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权力问题的基础上，福柯打算研究在18世纪采用的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不同于规训机制，其对象是人口，并在了解其具体规则的基础上对人口进行管理。安全技术与以“放任自流”原则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节课开始，福柯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域转到治理史的框架下。这是一场理论政变，它突然改变了课程的前景:不再是关于安全部署的历史，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谱系，后者通过各种程序实行对人的治理。

恩斯特·H.坎托洛维奇（Ernst H. Kantorowicz）是20世纪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他深入中世纪追溯了“国王的两个身体”——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所造成的历史悖论，并将有关中世纪王权观念的法学、神学、图像学、古币学等方面的史料结合在一起，探寻了国王二体论在基督教时代的演进，揭示了西方中世纪后期至现代早期(11—16世纪)如何逐步发展出一种政治神学，以及共同体如何为了建立自己的主权而拟制出一套象征手法，又是如何借助这些象征手法来塑造民族—国家的早期形态。

【内容简介】
著名的当代思想家、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曾告诉我们国家的视角为什么是错的。现在，在这本简短易懂、极其个人化的新作中，他论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为什么重要。他用引人入胜、斗志昂扬，甚至幽默的方式，捍卫重视地方性知识、常识、个体创造力、自发性的无政府主义思维，令我们能够审视世间百态……小到学校、工厂、养老院、游乐场里的日常社会政治互动，大到民众抗议和革命。
【编辑推荐】
书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也无关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可以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如红绿灯的设置、抄近道形成的小径、地名的设置、林场或种植园的管理、游乐园的设计、科学文献索引体系的意义、养老院与老人间的关系等。通过带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非国家视角，斯科特讨论了这些现象中蕴含的悖论。例如福特的种植园反映了一些为追求效率而设定的规程反而造成了效率的缺失，危地马拉当地农民的果园看似杂乱无章的表面安排后面之下却又更科学的逻辑。总之，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大家撰写的关于自发性的随笔集，这本小册子中汇集了对生活中小事的思考，有助于读者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

書影代用民國四十三年（1954）10月人民出版社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封面書影。原書號1001.188，有民國四十六年（1957）2月北平6印本。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哈耶克最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集中论述出现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 法区别开来。——约翰•格雷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杨小凯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杨小凯 哈耶克思想中的许多东西——不论是批判性还是建设性的，都对我们目前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徐友渔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一书中描写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世界和社会意识，在法国，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 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希望经由社会科学精英对这些规律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这种对理性的滥用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 程，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之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

本书邀请读者加入阿伦特及其同伴的旅行之中，一起在时空间穿梭。这场旅行始于古雅典，阿伦特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对话。苏格拉底喜欢追究种种意见和相对真理，他把城邦居民的固有信念打碎，却不给他们新的真理。结果，雅典以他无休止的追问会妨碍城邦居民获取财富为由判处他死刑。柏拉图为此构建了理念的王国，在那里善好的理念是统治者，且无须说服城邦居民。柏拉图将统治权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从此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在数世纪之后，孟德斯鸠认为正是众多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人类社会，平等和差异构成了共和政体以及君主政体的行动原则。在马克思看来，包括政府和法律在内的统治权，源于人类的不平等，同时也确立了人类的不平等。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洞见将促使悠久而强大的传统终结。在阿伦特看来，热核战争将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合理的政治判断力。这种政治判断力只有在众多不同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由交谈中才可能诞生。因为“只有在我们彼此自由的交谈中，我们所谈论的世界才会从所有侧面总呈现出来，具备客观性和可见性”。一旦从传统的禁锢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我们将有理由对政治重新抱有审慎的乐观与期待：政治不是对人类自由的威胁，而恰恰是人类自由的应许之地。

《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内容简介：施特劳斯以这部临终文集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真实身份：他是历代思想大家的学生，而非老师。这位学生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老师，不仅因为他以自己一生的思索告诉我们，要在历代思想大家中辨识出真正的老师极为艰难，而且因为他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哲学为什么是柏拉图式的三和弦，而非现代式的三和弦（柯亨-尼采-海德格尔）——如果现代智识人不首先自我审查和认清自己的德性问题，任何急切地想要解决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关切都是自由、太过自由了。

左翼激进政治理论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整体思想的重心。齐泽克政治理论以拉康精神分析学为根基，以拉康精神分析学“空无”概念解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行现实政治批判。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是专家管理和多元利益协调的“治理”，是缺乏真正歧义性“政治”的“后政治”。“后政治”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自由-民主”霸权，以及作为必要补充的现代犬儒主义。

