial to offer each other. While historians do no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theorists, they know something social scientists do not: how to think about the temporalities of soci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social scientists’ treatments of temporality are usually clumsy, their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nchant for structural accounts of social life could offer much to historians.
Renowned for his work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Sewell argues that only by combining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ime with a concern for larger theoretical questions can a satisfying social theory emerge. In Logics of History, he reveals the shape such an engagement could take, some of the topics it could illuminate, and how it might affect both sides of the disciplinary divide.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本书不是把城市作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舞台，而是综合考察北京这个古老帝都本身的转型，以及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作者指出，今天所认为的“老北京”其实并不很老，它并不是帝都时代的北京，而是不那么遥远的民国北京。今天对老北京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历史商业化的产物。北京不仅是政治活动中心，也是各类人群的生存社会。在作者的观察视野下，北京城获得了深刻的、实质性的学者叙述。
——唐晓峰
《民国北京城》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做出系统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与其他研究北京的著作相比，该书的一个独特视点在于对民国时期北京的普通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极大关注。“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的独到应用具有很大的启示，它对过去与现在、旧与新、物质与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的视点。
——张鹂

长销不衰的社会学理论经典教材
社会学专业必备参考书
中文版首次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畅销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经典教材。自1992年出版以来，已修订至第6版，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广泛采用。作者将其在社会学专业领域所拥有的多年丰富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相结合，摆脱了枯燥理论的简单叙 述。内容全面系统，通俗易懂且简明扼要。不仅涵盖古典社会学家和早期女性社会学家的理论，而且也将米德、舒茨和帕森斯等被认为与古典社会学理论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非古典社会学家们的理论纳入书中。本书特别增加社会学史中最重要思想家的小传，使读者更好的理解这些理论观点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推荐语
我感到该书突出的特点是把一些艰深晦涩的理论概念解释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反某些翻译的学术著作充满了冗长的注释和杂多的旁征博引，使人读时有目不暇接、不胜其繁的感觉。瑞泽尔的这本书把理论阐发与思想史论述两条线索交织一起，然而却条理清晰、目的明确、行文简约，适合作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参考书和向一般读者普及社会学知识的读物。
——苏国勋

本书以1995年7月美国芝加哥市遭遇的造成700余人非正常死亡的热浪为研究对象，作者结合具体的事件背景，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孤独中去世？进一步的相关问题是，人应该如何有尊严活着和死去。作者通过对城市家庭传统、邻里关系、公共政策、新闻报道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剖析，探讨了造成灾害的社会因素。这一深入并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剖析，使此个案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指导意义。

Since the 1980s, the world's governments have decreased state welfare and thu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unprotected “informal” or “precarious” workers.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workers do not receive secure wages or benefits from either employers or the state. What are these workers doing to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s? 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offers a fresh and provocative look into the alternative social movements informal workers in India are launching. It also offers a uniqu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 Drawing from 300 interviews with informal work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union leaders, Rina Agarwala argues that Indian informal workers are using their power as voters to demand welfare benefits (such as education, housing, and healthcare) from the state, rather than demanding traditional work benefits (such as minimum wages and job security) from employers. In addition, they are organizing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rather than the shop floor, and appealing to “citizenship,” rather than labor rights. Agarwala concludes that movements are most successful when operating under parties that compete for mass votes and suppor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even populist parties), and are least successful when operating under non-competitive electoral contexts (even those tied to communist parties).
Sheds light on the social movements of informal workers - the most understudied, yet key, actor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Draws on a data set from over 300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embers and leaders of informal worker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Offers a fresh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fir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nformal workers' social movements succeed and fail

本书是一本以美国学者为主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论著。在美国学界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对中国城市的消费现象和消费方式变迁进行子社会学分析。它提出的从消费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现实发展的理论架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为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范本。
研究中国社会中的消费的优秀著作太稀少了。戴慧思和卢汉龙合编的这本《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该书是从英文本翻译过来的)算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了。其中最好的几篇是“北京的麦当劳消费”(阎云翔)、“深圳的保龄球时尚”(王甘)、“上海的舞厅调查”(范亚谷)、“婚纱化妆：西安回民坊的婚礼”(马丽斯)。尽管中国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甚至跟不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倒数前几位，中国的消费，特别是富人的消费，已同世界接轨。因此中国的消费呈现出最大的荒诞。与此对照，中国职业学者的队伍也愈加庞大，却鲜有对此深入研究的人士。

