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国的大国梦
学习与仿效、毁灭与重生背后的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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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由英国著名日本史专家肯尼斯·韩歇尔教授撰写，其日本现代文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再加上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能够全面讲述日本文化、文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并对日本人的价值观与传统做法及其对日本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剖析。
☆本书不只单纯讲述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发展历程，更着重于检视日本造就“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现实与理想的调节、对集体权威的服从、对成功与野心的使命感、在道德上对善与恶的宽容、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对强国的学习与仿效等。
☆全书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每一章均可作为单独的专题来阅读，且均有综述与摘要列表。此书可说是研读日本史的最佳也是最新的教材，对普通大众而言，更是一本了解日本及其历史的轻松读物。
☆图文对照 结合原书内容，编辑和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叶渭渠研究员精选了大量精美而有趣的插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并撰写了丰富多样的图注，延伸、补充或说明作者观点，冀以更好地展现原作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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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讲述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发展历程，检视日本历史上所造就的“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现实与理想的调合、对集体权威的高度服从、道德上善恶的界限宽容、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国家使命感、善于师法强国的民族心理等。全书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每一章均可作为单独的专题来阅读，且均有综述与摘要列表。此书可说是研读日本史较佳且较新的教材，对普通大众而言，也是一本了解日本及其历史的轻松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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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日本小史》是继《菊与刀》之后日本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一本能够吸引专家、学生和广大普通读者的非凡之作。
——肯·科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学教授
日本具有悠久的光明、和谐、开明、壮美的历史，也有过短暂的黑暗、暴力、野蛮、脆弱的历史。这部《日本小史》，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观点出发，观察和梳理了日本历史进步与反动的两重性格的演化，论说了正如日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所说的一个“美丽的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所说的另一个“暧昧的日本”，加上出版者紧密地结合历史进程，配上百来幅精美的图片，在读者面前理性而形象地展现了一个趋于真实的日本。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原名《中国佛教史》，征得作者同意，将译本名为《简明中国佛教史》。本书提纲挈领地对中国佛教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写得简明易懂，可以当作中国研究佛教史的入门书。
然而他没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述，这是“不足”之处。
－－TEVEN.cn

求神问仙是中国中古时期宗教表达的重要形式，也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中古时期的仙和修仙者都被描绘成一群神秘、隐匿的人。而康儒博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的看法则大异其趣。康氏认为，仙并未脱离社会，仙仅仅是诸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宗教角色，且在这种映照之下得以成立。修仙者不是绝世的，他们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求治病救人、预测未来、述异志怪的能力。该书融合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和坚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在此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修仙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它对修仙作为一种社会氛围的描摹非常新颖，它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理解其他社会中的圣人角色也具有创造性。该书先后获得美国宗教学会2010年度宗教研究杰出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2011年度列文森奖。

本书收录八篇于1974—1991年间发表的人类学史论文，主要关注两位在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发展和人类学学科制度化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人物：鲍亚士与马林诺斯基，并讲述作为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田野工作的兴起，及其符码化与神秘化过程。
全书涉及人类学史的几个重要主题：人类学的“浪漫原始主义”；人类学与更大的社会政治场域的关联与冲突；其“科学”志向与获取“素材”的主观方式之间的张力，等等。作者利用诸多不同时间、地点的民族志作家的田野报告及未出版的手稿进行深入研究，以历史的眼光对人类学的“神话”进行审视，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学“文化”的深刻洞见。

本书将奥古斯丁及其《上帝之城》置于西方思想史的古今变化的脉络里，从多个层面——“心灵秩序”、“原罪”、“历史”、“末日”等——对这部浩繁的巨著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并对奥古斯丁写作本书的历史背景和心理动因，以及他对后世的广泛影响与后人对他的挑战和批判，做了相应的陈述和分析。

本书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专著。作者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受到的家庭影响和社会联系，讨论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以之与毛泽东等人加以比较，指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思潮在客观上的联系。他对梁漱溟早年精神危机作了心理学分析，对梁漱溟的反都市主义作出了独特评价。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洪修平教授的代表作，《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禅宗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全书充分参考近代以来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等禅宗史料，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对中国禅宗思想之源、东土五祖禅法之展开、禅宗的创立与南北禅宗之分化、六祖惠能的禅学思想特色、五家七宗之禅，以及禅宗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与探讨，特别是对惠能禅宗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的禅学心论以及在佛教基点上的三教合一，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是研究中国禅宗和禅学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曾获得首届“汤用彤学术奖”、江苏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国家教委1978～1994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出那句著名的箴言“自然爱隐藏”到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存在”和“解蔽”的方式对这句话进行解释，《伊西斯的面纱》对自然的秘密这一概念的讨论涵盖了近2500年的历史，从揭开面纱这一隐喻的角度追溯了人对自然态度的演变。
阿多以头戴面纱的女神伊西斯这一寓意形象为线索，追溯了思想家们对赫拉克利特箴言“自然爱隐藏”的诸种解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态度或实验探索的态度，主张用技术揭开自然的面纱，揭示她的秘密；另一种是俄耳甫斯态度或沉思的、诗意的态度，认为像这样去掉地球的遮掩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和罪过。而从18世纪末开始，伊西斯的面纱渐渐不再指自然的秘密，而是指存在的神秘，这一传统一直持续至今。

