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传习录》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因各种原因，今天仍未有超过他们的著作问世，一部是陈荣捷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另一部就是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
陈著长于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主要《传习录》的评注，但对《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中的思想观点有何关联，却未免有所疏略，即陈著的着力点在评注而不在于义理阐发。
邓著在《传习录》版本的把握以及在文字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然稍逊于陈著，但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和考辨，这就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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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民先生的王阳明研究是80年代大陆王阳明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传习录注疏》即是放在今天，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邓艾民是著名学者陈来先生的硕士导师，是其朱子、阳明研究的领路人。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是一本从中国学者自己的思想视野出发对古希腊哲学的正本清源之作。它不重在知识的梳理与介绍，而重在思想的分析与检讨，上溯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下迄公元6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上下1200余年的古希腊哲学，深入其思想内部，探寻其内在的本体 论和认识论的思想根底与究竟，力求勾勒出西方思想最初的源流与脉络，指陈其思想深处的得失与转捩，阐明其对二千余年西方思想的奠基意义与形塑作用。
西学东渐近百年，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讲清楚。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途径，其中一条道路就是首先从文本事实说起，《西方思想的起源》的任务就在于此，在作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之途。《西方思想的起源》的出版，将会为西方思想的起源的专门研究树立一个值得称道的标杆。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先生力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承乏先师陈守实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席，迄今已逾三十年。就寡闻所及，国内近数十年专究历史观念史的论著本就稀见，而以正统论为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专著更未发现。我所见而又是同行公认的力作者，唯饶先生这一部。”
本书从立意到粗成定稿历时五年。为了“穷其源委”，饶宗颐“淹贯乙部，旁通别集，为独立之探究”，最终如愿取得“融会之效”。
本书的编纂形式独具一格。通论十三篇，在细致梳理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纵论正统论的提出、演变和论争的史实。资料三大篇，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历代有关正统论的史料原文，末附出处，间附以按语，或者考证史料，或者补充作者生平，或者驳正观点等。因此，本书既是史学专著，又是史料汇编，史与论实现了有机融合。
本书最早于一九七七年九月由香港龙门书店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六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本次以龙门书店版为底本，认真编校后再版。朱维铮先生书评代序，书后附作者一九九九年答朱维铮信。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历来讨论热烈。饶宗颐先生费时五年，深入研究，穷其原委，成就鸿篇。本书分为通论、资料两大部分。通论部分包括十三章，大体上按照时间先后细致梳理历史上有影响的、不同形式的正统之论。资料部分包括三部分，按时间先后，列举历代论述正统论的文字。编纂形式独具一格，既是史学专著，又是史料汇编，两者有机结合。本书一九七七年香港龙门书店初版后，即引起学界关注，是饶宗颐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本书是由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日本重要汉学家关于中国近代以前思想、文化的论集。全书分为上篇“中国的思维世界”和下篇“礼治与政教”两个部分。上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通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理观、术数学以及天谴论、人性论等，时间范围则自上古至明清，论述的对象有董仲舒、朱熹、许皓等重要思想家。下篇则主要围绕“礼治与政教”的专题展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官方及民间繁复的礼制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政治意义，如古代皇帝的朝政礼仪、祭祀礼仪、建筑所体现的礼仪、民间社会中的礼仪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从大量史料出发，包括正史、文集、笔记、考古材料以及社会史文献等，分析细致，见解深刻，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有借鉴意义。

萌发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对传统审美的全面反叛，小说、绘画、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设计、电影，几乎所有艺术形式皆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颠覆。两百多年来，现代主义余韵未消，当年的文化先锋们仍深刻影响着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缘何而起？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能量？在这本关于现代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彼得·盖伊将“现代主义”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个个现代主义风格代表人物或一件件名垂艺术史的经典作品，他以波德莱尔为这一波澜壮阔的研究揭开序幕，追溯了现代主义最初如何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于巴黎。随后，马尔克斯的小说、毕加索的绘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盖瑞的建筑等轮番出场，盖伊在书中将它们或相互比较，或相互融汇，以博学且风趣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会，而现代主义发展、壮大直至衰退的过程在其中得以清晰的显现。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
战后最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