学者对于《王制》的解释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布鲁姆的释义之所以别具一格、极富魅力，在根本上是因为他特出的思想素质和语言才华。他长期浸润在政治哲学中，对于《王制》更是钻研经年，每一个见解、每一处论断都是他深思熟虑、反复孕育的产物，故如河蚌炼珍珠，满篇皆珠玑。加上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流利畅达，说理透彻，富于情感，这就使本书远远超出了一般理论家和学术人的局限，不仅会让已经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思想能力的人读后感到过瘾，还会对于一般大学生和社会读者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这是思想原本就该具有的气质和风貌。所以，本书既是学者深入研究《王制》的必备，又是学生初步探索《王制》的指引，还是更多喜爱经典作品、热衷通识教育的人们借以进行自我提升的好材料。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本书是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第三部分。作者在讨论完卢梭、莎士比亚之后，回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致力于探究爱欲。这位爱的古代哲人，他不但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而且还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来表述爱欲，并对其意义作了一番更为贴切的理性论述。他不但把爱欲呈现为一个表明我们自身不完满的痛苦而贫乏的信号，他还把它呈现为是一个给予的、创造性的信号。他探索了“爱自己”与“爱美好事物”间的张力，“爱欲对家庭的从属”与“爱欲所暗示的自由”间的张力。在爱欲里，他看到了同时达成个体幸福与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

《自传性反思》可谓沃格林（1901-1985）的一幅思想地图。在这部由口述整理而成的著作里，沃格林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描绘了自己各个时期的研究。从群星荟萃的维也纳大学，到美、英、法诸大学，沃格林在游学中不断拓展知识视野，期间的种种细节扣人心弦。
沃格林人生旅程的一个突出部分是他可察知的求索和逐步推进的发现——和他的涉及面之广——去何处寻找帮助和解救，尤其是身处制度性毁灭、知识分子的道德败坏和人格的堕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如何做的？这就是这本小书的实质。
——桑多兹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塑造了现代世界，本书则试图追溯它的起源与形成过程。
本书是由著名政治学者丛日云教授主编的“走向政治文明丛书”的最新一种，邀请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共同参与。内容涉及“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现代早期共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罗马人的独裁制度及其现代影响”“西方现代议会代表观念的起源与形成”“洛克笔下的国家与国王”“加尔文与现代政治思想”“麦迪逊与古今政体争论”“贡斯当与大革命后的自由传统”等。
通过上述议题的设置，本书试图回答一些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话题，例如：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从传统中脱胎而出的？古典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如何孕育了现代政治思想的胚胎？西方政治思想的古今之变意味着什么？受邀的每位作者都从自己擅长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分析，有助于读者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与现代”这一核心议题的立体把握。

本书是米塞斯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秉持极端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经济、政治、历史、法律、科学、文化、婚姻家庭、对外关系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做了全面评论，其中主要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批评性分析。本书问世于苏俄在世界上首次尝试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20世纪20年代初，但迄今为止它仍是全景展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的篇幅最宏富的作品。

