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以一种更具联系性与整体性的（而非追溯性的）视角，通过研究宋金元时期南北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庸》与道统观念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11至13世纪乃至13世纪以后文化权力（cultural authority）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之间的某种复杂关系。第一部分侧重于研究与朱熹观念不同的思想家的《中庸》与道统观念，第二部分则集中探讨元代郝经对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和文化权力的观点，其中亦包括郝经的《中庸》与道统观念。两部分相互关联，有机结合，突破了以往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上对特定谱系上人物的过度关注，阐明了朱熹逝世之后至13世纪，朱熹的思想遗产在南北方的存续与发展。

從中央歐亞的草原出發，
克服大中華主義與歐洲中心史觀，而看到的唐朝是……
安史之亂其實不「亂」，它是「登場過早的征服王朝」，
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是歷史的必然。
徹底顛覆課本中的唐朝印象，也徹底顛覆想像中的絲路觀念！
──前近代的「絲路」，不單只是「充滿浪漫的東西貿易線」，而更是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交流以及戰爭的現場，亦即動盪的世界史的舞台。
──不知道「絲路地帶=中央歐亞」的歷史，就無法理解世界史巨大的潮流。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站在「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觀點，以淺顯易懂，且異於西歐中心史觀或中華主義思想的方式來加以記述。換言之，以遊牧騎馬民族集團與絲路這兩大主軸為主，重新檢討歐亞世界史，意即前近代的世界史。
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歐亞的乾燥大草原地帶上，擅長騎馬的遊牧民集團登場，成為擁有地表最強的騎馬軍團。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牽動歷史走向的一大契機是軍事力，他們的動向自然就成了牽動世界的原動力。本書透過騎馬遊牧民族與唐王朝的興亡，徹底轉換「觀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論述何謂「民族」？何謂「國家」？
■ 唐朝的本質再發現！
——唐朝絕不是狹義的漢族國家，其本質是拓跋國家。
擔負起世界帝國──「唐」的建國的，實際上究竟是那些人群？是「漢民族」嗎？如果是，漢民族的實體又是什麼？
本書作者指出，一般的中華主義史觀，把唐朝看作是中國史的黃金時代，也是漢族的黃金時代，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思想，不過是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近代主義的虛構而已。實際上，「漢文化」與「唐文化」是不同的，所以唐代的漢族應該稱為「唐族」才正確，不只如此，唐代的漢族、漢文化到了遼金朝的時代再度改變，之後到了加入蒙古族與色目人的元朝，更是變化甚鉅，最後則是由滿洲人統治的清朝登場。
唐朝是以異民族為中心，吸收了以漢語為首的中國文化而建立起來的國家，或者至少應該說，是擁有異民族血統的新漢族所形成的「唐族」國家。這是唐朝的本質。而唐朝的世界主義、國際性、開放性，正因為它是由漢族與異民族的血統及文化在混合後產生出的能量。這與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的強盛是相通的。
本書透過各種古代土耳其語史料，顯示中央歐亞東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稱呼唐朝或唐帝國為「拓跋」（Tabγač）。故此，從中央歐亞史的觀點來看，唐朝不是漢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
■ 安史之亂的「亂」是漢人視角
──從中央歐亞視角出發，安史之亂是大歷史的先聲！首次給予安史之亂正面評價。
八世紀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在中國史上的意義極為重大，以安史之亂為分界，之後的唐帝國不僅失去了西域，甚至是容忍中國本土內部的藩鎮（節度使、觀察使等）的跋扈，實質支配的領土大幅縮減，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已經從自己能夠調派軍事力的武力國家，變身為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作者認為，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不應該使用「大唐帝國」的稱呼。
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史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史整體，甚至可視為歐亞大陸史的分水嶺。意味著從南北朝時代就已經登場的遊牧騎馬民族，到了十世紀，已經演化出「中央歐亞型國家」支配「南方」都市或農耕地帶的優勢時代。到了十世紀前後，歐亞大陸從東向西，依序有遼（契丹）國、沙陀系王朝（五代裡面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四個王朝）、西夏王國、甘州回鶻汗國、西回鶻汗國（又稱高昌回鶻）、喀喇汗國、伽色尼王朝、塞爾柱王朝、可薩汗國等，一字排開都是同樣類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他們終於建構出一套關於組織的關鍵知識，以少數人口穩定統治擁有龐大人口的農耕民、都市民的地區。而支撐這些的，是遊牧民集團的軍事力以及透過絲路貿易累積的財富。
安史之亂的「亂」，這個標籤所象徵的僅僅是中國史方面的負面評價，從歐亞大陸史方面來看，應該給予積極的正面評價。這是因為，安史之亂連帶影響了在十世紀前後發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走向，可以看出歷史的必然性。更正確地說應該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就是成為安史王朝吧，但是很遺憾地在八世紀足以實現統治大夢的基盤尚未充分整備。所以，或許可以說安史之亂是「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
■ 活躍於絲路上的主角，粟特人的真相？
——既是國際貿易的中介商，也是參與唐朝政治的武人
在絲綢之路上忙碌而活躍的主角，實際上是粟特人。在前近代歐亞大陸的商業交易中，粟特人幾乎和絲路等同。本書以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粟特＝交通網路」的架構來剖析他們的活動。
