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 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 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 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 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 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 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 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 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 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 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 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 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 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 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小说讲述了年轻贵族塞弗林理想中的爱情是两个极端：与一位高贵单纯的女子相伴偕老；或者被他所爱的女人虐待，背叛。可是他所深爱的美丽女人旺达却不能保证对他一生的忠诚，于是塞弗林便请求她成为另外一种理想的类型。他立下合约，自愿成为旺达的奴隶，完全服从她 的意志。他们来到佛罗伦萨，在那里，塞弗林变成了旺达的仆人格列高，并忍受了她所施予各种羞辱与折磨--肉体与精神上的，而塞弗林也在自己所受到的虐待当中不断确认和升华着自己对于旺达的爱情。作者以优美的笔触展现了这段不寻常之爱中的种种细节以及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
该书自出版以来，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各种文学、心理学研究和实践的经典范本。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作者马索克本能地排斥那种对于生活无动于衷或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在现实与幻想，游戏与严肃的交错当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属于两个人的乌托邦。
本书为马索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虐恋文学的经典之作。
男人因为对于女人的强烈的爱而甘愿成为她的奴隶，完全无条件地服从于她的意愿，忍受她施予的鞭打、羞辱与折磨，甚至给予她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力。而他们共同在这近乎于游戏般的现实中摆脱了生活的枯燥与爱情的平庸，发现并释放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欲望与理想。
在现实当中，萨克•马索克也是一位受虐恋者，他的这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文学与心理学价值成为经典，并使得马索克的名字成为一系列性心理现象的代名词，“穿裘皮的维纳斯”也成为两性之间控制与屈服的文化符号。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不仅是性与残酷，并且发现，有时候，当内心的冲动呈现出一种反常或是夸张的形式时，我们就会有那么一瞬间反思自身。

小王子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仙童，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丁点儿的小行星上。陪伴他的是一朵他非常喜爱的小玫瑰花。但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小王子对她的感情。小王子告别小行星，开始了遨游太空的旅行。他先后访问了六个行星，各种见闻使他陷入忧伤，他感到大人们荒唐可笑、太不正常。只有在其中一个点灯人的星球上，小王子才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朋友的人。但点灯人的天地又十分狭小，除了点灯人他自己，不能容下第二个人。在地理学家的指点下，孤单的小王子来到人类居住的地球。
小王子发现人类缺乏想象力，只知像鹦鹉那样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小王子这时越来越思念自己星球上的那枝小玫瑰。后来，小王子遇到一只小狐狸，小王子用耐心征服了小狐狸，与它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小狐狸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肉眼看不见事务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作为礼物，送给小王子。用这个秘密，小王子在撒哈拉大沙漠与遇险的飞行员一起找到了生命的泉水。最后，小王子在蛇的帮助下离开地球，重新回到他的B612号小行星上。
童话描写小王子没有被成人那骗人的世界所征服，而最终找到自己的理想。这理想就是连结宇宙万物的爱，而这种爱又是世间所缺少的。因此，小王子常常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作者圣埃克絮佩里在献辞中说：这本书是献给长成了大人的从前那个孩子。
《小王子》不仅赢得了儿童读者，也为成年人所喜爱，作品凝练的语言渗透了作者对人类及人类文明深邃的思索。它所表现出的讽刺与幻想，真情与哲理，使之成为法国乃至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一部童话小说。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书中收入中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和《封锁》。
《传奇》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五四”开创的新文学运动衍变到此，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可能。
这本《倾城之恋》收入《传奇》增订本的全部，同时在附录部分收入《传奇》各版的作者自序和关于《倾城之恋》的两篇创作体会。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

一直忙于赛车的韩寒，利用赛车间隙，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12万字的首部武侠小说《长安乱》。韩寒在书中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僧人的传奇经历。
武林纷乱，朝廷为了掩盖真相，坐视不理，一时间豪强并起，争夺武林盟主的宝座，首当其冲的就是武林两大门派——少林和武当。
少林派中有一个五岁进入少林的少年，这个少年身怀异禀，天赋不同，玩世不恭。在纷纷扰扰的江湖恩怨中，他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的门派仇杀。他十八岁下山闯荡江湖，一个神秘的老头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得到了老头赠送的当世奇兵，并用它夺取了武林盟主的称号。可是他却最终选择了归隐山林。到底是什么在左右一个少年的命运呢？到底是什么是这个少年——释然、最为珍视的东西呢？

