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中的论辩》选择了著名的施特劳斯派传人伯纳德特三十年来从对《伊利亚特》的研究到对柏拉图的《泰阿泰德》、《智术师》与《治邦者》的重新思考之后所作的多篇重要研究文章。本书关注的主题丰富，不同论文讨论了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思想等内容，逻辑严谨且极富说服力。这些对古典学的重新思考，为经典文本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评注和参考。

本书围绕中古著述中的纬书内容，以及具体政治活动中所体现的纬学思想，探讨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纬书"相对"经书"而言，主要指"七纬"，包括《易纬》、《诗纬》、《乐纬》、《尚书纬》、《春秋纬》、《礼纬》、《孝经纬》及《论语谶》，其将经义的解释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结合，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在王者仁政学说随宋明理学兴起之前，以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学说为基础的纬学思想，始终是中古政治理论的核心。与之相关的符瑞、灾异、德运、占候、天文、历法、音律、堪舆等内容，是古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并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没有现代政治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是主要的政治符号。本书所涉课题，不仅为中古知识、信仰世界的重要一环，又事关政治起伏与思想跌宕之关系，进而以中古为样本，对理解整个人类历史中政权合法性的塑造也有一定思考。

本讲稿系根据作者2007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
汪晖对鲁迅两个经典文本的再阅读和再阐释：《破恶声论》呈现了鲁迅早期思想中对现代性经典问题“什么是启蒙”的思考与回答;《呐喊自序》则蕴含了鲁迅弃医从文的秘密，揭示了他文学写作的根源和动力所在。
汪晖的读解深入浅出，不仅紧扣文本，而且将文本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从而带领读者逐渐抵达鲁迅思想的深处，并通过鲁迅理解所谓“革命”和“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意义。

著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兴涛先生作品
十六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之力作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的上乘之作
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之旅
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命运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 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

福柯和德里达的作品对西方传统思想形式构成了严肃的挑战，有着显见的重要性和开拓性，但由于其费解和晦涩，至今让人难以接近。作者用这部简明易懂而又扣人心弦的著作，为研读福柯、德里达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本书把焦点放在福柯和德里达之间关于理性、疯癫和“他性”的争论上。博伊恩认为，两位思想家选择了迥异的道路，事实上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在权力和伦理的共同领域会合。