絲路一詞，常常讓人會誤以為絲綢的長程貿易，而實際上是由絲綢、馬匹、奴隸、寶石等高價商品之間的各種短程和長程交易所構成。本書第五章，作者專門解讀粟特文字的女婢買賣契約文書。指出，「奴隸」是高價商品。「即使是到了近代，一直到電腦發達為止，奴隸是世界上最棒的精密機械，與作為前近代軍事力根基的馬（有些地區是駱駝）並列，堪稱是最具有價值的高額商品雙璧。」作者認為，包含貴族、高級官僚、富豪的私人宅邸，在民間表演胡旋舞、胡騰舞等的胡姬或胡兒們，幾乎都是從遠方千里迢迢運來的私人奴隸。
過去一般認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業活動上相當活躍，可是本書聚焦在作為武官，協助唐朝建國並發展的粟特人，以及支撐他們的武人集團。從安興貴的兒子安元壽的墓誌可知，他在十六歲進入李世民的秦王府，不論是「玄武門之變」或在突厥頡利可汗來襲之際，都隨伺在李世民身旁，相當活躍。而安興貴、安修仁兄弟更是率領以粟特人為首的胡人集團發動叛變，將河西走廊獻給唐朝，為唐的建國立下大功。
粟特人後裔又是如何呢？他們並沒有滅絕，而是溶解在西回鶻王國或是甘州回鶻王國，甚至是在五代沙陀系王朝的族群裡，作為支撐商業經濟的人，或者是作為武人而活下來。柏孜克里克第二十窟內的誓願圖，無疑就是流傳到現代的最後的粟特人之姿。而粟特人帶來的文字，幾乎是直接成為回鶻文字，在十三世紀又演變成蒙古文字，甚至在十六世紀末又成為滿洲文字。因此，我們甚至可說，身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清朝也繼承了粟特文化，這都是流傳至今的粟特文化遺產。
■ 用非漢文史料，敲響民族主義歷史捏造的警鐘。
——本書充滿各種跳出中華思維看問題而得出的新鮮結論！
本書最為獨特的是，作者充分採納了各種非漢籍文獻，包括藏語文書、回鶻文書、突厥語的各種碑銘（暾欲谷碑銘、毗伽可汗碑以及闕特勤碑）等游牧民「歷史史料」，進行紮實的考據，輔助合乎邏輯的推測，重建歷史，得出和漢籍不一樣的記載和答案。作者認為：唐朝與突厥、回鶻、吐蕃始終是「敵國」關係，它們是足以和唐朝匹敵的對等國家，跟漢文典籍裡強調的中華主義形式的「冊封」相差甚遠。然而，到了發生安史之亂的中唐，唐朝迅速轉為封閉，思考上陷入中華主義的框架。
總之，作者森安氏要「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無論是西洋中心史觀還是大中華主義，都是廣義的「民族主義」。就這一目的而言，本書已經改變了傳統上對於「中國」、「民族」以及「國家」的看法。而這樣的歷史敘述的視角，只有日本的歷史學者才有可能建立。
◎ 長城不是邊境而是中心
「長城地帶」，從漢人的角度看是邊境，但從中央歐亞的角度看，不只不是邊境，反而是混合著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接觸點」，也是誕生出中國史上充滿活力的中心部。
◎唐代是非常國際化（胡化）的時代
作者以唐詩（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解讀當時的流行文化——胡服、胡樂、胡姬、胡旋舞和胡食。「身穿流行胡服的年輕人騎馬疾馳而過。胡服是筒袖上衣和褲子的組合，當然需要皮帶和靴子，有時候甚至會搭配帽子。另一方面，佩掛華麗馬具裝飾的馬匹，若是以現代而言就是高級跑車。新式的胡服配上高級跑車，再加上被稱為胡姬的高級俱樂部外國女侍或是舞者，沒有比這樣的組合更加引人注目的了。」而唐朝之所以國際化，原因正是異族統治而非漢族統治。
◎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
以往的世界史是農業中心、農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觀。然而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前的兩到三千年間，最強的軍事力和最快的情報傳達手段是什麼呢？答案是馬。就像作為機械化文明根基的動力，其表示單位至今仍留存著「馬力」（horsepower）一詞，即可看出。本書把焦點著重在軍事力、經濟力（糧食生產力、工商業和能源），以及背後的情報蒐集傳達能力而得出結論：騎馬游牧民在工業革命以前堪稱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而馬的軍事力、情報傳達能力與絲路商業帶來的經濟力，也應該得到相應的評價，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歐亞世界史。
◎漢文化講究坐北朝南，但唐太宗陵墓卻坐南朝北
六四九年太宗駕崩後，繼位的高宗立刻將太宗時代歸順唐朝的十四位蕃君長的石刻，東西兩側各半並列設置，採用太宗坐南朝北、接受十四名蕃君長謁見的形式。這從中華的立場來看是非比尋常的，但是若關注到唐朝的本質是拓跋國家，就知道這絕不是異常的安排。
◎ 被和親的武則天家族青年的突厥化
默啜可汗和武則天的對立時期，唐朝被迫採取和親之策（漢籍裡的記載是突厥先提出和親，然而突厥碑文的記載則反之）。武則天派出武氏一族的武延秀前去突厥，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兒。然而突厥宮廷認為，前來迎娶的應該是李氏家族，故武延秀被扣留住，在那裡不只學會了突厥語、突厥舞，甚至是學會了胡旋舞。因此，回國後他受到在宮廷沙龍當紅的安樂公主的寵幸，最後還成為夫婿。這個故事意味著在突厥已經有教授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基底。即使以唐朝宮廷來看，突厥宮廷也絲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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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的歷史教育一向視唐朝為中國史上最強大的漢族王朝──這是唐帝國的本質嗎？唐朝的國際化、開放性，是漢文化的包容，還是異民族的輸入和回應？而當下中國力圖復興的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盛唐這個指標嗎？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本書中尋找到不一樣的解答。作者意圖用這本書來「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改變傳統上對於「中國」、「漢族」的看法。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 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 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 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 称为“低端全球化”。本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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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研。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沙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庇护的人，自然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廉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暨全球研究课程主任
