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性的核心，是假定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它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塑造而成。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本书试图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角度，从欧洲、中国乃至跨国公司等论域，探讨多元现代性的相关问题，参与讨论者为艾森斯塔德、魏斐德、杜维明、金耀基等世界知名学者及理论家。这些视角和理论、经验与展望，有助于加深读者对现代性的各种互不相同又彼此关联的理解，以及对世界的总体理解。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问题，是个真正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话题。即使是在历史上，它也是个士绅和民众都非常关注，并且为之付出许多努力的问题。对于理解历史上文化之共享与互动，了解山西以至华北历史，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更值得探讨的是，大槐树移民传说和广东的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客家的石壁村移民传说等等传说，所反映的地方历史变迁的过程。这个问题牵扯到历史时期区域开发的问题、宗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士绅的问题、族群的问题，特别是军事制度的问题。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或者比较准确地理解这类传说的产生和流布。这一步步深入的过程，也正体现了作者关于区域社会史或者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和阐述。

全书以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0年为时段，聚焦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展览”问题，介绍了这一时段的多个重要展览，包括展览的目的、组织以及面对的挑战。这些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吸引了许多实验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和独立策展人的注意，促使他们投入到互相关联的活动和讨论中去。许多具有鲜明原创性的展览被构想和组织，许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也是为了特定的展览创意和制作的。在所有这些方面，关于展览的问题不只关系到展览本身，而是与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功能、意义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密切相关。在当代艺术于21世纪初获得“正常化”以前，这些活动在90年代下半叶构成了一个“展览的瞬间”，其强度和凝聚力在世界艺术史中也不多见。
将近20年后的今天，当代艺术的展览已经成为中国美术中母庸置疑的一个重要部分，数以千计的当代美术馆、画廊和其他展示场所日新月异地向国内外观众推出新的展览。但是实验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磋商仍然决定着当代艺术的的身份和社会意义。90年代的历史经验对于思考这些问题仍具有实际意义，这些经验也是在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中需要被重视的一个方面。

莫扎特提倡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纳粹思想尽管明显不相容，第三帝国仍将这位伟大作曲家的音乐用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本书作者艾瑞克•莱维查阅了期刊、日记、演讲稿等大量档案材料，再现了纳粹利用莫扎特建立自己文化及政权优势的史实。

著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兴涛先生作品
十六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之力作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的上乘之作
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之旅
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命运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 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
本版增补了两篇文章，续写《马丁•盖尔归来》之后作者新的研究尝试和理论思考，为“故事之故事”提供了精彩的素材。
人们只能敬佩娜塔莉•戴维斯的这部重要著作，她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摆脱了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偏见……电影是一部巨片，但娜塔莉•戴维斯的书更加出色。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纽约书评》
本书以活泼的散文风格写成，可读性强，但并未流于简略。《马丁•盖尔归来》也许是继芭芭拉•塔克曼的《遥远的镜子》之后，叙述最生动、资料最丰富、最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它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罗伯特•C.坎波，《西雅图时报》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个独特故事的最细致的描述。娜塔莉•戴维斯建构了一部社会史杰作，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那些不懂读写、因而也没有留下记载的16世纪农民的生活。
——琼•斯特劳斯，《新闻周刊》
娜塔莉•戴维斯将一个成熟学者的专业技巧、业余读者的好奇心以及轻松愉悦的文风糅合在一起……在可能和局限、角色和处境之间，戴维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平衡。人物被放回到历史之中，同时又没有脱离社会和政治的因素。
——帕特•奥夫德黑德，《乡村之音》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收录了负有盛名的法国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关于中世纪的研究文章，论及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等概念，通过这些研究来审视中世纪社会的历史。作者结集展现这些文章是想对后工业时代西方的历史人类学的建构有所贡献，为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元素。

这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书写研究以及（后）殖民批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深入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普拉特细数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既关注帝国主义事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宗主国文化，也关注从属的、边缘的接受端文化，并强调两者接触之时产生的互动。本书史料详实，叙事生动，将会带给读者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新认识。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是一本从中国学者自己的思想视野出发对古希腊哲学的正本清源之作。它不重在知识的梳理与介绍，而重在思想的分析与检讨，上溯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下迄公元6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上下1200余年的古希腊哲学，深入其思想内部，探寻其内在的本体 论和认识论的思想根底与究竟，力求勾勒出西方思想最初的源流与脉络，指陈其思想深处的得失与转捩，阐明其对二千余年西方思想的奠基意义与形塑作用。
西学东渐近百年，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讲清楚。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途径，其中一条道路就是首先从文本事实说起，《西方思想的起源》的任务就在于此，在作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之途。《西方思想的起源》的出版，将会为西方思想的起源的专门研究树立一个值得称道的标杆。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研究了法国旧制度对文化、写作、图书出版的控制以及禁书如何在控制下的出售。作者探索了这些所谓不好的书文化与政治意义，同时介绍了三种影响极深的销售最好的禁书及其读者。本书中，作者把目光转向了出版和阅读的历史，通过对审查体制的考察来研究旧制度，并表明18世纪后半叶法国的色情、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