作者在考察唐宋士人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转型的基础上，以“斯文”为核心概念，围绕“学”在士人身份确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学”的内涵由文化向伦理的转向，细腻勾勒了唐宋士人价值观演变的轨迹。

《宋明理学史(下)》的编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编撰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撰著任务以及《中国思想史纲要》、《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撰著任务。根据这个原则，发为实事求是的笃实的学风，是我们所应当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论，同志们都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诚然深信，亲身发掘的实际资料比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百，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需。如果有所未尽或未尽惬心，必认真求索，以图稳洽。

《宋明理学史(上)》内容简介：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

本书源于作者刘小枫出版于20年前（即1998年）的旧作《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后半部分。修订版延续了旧有的观点，修改了一些语词、句子和标点，使得表达更为准确，注释方式也尽可能符合现在的格式规范。
本书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
20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20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当西方佛学研究进入所谓"拥抱异类"和倾听多音化的时代，【1 】汉语语境的佛学论述似乎仍然满足于在比较狭隘的历史和解释的叙事范围内进行研究。作为禅学的思想考察，尽管随着本世纪初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敦煌文书的公布，学者们开始重新审查传统灯史的可靠性及其写作背景，以冀重建新的禅学思想史。在方式上，由于过分相信新的史料所带来的富有革命性的创见，以历史文献为主而辅以必要思想解释的方法结构遂成为中国现代禅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一汉学方式的价值信念，经过现代性的理性包装，使学者们认定，通过对原始文献、考古材料的校勘解读，可以填补历史的时空距离，去重构传统禅学的本来面相。这种雄心勃勃的英雄主义所激发的文献知识学范型，一方面使汉语禅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特别是有关唐代禅学的文本研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拓展，并与日本同行一起重新建立了早期禅宗发展的历史系谱。

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一般来说，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但是，按照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就出现了，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旧的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它在欧洲的反复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1]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急于摆脱过去而欣喜地拥抱当前和未来的现代。这样的现代为求新的意志所主宰。但是，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在时间断裂的意义上，只是针对中世纪。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只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斩露头角。
……这本小书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着手――这毫无疑问是考虑到了叙述的方便。事实上，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在其中，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

《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由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撰写，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图书。全书包括六篇十五章以及附录，word字数约50万字。
在近代中国，“自然”和“人”是两个其含义发生深刻变化的核心概念，它们既保留着中国古典思想传统的含义，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时代变迁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本书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自然”和“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那里的不同意义，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它们的意义在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发生的各种变化。

★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一己之力写尽人类智力全貌。
★上至直立行走和火的使用，下至粒子物理和精神分析。
★突破朝代更迭的撰史常规，思想才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泰晤士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Q1：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圣贤为何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
Q2：黑暗的中世纪后，欧 洲如何实现了对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赶超？
Q3：你知道自己如何思考，但你知道人类经过了多少阶段，才能这样思考吗？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这是一部依思想撰写的通史，历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能够激发那些勇于探索心灵的人，去寻求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历史。
——《泰晤士报》
本书全面涵盖了人类智识的种种发展，这样一本卷帙浩繁的书，原本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其中，但沃森以其强大的叙述能力，将全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并点亮了其中的知识信息，一本历史杰作诞生了。
——约翰•格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思想的历史值得这样大书特书。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官》主编
本书对“思想”的定义，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将直立行走、取火等思想产生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纳入其中，极大地完善了思想的谱系……书中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设想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也必将激发所有读者。
——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历史学家

邱立波著的《礼法与国体》收录讨论汉代礼法与国体关系问题相关的论文六篇。这些论文，最初是在作为中国法律史或中国经学史的传统课题被构思的，学与思的过程中，曾尝试过诸如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思想史等诸多研究工具，但时至今日，我渐渐觉得，将它们放在“封建与郡县”这个旧题目下、结合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国体的大变更来理解，似乎更能穿透被很多学术修辞弄得含混的方面，更能帮助人们回忆起若干更加值得关注的政治—历史课题。——说一句僭越本分的话，这次国体变更，联系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世界意识，也与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为了将这个课题推向深入，人们必须不畏艰险地重启与中国有关的世界—文明—历史的沉思。

《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尽管今天禅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领域，在这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有从内在体验出发的探讨禅思想，有立足于后现在理论阐发禅思想，有从文献考据学研究禅宗，有对禅宗历史进行艺术演绎和意义发挥，但是作者与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像通常那样把禅宗依照时间、宗派详细解释，而是首先依据各种文献梳理禅学发展脉络，把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每一个阶段的特征。这样让人对于禅宗理解不再是几个宗派的简单认识，而是不同时期的禅宗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它具有何等的特征与形态。

《中国禅宗史》是当代中国人写的第一部禅宗历史著作，对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禅学的中国化、牛头宗在中国禅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坛经》的成立与演变、曹溪禅的发展和分化过程以及最终又“众流归于曹溪”的历史做了系统的考察，勾勒出从印度禅向中国禅转化的历史和逻辑线索，弥补了以前禅宗史研究的缺陷，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1973年，日本大正大学因此书的创见而特别授予印顺法师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