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关联，回应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了解之同情”能否全面反映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如何理解胡适提出的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陈寅恪所说 “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傅斯年如何看待西学？这一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何在？傅斯年、陈寅恪对宋代和清代学术有何看法？傅斯年与陈寅恪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傅斯年留学后学术观念的突变与陈寅恪有何关系？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人对新儒学产生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4． 探讨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的重要议题，把握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从教会学校切入，探讨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后发展国家民族的普遍难题：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全盘西化还是中西汇通融合？在西学与中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争夺中，教会学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探源》梳理“中国哲学”概念的发生及入华过程，探讨跨文化传通与权力渗透的深层关系。《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在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重估白话文的成败得失……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理清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及流风遗泽。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世界历史沉思录》讲述在一封写给尼采的信中，布克哈特说：“我所讲授的历史从来不是人们通常充满激情地称之为‘世界历史’的东西”。布克哈特以世界历史片断的观察者身份来回答有关世界历史本质的老问题，这个片断只是三千年历史当中的小碎块，但是正因为它是一个片断，人们可以确确实实地认知它。从众多的碎块中，他体会到了整体。他从中找到的并不是一种统一的基本思想，而是多元的潜能。1868～1873年，布克哈特先后三次讲授“历史学习导论”课程。他要让学生对三千年的历史即所谓“世界历史”的概貌有所了解，同时还要说明这段历史的内部结构以及它的流程。1905年，经后人整理，他的讲稿以《世界历史沉思录》为名出版。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从分析辉格史学出发，指出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
在1931年发表的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这一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他在“前言”里就指出——本书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实质上，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而是涉及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
巴特菲尔德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一书对后来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取向影响颇大。为方便中文读书界参考，本书另附一篇巴特菲尔德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古代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人类自由的心灵创造出许多种类型。谁想要知道如今称之为历史学的是关于什么，就必须理解这个类型的多样性和它们的起源。
在本书中，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告诉了我们，希腊史学、希伯来史学与波斯史学之渊源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希腊史学伟大的修昔底德传统和希罗多德传统的兴衰与希伯来史学在《马加比书》出现之后消失的原因，以及希罗多德传统、古文物学者到现代社会学的传承和这个统绪与源自于修昔底德传统的古典—现代史学的对立、融合；作者还指出，罗马人接纳了希腊史学，并创造了民族历史的书写形式，这种接纳从此决定了欧洲史学的未来：欧洲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古典特性即来源于此；最后，作者叙述了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首创的基督教会史学，它受到希腊史学多方面的影响，却又有超验的意义，以使徒传承和教义正统为支柱，创造了关于神圣制度与普世教会的历史，其对历史进程赋予意义的天命观，在18、19世纪开始渗透进现代历史的书写，促成了历史哲学的出现，而随着现代的兴起，又因基督教与人间事务的深刻纠葛，使得教会历史存在的权利被广泛地质疑。
历史学将走向何方？作者问道，历史学与社会学还会继续分离吗？教会历史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将会如何？现代历史哲学与现代史学最终是否能协调一致？一切疑问的解答与对未来的预言依然有待我们再一次回到一切历史的开端之处。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讲述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著作，全景式地研究了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库尔提乌斯认为，以往标准的“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的文学划分方法，割裂了这几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对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欧洲文学，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惯用语、隐喻、表达方式、主题等阐释它们同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因此，库尔提乌斯将中世纪拉丁文学，视为古代文学与后来各民族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如此一来，便将从荷马到歌德的欧洲文学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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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代表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语言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经典。作者以博洽的学识、丰富的材料，以及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展示了欧洲文学从古代到近世的演变，尤其阐明了拉丁中世纪在当中所起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部煌煌巨著现在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译者参照几种译文，补译了德文本第二版增加的内容，是目前最完全的译本。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西方学术研究的了解，而且对提高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也能提供一种典范，给我们以激励和启发。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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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论的是欧洲文学，心怀的却是拉丁中世纪；谈的是诗文类型、修辞形式和主题套式，其忧心之处却在人文传统、信仰根基和欧洲未来的命运；用的是古典学探幽索隐的方法，却在瞩望涵容天下的境界。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编辑推荐：
《图像的肉身》从“可见性”的角度对肉身的解读，不仅是对概念本身的梳理与明析，更是对梅洛-庞蒂感性哲学的进一步深化，尤其通过对新的观看方式的描述、以独到的艺术视角对图像在当代文化中特殊地位的分析，一步步呈现出由艺术到政治、渗透于生存经验之中的肉身哲学亦即对存在之境的敏锐体悟。本书从现象学的视角对于图像文化的反省非常独特，深刻又轻盈。
内容简介：
在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有许多诗意而富于洞见的哲学表达，极好地阐明了当代图像与人的关系。
本书中的思考邀请我们踏上一条非常规哲学（a-philosophie）的道路，在生活的体验与反思中寻找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共存”。这是哲学有待完成的任务、是思想本身的任务，它引导着我们不断从当前体验世界的方式出发，对其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它是梅洛-庞蒂哲学为我们留下的疑问和挑战，也是这一有待完成的思想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

《中国史学史》内容简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
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本书是雅各布·布克哈特于1865—1885年间在巴塞尔大学教授历史课程时的讲稿，最初的德文本由埃米尔·迪尔整理，以《历史段章》为题出版。中文翻译依据的是自由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哈里·琼的英译本《论历史与历史学家》。为标明此书的讲稿性质，中译本决定采用与德文本相近的书名——《历史讲稿》。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宋明理学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标志着理论思维的时间维度，它不能完全跨越时代的有限性，因而今人在诠释、评价宋明理学家时，应把他们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维结构的环境中，来审视他们的理论思维的价值和意义。作者不能依据现代的理论思维所达到的水平去要求古人，指斥古人，而只能根据他们比之前人的理论思维水平超越与否、有哪些创新等等来理解、分析古人及其文本，体贴、领会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 ，使作者对宋明理学有深切的体认，准确的评价。这次修订就基于这种认知删去理学家所处的时代所不可通用的思想观念，使对文本的诠释，对理学家历史上位、作用、影响的评价更契合事实。

罗伯特·诺奇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被检验的人生》一书中,诺奇克以才华横溢的思辨方式,传承苏格拉底的精神，探讨了亲情、爱情、性、幸福以及大屠杀、宗教信仰、政治和智慧等人生重大问题,旨在揭示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使哲学重返人生这一最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