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有种不同的味道：它收容和养育了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底层的微不足道的玩家。香港仍然是手提箱商人的平台，他们环游世界以牟取利益和业务联系。在经营香港的巨头们眼中，这栋大厦也许看起来危险破旧，但正如麦高登指出的，这是一个人们以最低预算进行商务旅行的天堂。任何想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软肋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詹姆斯•华琛，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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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背负 生命危机感的个体，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徘徊挣扎
【内容介绍】
为什么现实中的“礼学大家”在日记和未刊著作中会有极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来，面对时代的困局和挑战，中国民间社会又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的西方主义要反西方，有的传统主义却是反传统的？历史记忆是怎样被压制下去的，又是怎样复活的？近代中国，为什么学术会逐渐沦为阐释现实的工具？何以知识精英会自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而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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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思想”与“学术”，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脉络，既规定了历史叙述的边界，也限制着我们理解的视野。汎森兄读书多、用心细、思考深，最善于重新探究历史底层和发现隐没资料，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用他自己的话），也最善于巧妙地选择“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本书中，他不仅使原本有关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去脉络化”，也总能通过特殊的资料选择、别致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脉络化”，从而可能重建一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
本书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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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皇帝宝座的觊觎者》讲述了在玄宗统治时期，当时正是太平盛世，诞生了辉煌绚烂的唐代文化，而安禄山在这一时期忽然出现，很快攀上权力顶峰，觊觎皇帝宝座而举起叛乱大旗，随后却又在历史舞台上迅速消失。本书描述了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外，作为配角的安禄山的故事和他的一生。

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杨庆堃是）对中国宗教进行功能分析之第一人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精装）
（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名人推荐：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供了中国自身文化的重要信息，阐述的是对中国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宗教、祭祀仪式和信仰。对此，杨庆堃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表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家庭、阶级、民间团体、行业、经济活动和朝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所有的这些阶层、宗教和社会都是相互影响，又互为支撑的。宗教的传统同时又是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他所有的这些贡献，都对我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杨庆堃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之作，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杨氏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证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宗教和社会各方面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同时证明了宗教传统构成了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这部著作是中国宗教研究中最新的尝试：试图把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并将其思考和实践融合进社会。迄今，……因为杨氏的书，社会学传统在此到达了一个顶峰，他使中国宗教成为一个实体。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本书试图回答：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

以圭璧钟鼎为国之重器的礼制艺术时代如何兴起，又如何逐渐衰亡，演变成以宗庙、宫殿与墓葬为主体的建筑性纪念碑时代？长安，这个从土木方兴时起就不断被重塑的城市，如何彪炳不同时期统治者的荣耀？一座座零散而无言的坟茔和祠堂，如何诉说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普通家族的懿德？而这些具有明显公共意义的礼仪美术传统，又如何在汉代以后转化为艺术家打造个人历史的艺术行为？