林雨翔也是眼红者之一。初一他去考文学社，临时忘了《父与子》是谁写的，惨遭淘汰。第二次交了两篇文章，走错一条路，揭露了大学生出国不归的现象，忘了唱颂歌，又被刷下。第三次学乖了，大唱颂歌，满以为入选在望，不料他平时颂歌唱得太少，关键时刻唱不过人家，没唱出新意，没唱出感情，再次落选。从此后对文学彻底失望。这次得以进了文学社，高兴得愁都省略掉了……
《三重门》通过少年林雨翔的视角，向读者揭示了一个类真实的高中生的生活，把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展现开来，体现了学生式的思考、困惑和梦想。韩寒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激动着、愤怒着、抗争着、改变着，透过那些犀利的、尖锐的甚至是刻薄的语言，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天才少年的灵光闪现。

长篇小说《红拂夜奔》原为《青铜时代》第二篇。书中插画由插画家胡晓江创作。
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
——王小波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讲述了“我”的生活，为读者展示了一个颇具叛逆性的人物。
初涉社会，人物成长的过程中体会了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以及人心的不可探测，所以许多是作者的真实感受，是渗透阅历的写作。有失望、迷惘，但不断追求。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阿米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
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暌违二十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发现一个惊天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
故事如此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一位对初恋情人恋恋不舍的知识分子，成年后依旧钟情于年幼的少女，视她们为纯洁的小仙女。他在认识了十二岁的少女洛丽塔之后为之倾倒，不惜取得洛丽塔继父的身份以和她共处。在这貌似具有浓郁不道德扭转氛围的情节背后，隐藏的却是主人公一颗善良的心。最终，他为这段情背上了凶手的之名。

化身为帕洛马尔的卡尔维诺，将他对世界的最后沉思，掩映在叙述中，穿透了人生的全部经验，小说出版一年后，因卡尔维诺溘然长逝而成为绝响，意味深长的是《帕洛马尔》的最后一章完全记叙的是主人公对死亡的沉思默想。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称名叫田村卡夫卡——作者始终未交代其真名——的少年。他在十五岁生日前夜独自离家出走，乘坐夜行长途巴士远赴四国。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亲所作的比俄底浦斯王还要可怕的预言：尔将弑父，将与尔母、尔姐交合。卡夫卡四岁时，母亲突然失踪，带走了比卡夫卡年长四岁、其实是田村家养女的姐姐，不知何故却将亲生儿子抛弃。他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仿佛是运命在冥冥之中引导，他偶然来到某私立图书馆，遂栖身于此。馆长佐伯女士是位四十多岁气质高雅的美妇，有着波澜曲折的神秘身世。卡夫卡疑心她是自己的生母，佐伯却对此不置可否。卡夫卡恋上了佐伯，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小说还另设一条副线，副线的主角是老人中田，他在二战期间读小学时，经历过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从此丧失了记忆，将学过的知识完全忘记，甚至不会认字计数，却获得了与猫对话的神秘能力。中田在神智失控的情况下杀死了一个自称焦尼·沃卡（Johnny Walker）、打扮得酷似那著名威士忌酒商标上所画的英国绅士的狂人，一路搭车也来到此地。小说共分49章，奇数章基本上用写实手法讲述卡夫卡的故事，偶数章则用魔幻手法展现中田的奇遇。两种手法交互使用，编织出极富强烈虚构色彩的、奇幻诡诘的现代寓言。佐伯是将这两个故事联结为一体的结合点，而弑父的预言似乎最终也未能避免，因为狂人焦尼·沃卡居然是卡夫卡生父乔装改扮的，真正的凶手也并非中田……

所谓“公路小说”就是以路途为载体反应人生观，现实观的小说。

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韩寒新书的出版将会在中国创造一个历史事件，文章开头“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用一部旅行车为载体，通过在路上的见闻、过去的回忆、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等各种现实场景，以韩寒本人对路上所见、所闻引发自己的观点，这场真正的旅途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似乎逾越了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但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韩寒是“叛逆的”，他“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1988》就此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