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宗親關係」的模糊論述， 回歸帝國擴張的歷史脈絡，一解清代如何建構起臺灣的想像地理！
一直到清代初期，中華帝國一直視臺灣為遠隔於海外的丸泥小島；但時間來到十九世紀末葉，臺灣卻已成為帝國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兩百年間，大清帝國的人們對臺灣的印象到底歷經了怎樣的轉變？
本書從清代所留下的殖民旅遊書寫、地誌圖像為中心，透過文人筆下對臺灣風土民情、自然景象，及原住民描寫的再現──如性別倒錯、種族論述、文化優劣等──探討這些文本在中華帝國的版圖擴張過程，以及族群差異的意識形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經由檢視此時代非西方式帝國勢力拓展及其殖民他者的政策，挑戰史學界過去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既定觀念，勾勒出西方殖民論述與中國殖民論述之間的交會點，是英語世界近年來少見的重要臺灣文史論著。

蒙古人西征打开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道路，导致罗马教延向蒙古大汗的一系列遣使。《蒙古与教延》卷一“大汗贵由致因诺曾四世书”，引用了大量的拉丁文和波斯文史料、教会史书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写作的有关著作和论文，有不少是我们不易见到的。卷二是对聂思脱里派的列边阿答、阿思凌、安德-龙如美三人事迹的说明和考证以及十四世纪上半叶蒙古与教皇交涉的研究。该书对中外关系史、蒙古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滨海遥远的过去》一书，出版于1959年，是苏联公开反华以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滨海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即老沙皇强占的那片土地的东部，现在主要归苏联滨海边疆区管辖。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这本书中，尽管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否认“滨海地区”同我国东北乃至黄河流域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所以，本书在详细介绍当地考古发现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当地和我国内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 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如何形成的？
★ 一个不同于秦汉社会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在与诸民族互动形成的？
★ 东亚大陆形成的统一帝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
【内容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外诸民族间的抗争与流动，足与西方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相匹敌，甚至超过其规模。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使周边民族逐渐“汉化”，同时中原王朝内部也出现了“胡化”“蛮化”现象。这种双向的“中华化”让一个迥然异于秦汉社会的“新的中华”最终形成。
汉民族乃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川本芳昭一直关注其形成过程极其与周边诸民族的互动关系。上至汉唐，下至辽、金、元，川本芳昭从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考察鲜卑、乌丸等北方民族，獠、羌等西南民族，以及朝鲜与倭国的“中华化”，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了东亚古代的民族与国家。
【本书突破】
① 从“中华帝国的构造”的观点来看，北朝与辽、元、汉代彼此间在国家体制上具有同质性的一面（本书第1篇第4章）；
② 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体制也可以看到与上述类似的发展历程（第2篇第1章）；
③ 当东亚大陆形成统一帝国时，周边地域（如古代云南、日本等）也会产生同样的波动，这一波动又与周边地域的自立化相互关联，从而呈现出与大陆同样的发展轨迹（第3篇第1章）；
④ 北魏史研究中的发现，在辽、金、元甚至清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同类现象，且这种类似性绝非仅仅因为同是非汉民族入华而产生的（第4篇第4章）；
⑤ 所谓汉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后才能得以实现，此时的汉民族已是个较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深化了的概念（第3篇、第4篇第1章）。