本书尝试打破美术史研究中的门类之别，以“纪念碑”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核心概念为线索，将装饰艺术、图像艺术和建筑艺术纳入更大范围内艺术的发展变化，重构中国古代美术的宏观叙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

莱布尼茨奖（2010）、格尔达･汉高奖(2012)、汤因比奖（2017）获得者，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作品！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
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唯有40年后的“ 文化大革命”堪与之相比。在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运用了上至十二、十三世纪反映南宋史实的文献资料，下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调查所获资料等广泛的材料，对元朝后期至19世纪清末为止的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现象首次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宗教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在设法了解一个宗教传统中人们的生活与宗教的关系。如果某一种宗教传统能够在一群人之中流传长久，除了其教义之外，必定是由于这种宗教信仰能够与人们的生活契合。本书运用大量的文献、考古材料，并结合西方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梳和辨析，追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发展的大势，从人外力量的性质、感应式的宇宙观、死亡与死后世界、人的神化等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并提出从官方、知识分子、民间三方面解读古代宗教现象的方法，为更准确地理解佛教、道教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先为台湾“中研院”研究员，中学和西学的双重视角，使本书成为中国上古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著作。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雍正帝》是宫崎市定精研《雍正朱批谕旨》的重要成果。本书分七章论述了雍正时期的若干关键问题，涉及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及雍正帝即位后翦除异己问题、苏努教案与政教关系问题、文字狱与华夷观念问题、以奏折制度为核心的密探政治与君臣关系问题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位“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的统治状况，同时生动立体地勾画出雍正帝勤勉与好胜、辛辣暴躁却又充满人情味的人物形象。

《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的肖像画，通过辅助画作题字、画论和文献等文本资料来探究其功能和重要性来细察隐藏其后的观念革新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全书分为四章，以丰富的资料研究了陈洪绶、项圣谟、曾鲸、禹之鼎、罗聘、石涛、金农、任伯年诸大家的肖像画中对于自我形象的建构及其内涵。本书聚焦于多样化的中国肖像画中的一些具体面貌，重点在于17—19世纪末的肖像。在这一时间段中，非正式肖像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这些作品出自业余画家之手—相对于那些绘制祖先像与宫廷肖像的无名职业画师而言，这是他们在现成艺术史中的身份。艺术家的肖像与自画像则是本书进一步的关注点。自始至终，本书关注肖像画的基本观念，并与自我及身份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些观念和问题显示于具体图像之中。最后，这一研究还涉及作为事件的肖像：一种艺术家与像主相遇的活跃情境，有时这些反响与效果可见于肖像图像以及相关文本之中，与之媲美的则是当时及后来的观者对肖像的积极探索。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讲述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系列讲座采用 “全球美术史”的视点，对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要特点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把全球美术看做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着许多即独立又互动的地区性美术传统，每个地区传统都对人类美术的整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二是这些地区性的贡献是不同的，正因如此才造成了人类美术的无比丰富。
讲座的核心问题因此也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传统中国美术对整体的人类美术史做出了什么最独特的、因而也是最有价值的贡献？对这个问题的注视点不一定一样，回答也不必相同。本系列讲座的关注点是确定中国美术中具有鲜明文化特性，同时又是源远流长、深具影响一些基本线索。类似的艺术形式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美术传统中可能也存在，但不具有在中国美术中的持续性和深刻性。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为“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之一种，为牛津大学教授田海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重要著作。
本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典型故事（谣言）的流变，如老虎外婆、樟柳神、旱魃、剪辫、后宫选秀等，并就其引发的恐慌及民众针对恐慌采取的应对之法，尤其是选择替罪羊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作者还分析了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对故事（谣言）作出的反应。本书通过对几种具体故事（谣言）的探讨，反映了口头话语、地方记忆的强大能量，体现了民众面对谣言时的自主性及其在重新构建地方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