To much of the world, North Korea is an impenetrable mystery, its inner workings unknown and its actions toward the outside unpredictable and frequently provocative. Tyranny of the Weak reveal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tivations,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North Korea's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Drawing on extensive research in the archives of North Korea's present and former communist allies, including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East Germany, Charles K. Armstrong tells in vivid detail how North Korea managed its alliances with fellow communist states, maintained a precarious independence in the Sino-Soviet split, attempted to reach out to the capitalist West and present itself as a model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nd confronted and engaged with its arch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From the invasion that set off the Korean War in June 1950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Tyranny of the Weak shows how—despite its objective weakness—North Korea has managed for much of its history to deal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o its maximum advantage. Insisting on a path of "self-reliance" since the 1950s, North Korea has continually resisted pressure to change from enemies and allies alike. A worldview formed in the crucible of the Korean War and Cold War still maintains a powerful hold on North Kore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understanding those historical forces is as urgent today as it was sixty years ago.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是有关20世纪末加入大规模城市流动——包括流动到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农村女性经验的一项迷人研究。它在深度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理解流动者本身是如何体验流动的。作者集中关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者，特别是女性流动者的经验，关注她们谈论那些经验的独特方式，以及那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她们的认同意识。通过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一手材料的说明，作者提供了关于农村女性与城/乡经验之间如何协调的有价值见解，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她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现代化如何在最个人的层面上得到体验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本文集是张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学基地项目“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研究”的第一批成果。这一辑由八篇独立论文组成，内容涉及两部分：理论方法和案例研究。文章的写作重心放在普通人对某一种社会身份及其规则的认同和变化，包括它的影响来源，尤其是价值和（社会历史）结构的影响。在未来几年中，我们计划陆续在该领域完成一些新作以文集出版，不过有可能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公正观念及其制度基础方面。
在本辑的理论方法部分，几篇文章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它们分别从政治社会学、社会哲学、方法论观念的角度，共同讨论我们关心的“身份认同”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的延续，这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印象和看法，本书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正与此相反，在中国，都市的存在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历史角度看都是一种普通现象。作者一改以往的都市史研究多从行政的侧面探讨都城到县城功能的研究路径，重点从中国式都市的“中国特色”方面来讨论，聚焦于经济活动和民众文化，梳理了中国都市的历史、体系，并详细剖析了汉口、宁波和上海、佛山等几大都市的案例。在具体的论述中，对市场体系和社会组织的关注贯穿始终，呈现出一部区别于“行政都市史”的“经济和社会都市史”，因此成为都市史研究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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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著名中国商业史权威撰写的精彩无比的专业书。作者对中国市镇的考察显示出本领域其他书籍难以比肩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它也是一本令人兴趣盎然的历史读物。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
综合考察市镇与城郭聚落，可以窥见中国都市史的全貌。“只看长安或北京无法了解中国的都市史”，本书作者为中国城市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解读。
——桦山纮一（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系教授）
本书重新发现了中国历史上自然生成的“商之中国”、“自治之中国”的古今源流，引人遐思。
——北冈伸一（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系教授）

本书收录作者10篇学术讲座发言稿和会议发言录音整理稿，以随谈形式，展现人类学对于现代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全球化”等现实问题的解析，求索中国人类学学科重获文化特征、天下视野及世界地位的可能方式。

本书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的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从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

在被界定为父系父权亲属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普遍的“妻管严”现象？为什么众多家庭在日常往来中与母系亲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是一本人类学调查作品，作者以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已婚男性这一立场出发，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而这本书的作者发现，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往往具有娘家、婆家并行并重的特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

本书首次系统专门地以“时间”为主题，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较为完整地勾勒了近代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变迁的整体面貌，书中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近代中国时间制度变革的历史探源，确定了近代中国新时间制度所包含的主要内容，透视了其在近代的流变及其整体变化趋势；二是集中于描摹近代时间社会化的多元面相，揭示其物质基础及动力机制；三则对时间观念的近代转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内容涵括了近代人们对日常生活时间、历史时间、哲学时间等多层次的理性认知。

本书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文献，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20世纪末，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对任何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在中国，这种棘手的情形变得尤为复杂。
在这部以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中，作者揭示了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