本书作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初版用德文写出，1915年出版，1919年又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英人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大利文版译出英译本，这本中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克罗齐的著述甚多。在本书之前，还撰有《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等书，以后他将这三本书连同本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合并，命名为《精神哲学》，卷次即依此排列，本书列为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并构成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克罗齐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又杂以康德以及奥地利的马赫和法国柏格森的观点，带有折衷主义的特色。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尊君、造“士”、大一统、改制、三纲六纪、“国宪”《白虎通》……
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
坚持道德洁癖，抑或与统治权力结合？
儒者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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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

此著基本上是以研究日本思想史为主的，题目设定为“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视座：首先是把日本思想史的视野扩大到东亚的框架，既要打破战后日本学界的“西欧中心主义”，同时克服随着经济高速成长出现的“日本中心主义”，注目于曾被上述两种倾向忽视的、与日本关系最密切而且交流历史最长的东亚。第二是采用与王权相关的手法谈思想，作者认为“思想”不仅是思想家所构筑的理论体系，作为思想的元素，人们的感情、感觉和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东亚诸国不同的王权体制对思想有重要影响，不能无视了这些历史脉络而单纯地看思想文本。《东亚的王权与思想》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尝试。
此著是由渡边浩数年来撰写的论文编辑而成，因他的这些论文的价值被东京大学出版会发现，便被编为一本论著出版。出版以后，对日本的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渡边浩本人的声望也迅速达到了日本学界的顶峰，今日依然如此。
本书为日本学者渡边浩研究东亚中世到近世思想史的专著，分析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的思想历程，作者是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史方面的专家，该书以日本思想史和社会史为主要视界，对比中韩两国政治思想发展脉络，重点分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内部政治、社会和思想的互动，以及近代其与西洋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变化。作者论据翔实，论点鲜明，对很多东亚思想和政治史问题都提出了极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译者翻译风格平实，能够较好传达原文之意，同时具有可读性。
该书出版将会为我国东亚政治史、思想史和中日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宋明理学是对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化解，是价值理想和道德形上学的重建，是儒释道三教融突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造极”。理学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标的。
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哲学概念范畴的发展史，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和哲学家哲学体系，都是由诸相互联系、作用的哲学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或结合方式构成的。
《宋明理学研究》再现各哲学家哲学的面貌，并阐述了理学的称谓、分系、特色、发展阶段、范畴结构演变、时代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影响和评价。对宋明理学重要哲学家的身世、生平、哲学逻辑结构、哲学概念的分析及内涵作了深入仔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解读、体认宋明理学很有帮助。

本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揭示宋明理学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作者曾在北京大学开“宋明理学”课程，即以此为教材，本书内容全面、叙述简明，适于教学和自学之用。虽为教材，书中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知识点，比如对于唐宋变革之际的庆历时代知识群体，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专辟出一章（书中第二章）着重拈出。

本书对近代以来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兴起、发展、演变的早期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东亚史”的宏阔视角，描摹出一幅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萌芽、发生和展开的“地图”。
附录《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系日本德岛县立图书馆所藏冈本韦庵文书的一部分，直观而细致地展现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变迁轨迹。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王汎森编著的《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精)/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是“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丛书”之一，以作者的讲演稿为基础加工而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分析，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现象，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思考。

《沟口雄三著作集：中国的公与私·公私》([日]沟口雄三)加微信[soweinc]每天分享好书和来自全球的书友一起学习交流.微信好友低至5折.随时售后保证.作者:沟口雄三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装订方式:精装版次:第1版开本:32开出版时间:2019-05-01用纸:胶版纸页数:302语种:丛书名:类目:哲学/宗教|中国哲学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它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最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本书是傅斯年的一部重要的历史学著作。此书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从甲骨文钟鼎彝器直到先秦典籍中有关“性”、“命”二字悉数统计，以音韵、训诂、考据方法，通过字形寻求字义。在探求古字演进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探求其演进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性”、“命”两字的解释来梳理孔、孟、荀、墨诸子思想，最终得出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的结论。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本书稿尝试以诸子百家的视域作切入点，结合政局发展、政治制度、社会变迁及学术传播等不同方面来分析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之形成、发展及实践过程，并展现有关思想在社会与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探讨汉代以后的君权传承模式是怎样被塑造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