一餐一饭，体会中华饮食神髓，一朝一夕，烹饪日常生活至味。英国美食作家扶霞，痴迷中国美食，千里迢迢来到四川，潜心研究川菜的起源、发展与烹饪技法。
在《川菜》一书中，扶霞将20多年的经验汇集一册。诸多关于地域环境、历史文化和人文风貌的观察分析述诸笔端。全书涵盖200道经典川菜食谱、56种烹饪手法、23种独特调味。从锅碗瓢盆到配料香料；从大众熟知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夫妻肺片、水煮牛肉，到当地才能吃到的自贡小煎鸡、桥头一嫩、活水豆花、峨眉豆腐脑、蛋烘糕。在诸多滋味中，也尝到了活色生香的生活。
走进扶霞眼中的川菜，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人站在世界的坐标里认识自己的文化，以及自己的一日三餐。
★共赴一席中华飨宴，在餐桌上重新认识中国。穿越山水阻隔，冲破文化障碍，解读英国人眼中的川菜世界，发现我们熟悉却又陌生的中国美食。探究美食背后的地域历史与人文风貌，四川人为什么嗜辣如命？川菜何以广为流传？川菜的原料能够追溯到哪个朝代？四川人的厨房里有什么？……文化巡礼＋烹饪技巧＋私房菜谱，美食与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一册集结。
★《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重磅新作，20年川菜烹饪经验集合之作。取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的英国美食家扶霞，千里迢迢来到四川成都，只为一探川菜的美味。经过专业学习与潜心研究，成为了英国的川菜“专家”，也是一位传播中国美食文化的使者。四次获得美食界奥斯卡“詹姆斯·比尔德大奖”，被陈晓卿评价是“非常懂中国菜的一位”，研究中国烹饪及饮食文化20余年。
★56技法，200佳肴，在这里尝到生活。涵盖200道经典川菜食谱、56种烹饪手法、23种独特调味。从熟悉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夫妻肺片、水煮牛肉，到只有四川人才能吃到的自贡小煎鸡、桥头一嫩、活水豆花、峨眉豆腐脑、蛋烘糕；从锅碗瓢盆、烹饪手法，到配料香料、料理窍门……在家吃自己做的川菜才是真的“安逸”。
★业内高度赞誉。获得2019年《纽约时报》“年度美食图书”、2019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最受大众欢迎的图书”、2019年《卫报》“最佳美食书”，《悦游》2019年最佳美食旅行图书，美食评论网Chowhound 2019年秋季最佳美食图书。
★书中专业内容及食谱经过中国烹饪大师兰桂均审定，进一步保证权威性。

本书是关注近代东亚历史状态的一本专著。作者立足于对立的东西世界秩序状态，将叙述时期限定为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清韩宗属关系为主轴，凸现当时东亚的焦点问题——朝鲜“属国自主”，并将其放入多国间之交涉的背景当中，去捕捉近代东亚构造的变迁过程。作者运用了多种语言史料，从多角度观察了近代清韩宗属关系，试图从客观上恢复近代清韩宗属关系的真实历史面貌，继而揭示出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状态。
“自主”一词对朝鲜半岛的人们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朝鲜半岛统一的重要原则即为“自主”的再继续。作者以“属国自主”为话题，再现近代的东亚秩序状态，无疑对目前东亚局势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本书荣获第二十七回三得利学艺奖。作者冈本隆司，男，1965年生，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被日本史学界称为鬼才，已先后出版三部专著，一直力图再现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面貌。

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对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性研究。作者通过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铭文和文献记录，同时联系地表形态的特征，分析和说明了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

本书系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汉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继《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之后出版的最新专著。
谭凯利用各种历史、文学和考古资料，重点关注了外交、跨境旅行、军事战略、边界划界、民族意识和东北亚文化地理等。
谭凯提出，北宋时期，东亚国家间体制日益成熟，与此同时，在受教育的精英阶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些发展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这些发展还表明，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存在一种可替代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制度。
【内容简介】
与开放多元的唐帝国相比，两宋的政治文化给后世留下了封闭内省的印象。但谭凯认为，拜唐末五代特殊的地缘政治遗产所赐，宋代的政治精英拥有空前的国际化视野。通过分析宋、辽、西夏的文献与考古证据，谭凯阐述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间外交如何在有宋一代形成，而宋辽分治华北的现状又如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边疆意识与族群观念——这些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唐宋变革”将在之后的一千年里左右人们对“中国”的认知。
【本书获誉】
通过阐述一种国族意识如何在11世纪中原王朝与诸邻国的共存状况下萌芽，谭凯证明了“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专属于现代或西方社会的现象。本书文笔雅致而平易，对所有关注文化、族群与民族主义间之复杂关联的读者来说都堪称必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
谭凯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新生的士大夫国族意识在宋代的崛起，质疑了对现代国族观念的中心化理解，也从根本上挑战了认为国族主义只能是西方现代性产物的既有观点。
——哈佛大学 包弼德（Peter K. Bol）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内容简介
本书是萧邦奇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研究了从清末新政到北伐战争时期浙江的精英组织和政治变迁。本书采用核心—边缘的框架，依据人口密度、邮政系统层级、金融机构数量等要素，将浙江分成了核心区内部、核心区外部、边缘区内部和边缘区外部四个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态区，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数据、图表，分析了不同区域内的精英参政模式、精英与政府关系、政治变迁过程。萧邦奇从浙江经验中发现，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是政治变迁从核心区内部向外部区域、从精英阶层到非精英阶层不断扩展的过程。
本书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学术思潮的代表作品，提示我们应当注意即使在同一省域，内部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对于理解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以及更大的国家社会关系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评论
萧邦奇的兴趣不是叙述单个事件，而是描绘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本书的长处在于其空间分析。萧邦奇证明了这一框架的有效性，令人信服地呈现了民国初年浙江政治发展的差异性。
——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 罗友枝（Evelyn Rawski）
萧邦奇的研究显示了他的雄心壮志。本书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潮设置了高标准。
——国际知名清史学者 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

