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根据香港奥达斯制作有限公司1990年版译出
http://img33.picoodle.com/img/img33/8/6/25/f_tibetorigm_88e8e0f.jpg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 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⑨ 是该校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 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A Study of the Ldab Ldod）论文，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戈尔斯坦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戈尔斯坦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助教授。1971-1977年，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戈尔斯坦先后担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5年至今），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78－1990年），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 主任（1987年至今），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 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至今），IREX（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蒙古项目（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跟踪研究）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 （IUAES）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2-1993年），“西藏扶贫基金会” 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亚洲腹地》（Inner Asia）杂志编委（1998年至今）。
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其中与藏学有关的项目达25项。
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西藏。戈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
戈尔斯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戈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收集资料。1986年6月3日，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 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对西藏西部牧民进行为期17个月的联合实地考察的协议，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55个家庭、253口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凯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Reflections on Tibet,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he Dalai Lama）的报告。
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Grammar and Reader)、《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语入门》(Tibetan for Beginners and Travelers),《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现代藏文精粹》(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The New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不仅冲破了印度学者达斯的《藏英词典》长期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而且弥补了达斯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不足。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已有汉译本）,《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 198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当代西藏研究著作主要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The Struggle for a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National Identity)（与凯普斯坦等合著）。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于1999年，填补了著名的《剑桥中古史》系列欠缺先秦历史的空白。这部由十余位顶尖汉学家编撰的巨著，代表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最高水平，并且开创性地采取每一时代分别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出早期中国领域里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各自的优势与深刻的分歧。《剑桥中国上古史》影响巨大，争议也不少，中文版迄今尚付阙如。
□
《古史新声》选译《剑桥中国上古史》的部分章节，选录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关于此书的重要书评，深入展开不同研究范式、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交锋与对话。王国维《古史新证》发表已近百年，反思早期中国研究，亟待新声。
□□□
《剑桥中国上古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上古史的最高学术水平。最近几年来我在中国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做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做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
——夏含夷
□
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实。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历史权威，将永远有利于更有说服力、更持久的历史重建。
——史嘉柏
□
“证史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中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以考古资料修正文献记录，其前提必然是面对而不是“忽略或回避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冲突”，而且先要独立分析考古资料。
——唐际根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一章辽朝的历史。第二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四章。第五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六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七章元后期的历史。第八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九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

这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世界上有两个博物馆，都称自己为"故宫博物院"而不惮于异国人的混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被分割成两个的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它们曾经水火不容，而今却渐渐地在彼此靠近。本书以独特的角度，用历史的放大镜，让我们观看到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成长和离乱，它们将来的命运会怎样，它们会合并成为一个故宫博物院吗？
本书揭秘清末文物如何大量流出国境、蒋介石战败逃亡之时为何以当时万分珍贵的军船搬运文物，这些文物在台湾经历了怎样的仓库阶段，后来又在怎样的国际情形下开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民进党的"去中国化"阴谋对台北故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今故宫博物院又如何成为维系中华民族认同的纽带，并顺带描述了近年海外华人回购文物的动态。大视角包括了历代政治斗争的各方动机、小视角则详细到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访谈，既是一部丰富的近代文物历史资料，也是一部完整的隐藏在故宫文物背后的中华民族近代辛酸史。

熊猫，作为众所周知的中国国宝，世人皆爱其憨态可掬；但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珍稀动物在其所生存的狭窄空间里，在孤独无言的日子里，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和危险。
作者夏勒博士以特聘专家的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熊猫项目”，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在四川山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熊猫研究。他观察到熊猫各种动人的真实生活，同时也目睹了无知愚氓贪猎熊猫的可怕行为。在本书中，他以科学家和参与者的立场，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了这项史无前例的“熊猫项目”之内情；又以哲人的心灵与诗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一隐秘世界的美丽与哀愁；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批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研究的外国专家，夏勒博士以外来者的角度，将其当时与国内科学工作者和老百姓的来往以及各种生活小故事娓娓道来，为今天的读者重现了那个改革刚刚起步、思想开始解放的特殊历史时期。
一九八〇年，中外顶尖专家齐聚卧龙。
熊猫项目能否改变熊猫命运？
外方代表乔治•夏勒亲笔披露往事。
“熊猫教父”胡锦矗为中译本修订作序。
熊猫会被奉为环保偶像，其实毫不足奇。这动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能打动和改变所有看见它的人；只要有它在场，气氛就焕然一新。对熊猫而言，自由就是在山林环绕的竹海中平静的生活。它不能调整自身来迎合我们，它的需求无法妥协。如果任凭熊猫灭绝，那么所有的高尚情操、人道关怀，所有使它们永垂不朽的企图，都没有意义。
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它来自另一个时代，与我们短暂交会。我们深入丛林追踪它的那几年，得窥它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本书就是那段短暂光阴的实录，而非回忆。

如果不详细阐述195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纠葛。戈尔斯坦在本书中对1951年后的西藏历史进行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该段历史的解读。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以及对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官员在内的历史亲历者的深入访谈。戈尔斯坦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美国冷战政策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解读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纠葛，其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往往出其不意，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尖锐精辟……戈尔斯坦所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的完整、细致、具有说服力。”
──《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关于1950年代中藏关系的最佳回顾……强力推荐。”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

扶霞是我的好友，也是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烹饪的一位。这本屡获殊荣的《鱼翅与花椒》无疑是很多外国人写中国食物的书籍里极为鲜活有趣和精准的 。——陈晓卿（“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这里是中国，一个奇妙的饮食大国。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历险记。
扶霞一九九四年前往中国长住。打从一开始她就发誓不论人家请她吃什么，不管那食物有多么古怪，她一律来者不拒：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体验千变万化的刀 工、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珍稀野味时内心的道德两难……
透过扶霞的眼睛，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不同地方的食物拥有其独一无二的气质：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甜，就像悠闲的四川人，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一样；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
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书中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詩人、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者、自殺於文革期間的陳夢家，其故事塵封已久，猶如等待破解的密碼。紐約客記者、著名美國作家何偉深入中國，補綴、還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銅器、政治和謠言糾纏的一生，並藉此再現了和文字有關的隱秘歷史、大千世界，讀起來令人匪夷所思，感慨萬千。何偉不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國有關的歷史、故事和人，他還通過若干次遊走中國的旅程，出入於古代和現代，講述了若干相互交織、充滿了隱喻的故事，並尋找到彼此的內在聯繫，繪製出一幅幅奇異的當代甲骨拼圖。在《尋路中國》一書中，何偉好像是當代馬可波羅，開著吉普車深入中國，在《甲骨文》裡，他則似乎扮演一個西方占卜師，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是何偉自己製作的占卜當代中國的甲骨。

《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成果被逐渐翻译和介绍到国内，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关于清代的研究最热门，更为国内学界关注，美国学者们开辟的一些领域，提出的论点和某些假说都成为近年国内史学界的聚焦点和热门话题。姑且不论这种学术氛围的利弊得失，仅从现已介绍到国内的美国学者的清代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带有“中国中心论”观点，即在中国内地的视角下，对中国中心区域的研究。似乎遗漏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一是美国学者对清代中国西南历史的研究；二是美国“边疆学说”影响下的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进展。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正崛起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热潮，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正成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重点之一，反映了美国学术界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学术走向。我们编译这《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此有所弥补和拓展。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