徐连达，1931年生。浙江省临海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专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及隋唐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著有《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为已故陈守实教授整理《中国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吴浩坤、赵克尧合编《中国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及《中华名著要籍精诠·社会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

萌发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对传统审美的全面反叛，小说、绘画、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设计、电影，几乎所有艺术形式皆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颠覆。两百多年来，现代主义余韵未消，当年的文化先锋们仍深刻影响着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缘何而起？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能量？在这本关于现代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彼得·盖伊将“现代主义”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个个现代主义风格代表人物或一件件名垂艺术史的经典作品，他以波德莱尔为这一波澜壮阔的研究揭开序幕，追溯了现代主义最初如何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于巴黎。随后，马尔克斯的小说、毕加索的绘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盖瑞的建筑等轮番出场，盖伊在书中将它们或相互比较，或相互融汇，以博学且风趣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会，而现代主义发展、壮大直至衰退的过程在其中得以清晰的显现。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China's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aw an unprecedented explos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oodblock-printed books. What can surviving traces of that era's print culture reveal about the makers and consumers of these books? Home and the World addresses this question by carefully examining a wide range of late Ming books, considering them not merely as texts, but as material objects and economic commodities designed, produced, and marketed to stand out in the distinctive book marketplace of the time, and promising high enjoyment and usefulness to readers. Although many of the mass-market commercial imprints studied here might have struck scholar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 as too trivial, lowbrow, or slipshod to merit serious study, they prove to be an invaluable resource,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ir readers'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stage of early modernity and to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s of textual, 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 On a more intimate scale, they tell us about readers' ideals of a fashionable and pleasurable private life. Through studying these works, we come closer to recapturing the trend-conscious, sophisticated, and often subversive ways readers at this important moment in China's history imagined their world and their place within it.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内容简介：在一幅绘画中，一名荷兰军官倾身向前，正对着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女子站在窗口，掂量着几枚银币。在第三幅画中，水果从瓷碗中滚出，滑落在一条土耳其地毯上。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向来以美丽与神秘征服世人：这些描绘精巧的动人时刻背后隐藏着何等奇妙的故事？正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图画的含义似乎十分私密，但它们实际上为世人打开了通往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的大门。
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
卜正民追溯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Delft）的客厅里。一位法国客人曾写道，荷兰码头“货品的丰富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维梅尔的帽子》恰恰展示了荷兰码头的库存何等丰富，以及人们攫取全球财富的迫切贪念如何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造，改造世界的彻底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提供的丰富内容，让我们对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及其所描绘的年代有了全新的理解。

《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从唐代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内容——礼制制度层面的描述入手，以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分析，深入文人的精神世界和由此生发的文学领域，较清晰地呈现了礼制、文人、文学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作者还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对吉、宾、军、嘉、凶五礼制度下唐代郊祀、封禅、挽歌、朝贺、巡狩诸礼的历史源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演化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洞微烛幽的考察，关注到礼制文化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多维价值。并以杜甫的“三大礼赋”、敦煌书仪《甘棠集》为个案，分别对唐代文学中所体现的礼制和作为文学的礼制作出了独到的阐释。《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实证相结合，学术史的反思与问题意识并重，既有唐代礼制与文学关系的总体考察，又有从五礼角度进行的系列专题研究，从而为唐代文学研究展开了面向礼仪制度的一章，为唐代制度与文学、唐代文化与文学这一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例证。

《鼎盛与革新:隋唐至明中叶的精神文明》对唐宋时代丰富多彩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涉及思想、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等诸多方面。在引领读者浏览唐宋时代令人惊叹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自魏晋以来日益繁荣的多民族交流、中外交流及其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给予特别关注。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简素”与“崇物”是已故日本儒学家、思想家冈田武彦晚年对日本文化特质和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所做的高度概括。“简素”是表现形式上的抑制，是华丽的极致；“崇物”即对万物充满崇敬和感激。作者的概括，是建立在对日本人的性格特质，日本的语言、文学、书画、雕刻、建筑、庭园、料理、陶瓷、 茶道、武道、音乐、神道、宗教等的透彻解析，及对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之基础上的。

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审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存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