　　傀儡國家？ 偽滿政權？
　　在傳統國共史觀中，
　　滿洲國是受日本關東軍扶持之政權，以奪取中國利益，已是一種定見。

　　王道樂土？民族協和？
　　但對於日本人而言，無論在科學上、良心上，
　　滿洲國都是果敢地往理想邁進、十分獨特的近代國家建設。

　　日本左翼學者筆中的滿洲帝國，理想與現實衝撞下的愛恨情仇。

　　◎日本爭奪滿蒙之目的是為了與勁敵美國展開「世界最終戰」？
　　◎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等建國理想均是日本創造出來的美好幻象？
　　◎在溥儀執政的風光表象下，關東軍的獨裁與歧視政策才是滿洲國的真面目？
　　◎滿洲國其實並非「日本唯一之活路」，而是日本帝國崩潰的最終因素？

　　「日本這個國家並未舉辦滿洲國的葬禮，就像偷吃東西後，卻又抹乾嘴巴般裝作不知道。」——日本漢學家 ｜竹內好

　　「無論如何，滿洲國的一生，在中國東北這片大地上吸取無窮的養分，並不時轉變其形貌，與東北大地這個母體同生共死。希臘神話之中的奇美拉，正是口中噴著火焰，焚毀大地，掠奪家畜而去的怪物。」——本書作者 ｜ 山室信一

　　在華人世界裡，滿洲國無疑是被歷史遺忘的角落、被政治掩蓋的議題。這個近代日本所創設出來的「幻造國家」，原本應是某種烏托邦理想，卻以最慘烈的現實之姿誕生；它打著王道樂土與五族協和的大旗，但不可否認它是關東軍主控下的傀儡國家；它是與西洋文明相逢的最前線，但這個石原莞爾所謂的「日本唯一之活路」最終卻隨著帝國日本一同幻滅。

　　滿洲國，是絕非用「偽政權」這樣的簡化思考就可輕易定位的存在。它是日本與中蘇等鄰國關係下的產物，應該將之當作世界或東亞近代史的一環來思考。滿洲國也和二十世紀的各種議題，如戰爭、革命、壓迫與解放等問題環環相扣。從這個角度思考滿洲國的問題，就等於探討了二十世紀這個時代的問題。


　　糾纏的日滿關係是理解滿洲國的關鍵，日本學者山室信一從日本觀點，深入探究了滿洲國與日本的關係以及滿洲國建國的來龍去脈。對於山室而言，滿洲國就像是隻擁有獅頭（關東軍）、羊身（日本天皇）與蛇尾（中國皇帝）的幻獸（奇美拉），此政權確實是以關東軍為首之傀儡國，目的在於掌控日本於滿蒙之利權。但從「善意的惡政」此論點出發，我們也能看到，滿洲國得以建立並非僅靠關東軍，眾多抱持復辟、保境安民理想的東北要人，與抱持興亞主義、民族協和、王道樂土理念的在滿日人，以及期望改革日本的日本知識分子，基於各自的考量，對滿洲建國也紛紛展現出樂觀其成的態度。