★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立场的政治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悖论与危险的思想幽灵……
★20世纪最具争议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经典作品集，刘小枫教授全新编订
★在现代语境中阐发“主权决断论”，守护欧洲法学的传统品质
为施米特思想之基本信念追根溯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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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施米特经典作品五种：
《教会的可见性》（Die Sichtbarkeit der Kirche: Eine scholastische Erwagung）
《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
《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政治的神学续篇》（Politische Theologie II. Die Legende von der Erledigung je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价值的僭政》（Die Tyrannei der Werte. Überlegungen eines Juristen zur Wert-Philosophie）
均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法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欧洲的法学传统与基督教神学有内在关联，施米特借助“政治的神学”这个提法，力图在现代语境中保有欧洲传统的法学品质。本书可以让我们看到施米特法学思想的基本信念所在。
《教会的可见性——经院学思考》乃施米特一系列政治法学论著的滥觞，关注的是基督教教会建制的政治形式意义。
《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讨论的是政治法学意义上的公法问题，在现代语境中进一步阐发了博丹“主权就是谁决断非常状态”的著名论断，已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的经典文献。
《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讨论政治制度建构中的“代表”问题，从韦伯“新教伦理”的对立面——天主教政治法理来看待自由民主现代性的形成及其问题，带出截然不同的现代性问题景观和意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政治的神学续篇——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乃施米特八十高龄时所著，旨在为针对“政治的神学”的大批判展开反批判，相当神学化，但谈论的仍是现代性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其著作中最难迻译的一篇。
《价值的僭政——一个法学家对价值哲学的思考》从法学家立场检讨现代启蒙主义价值哲学，对于了解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思想史批判的理论出发点具有重要意义。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用无数证据捍卫了古典自由主义，是让那些大政府、保姆政府的最后辩护士们闭嘴的令人振奋的一击。大卫·鲍兹用平和的语调，揭示了深藏于美国最深处的理想，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显而易见的尊崇。
——威廉·维尔德
美国这个国家由无数从内心深处信仰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人组成。本书把人们这种内心深处的信仰用语言表达了出来。美国也是一个到处都是政客、学者和自以为是的精英的国家，这些人打心底里不相信自由和责任。本书狠狠踢了这些人的屁股。
——P.J.欧鲁克
在这个年代里，政客们口口声声说，大政府时代结束了，却以此为借口来追求一个更大更糟糕的政府。这时有人能够写一本书，回顾我们传统的每个方面，对古典自EB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描述，并且可读性强，信息丰富，的确是一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大卫·鲍兹的这本入门读物将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结合在一起，杂以各种逸闻掌故，恢复了美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传统，并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件值得赞誉的事情。
——理查德·爱泼斯坦
大家公认“大政府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政府无法履行其承诺的时代，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规模庞大。哪里出问题了？关于人性在政治中表现的哪些基本假设出错了？读一读《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你会找到答案。”
——芝加哥先驱报
出版前言：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在中国的出版象征着两个激动人心的进程：一是世界人民相互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二是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争与国家主义的肆虐之后，和平与自由的理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也许看上去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时机并不凑巧。目前，从法国总统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在宣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完了”。一个美国中左派知识分子甚至欣喜若狂地说：“古典自由主义完蛋了”。这些批评家们是短视的。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法治下的自由。
对于始于2008年末的这场经济危机，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它，搞清楚它的起因。这是一次由政府管制、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自然不可能用更多的管制、补贴和干预来治愈。克利斯托夫•希钦斯在他的文章中说：“次贷与衍生金融工具的恐慌摧毁了我们对信用的信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起因是每个人都被许诺可以得到一切，而结果是每个人都上了民粹主义的当”。

★本世紀最危險的書，看了會崩潰，不看會後悔
★政治大學教授葉浩老師萬字導讀！
★撼動現代社會的根基、挑戰你我的信仰
★世上最宜居之處大多是民主的。為維繫民主，首先要反對它！
在這價值混亂、制度失衡，民主神話即將破滅的年代
人人都應該要有投下神聖一票的權利，錯了嗎？
民主其實很無能？
民主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政治形式。
我們相信，人人有同等的政治參與權，有權利參與選舉、投下神聖的一票。掌握參與政治的權利則讓每個人擁有權力，決定什麼法案是我們所需，什麼人物非我們所用，而這一再抉擇的過程，會讓公民更成熟、社會更建全，但本書《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作者傑森‧布倫南卻說，我們都錯了！
布倫南指出，就現行實施民主政治的結果來看，這個制度顯然不夠好，而且人人有權參與、決定政治的結果，是社會被無知與非理性的選民牽著走，導致我們往往無法得到對社會來說最好的政治結果。民主，其實是效率低下的制度。
‧你是無知的「哈比人」、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流氓」，還是完美選民「瓦肯人」？
布倫南將選民依資訊掌握度的高低分為三類：
哈比人──無知、資訊掌握量低，容易被煽動並選擇支持對自己並無好處的一方。
*例如：投票給政治承諾會發放高額補助，不知道此舉會拖垮縣預算，造成後續連串問題之人。
政治流氓──資訊掌握量高於哈比人，但支持政策與候選人的根據為個人認同的道理，會罔顧事實與真相，支持與自己意識形態相合的一方。
*例如：舉著認同的道理大旗，四處遊說、參與社運、熱烈表達支持看法，往往看似公正、有憑有據地長篇大論，但選擇忽略不利於個人認同之道理的證據。
瓦肯人──資訊掌握量高，深具社會科學知識，對政策的看法不受個人看法影響，而以客觀的方式選擇結果最良好的一方。
*例如：選舉時仔細衡量各候選人政策，投票時不分黨派、不受候選人個人魅力影響、不計任何鄉里人情壓力，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審慎而公正。
布倫南認為，瓦肯人為最理想、最不受情緒、意識認同影響的政治參與者，但現實的情況卻是無知的哈比人與偏頗的政治流氓當道，整體政治走向被民粹引向歪路。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更表明，政治參與以及審議制度會讓公民更加劣化、更無理性、偏見更加嚴重。
‧反對民主，才有修正體制的可能？
面對發展至此陷入僵局的民主制度，布倫南提出一個遭可能萬人撻伐的解決方法：知識菁英制。他認為此時此刻，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新政治體制的可能，不能再毫無限制地讓人們自由參與政治。由知識淵博的理性菁英運行政府、做決策，才是現在我們應該認真考量、實驗是否可行的方法。
民主的缺陷並不足以構成支持權威、走回頭路的理由，為了追求更建全的社會，我們有義務面對迫切待解的民主問題。
布倫南指出了當前社會最重要的難題，來自民主政治的失調。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我們該何去何從？民主這看似現代社會最珍貴的價值，難道真的是過度吹噓的神話嗎？
國內外熱烈討論閱讀
傑森‧布倫南是個奇蹟：他在講道德之前仔細研究了現實情況。在《反民主》一書中，他優雅地導出結論，認為民主參與讓人類忘卻常識與公共行為準則。投票一事並未使我們變高尚；它檢驗的是最佳的美德，並帶出其它最糟的面相。──布萊恩‧卡普蘭，《理性選民的神話》作者
政治哲學的當中的巨大誘惑在於將政治神聖化，而我們迫切需要能教我們倖免於此的方法。在這本寶貴且強而有力的書中，作者挑戰待在舒適圈中的人們和一般人熟悉的政治生活神話，尤其是關於民主統治。相信大多數讀者會讀到許多自己不認同的觀點──我也是──但同時也會發現布倫南的論點難以抗拒，無法確實地反駁。──雅各‧T‧列維（Jacob T. Levy），邁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
布倫南做了診斷，也開了處方，並要求我們立即切除普選制度的毒瘤。不過，畢竟茲事體大，是否該貿然以身試藥，也許還得再考慮一下……──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本書同時適合自由民主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來讀。對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來說，本書的許多論點都是很好的練習題，我們可以去思考民主政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各種民主理論背後的假設和推論過程是否都應該再思量，以及更重要的，去思考該怎麼樣修正現狀下的問題。──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鳴人堂專欄作家
人人都該有投票權，過去黑人和女人不能投票，那是因為過去我們錯了。在現代，全民民主理所當然到你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反民主》裡，哲學家布倫南（Jason Brennan）主張這種看法才是錯的，而且它會讓民主更糟。你有理由看看布倫南的說法，因為如果他是對的，我們麻煩就大了。──朱家安，「哲學哲學雞蛋糕」部落格格主、自由寫作者