　　然而，滿洲國的美好幻象，經由自我民族中心主義的日本人所實踐之成果，卻成為了令人畏懼的「沒有國民的軍營國家」，以致興起「反滿抗日」浪潮，而原本冀望滿洲成為「唯一之活路」的日本帝國，也在「日滿一體化」的實相惡果下，雙雙於一九四五年走向滅亡。

作者簡介

山室信一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近代日本政治史、法政思想史。除《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外，亦著有《法制官僚的時代——國家的設計與知識的歷程》（一九八四年每日出版文化獎）、《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基軸．連鎖．投企》（二○○一年亞洲太平洋特別獎）、《憲法九條的思想脈絡》（二○○八年司馬遼太郎獎）、《日俄戰爭的世紀——從連鎖視點所見的日本與世界》等書。

譯者簡介

林琪禎

　　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學術），曾任出版社外稿譯者多年，現為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專任助理教授，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流通總監。著有《帝国日本の教育総力戦：植民地の「国民学校」制度と初等義務教育政策の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日本學研究叢書18）。

沈玉慧

　　九州大學人文科學府東洋史講座博士、同人文科學研究院專門研究員。譯有中島樂章〈十七世紀初九州中部海港與閩南海商網絡：肥後地域之明人墓與唐人町〉等。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現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東京日和》、《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等書。

徐浤馨

　　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政大國關中心博士後研究、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助理教授。現為真理大學應用日語系兼任助理教授、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員、內容力有限公司代表。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九卷，叙述自1616―1800年的清代历史，包括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该著作分10章，涵盖了约200年的历史，从16世纪末女真的形成一直到1799年乾隆帝的驾崩。该卷显示了作者对材料的全部把握以及对最新材料的娴熟掌握的功底，立体地解读了帝国社会全盛时期的面貌，展现给读者的是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平衡性混。第一章讲了1644年以前的清朝开国的历程；第二章顺治朝；第三章康熙朝；第四章雍正朝；第五章乾隆朝。时间界限是1644到1800。前面五章纵向讲了清朝重大的事件，包括对各个皇帝的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后面五章从横的方面，比如艾尔曼先生讲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另外各章讲女性、性别、家庭、婚姻，有的讲清代社会的稳定与变迁，最后一章讲清代的经济发展。这部书纵横两个方面用将近百万字的篇幅，把清代做了立体式的勾画。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孤军》一书乃家族个案史与王朝兴衰史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全书以八旗贵族费英东的子嗣，即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3年）、凤瑞（1824-1896年）、金梁（1878-1962年）这一家三代人为主线，揭示出该家族百余年浮沉消息的“小历史”,适时而巧妙地牵引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大历史”,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族群认同”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和阐释。

内有文官党派纷争，外无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战事众生缭乱，体制上政治制度内部牵制消耗、外力无法使出，南明之倾根源可溯。
《南明史：1644—1662》的目的是回答“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一问题。由此出发，作者司徒琳所讨论的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失陷后18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溃败根源。 书中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主要把明朝由强变弱的原因归结为“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作者同时注意到以上两点并不是仅有的两个把明朝引入灭亡的原因，近代经济变迁的也是原因之一，但朝廷内部冲突造成抵制外力的失败仍是明朝灭亡主要的原因，而这内部冲突的根源，在朱元璋太祖从一开始设计官僚制度时就已埋下。随着时间推移，文官内部的党派纷争、在外武官战斗力沦为平庸，内忧外患，大厦将倾。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这是两卷关于宋朝（960-1279）及其五代和南方诸国先驱者的第一卷，介绍了中国从907年唐朝灭亡到1279年蒙古征服南宋的政治历史。概述了在社会、经济和知识分子上升时期，标志着宋朝政治的兴起、巩固和灭亡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特别强调了在宋朝时期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识的文人阶层，其特点是在朝代早期考试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在接近尾声的“道学”运动的兴起。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宗派主义和宰相专制对宋朝政治文化的不稳定影响，以及契丹辽、西夏、女真金和蒙元等强大的草原帝国对宋朝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