《人应该如何生活》是布鲁姆为他英译的《王制》（又译《理想国》）所写的解释性文字。布鲁姆长期浸润在政治哲学中，对于《王制》更是钻研经年，每一个见解、每一处论断都是他深思熟虑、反复孕育的产物。在布鲁姆看来，《王制》强有力地表达了人类对正义的渴求。本书致力探究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终极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可以说，本书既是学者深入研究《王制》之必备，又是学生初步探索《王制》之指引，还是更多喜爱经典作品、热衷通识教育的人们借以进行自我提升的好材料。

【内容简介】
在传统意义上“人民”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但影响了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大卫·格雷伯等理论家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维尔诺则认为：斯宾诺莎提出的“诸众”这个概念，相比霍布斯提出的、在传统政治哲学领域内流传甚广的“人民”，更适合分析当今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席卷之下，谈话和辩论的“专门之处”正在凋亡和消解，纯粹的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消失，我们所拥有的是恐惧和苦恼的完全叠加……
霍布斯憎恨“诸众”这个概念，他把它定义为回避政治统一、反叛、永远不能达成最后协定。但是维尔诺认为，诸众不仅仅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它包含了个性化，模糊的生命政治概念，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闲谈和好奇——让我们去检视新的复数的经历和非代议制民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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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罗·维尔诺在西方学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是意大利后福特主义思想家中的突出人物，最具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与自治论者之一；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大卫·格雷伯等人均受其影响。
◆这部著作延伸至语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对斯宾诺莎所提出的“诸众”这一概念做了精彩绝伦的分析，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面对现代社会困境时的不足，为现代人重新审视群体和个体、个人和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本书收录于“倾向与可能”书系，该书系汇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开放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真相的勇气。我们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

在本书中，作者将斯宾诺莎的《论神、人及其心灵幸福》《笛卡尔哲学原理》《形而上学思想》《神学政治论》《伦理学》《政治论》连贯为了一个具有内在难题性关联的整体，揭示出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性，作者本人无疑继承了他所解读的这种政治的形而上学，并展望了它在当代语境中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后来创造的“诸众”哲学和“社会智能”及“帝国”概念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