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将秦汉史置于整个东亚视角内审视是怎样一种体验？
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的经典作品带你了解“他者”眼中的秦汉帝国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为讲谈社学术文库•中国史系列的一种，由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先生撰写，主要是对秦汉帝国的历史事实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和简要评论，作者在秦汉史领域功力深厚，著述等身，这部著作因此而成为一部“大家小书”，也是“深入浅出”式的经典。西嶋定生以其“东亚册封体制”理论受到东亚史学界的极高尊敬，而这部《秦汉帝国》则让读者看到他另外一种史学境界。

本书是1958年由瑞士人史基拉策划的一套亚洲艺术丛书之一，以编入他当时已获盛名的欧洲艺术丛书。经喜龙仁推荐，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居翰获得了写作本书的机会，完成一部精简、创新、又具可读性的艺术通史。
高居翰的这部中国绘画通史著作，图文并貌，以一个外国人的眼 光，来欣赏中国名画，由100幅作品串起对画史的解说，是雅俗共赏的艺术读物。
自1960年首度出版英文、法文、德文版以来，它一直是西方最受欢迎的简明《中国绘画史》，不断再版。作者融合了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的方法，以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讨论和分析了中国绘画史的衔接与转变，也尝试将中国绘画的意向和含义与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的种种因素联系起来，向广大读者清晰介绍了他以及诸多行家集体努力而达到的对中国绘画的看法。此外，书中也精选了美国、日本、台北故宫的大量名作，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解读。以实在的例子、具体的描述、渐进的叙述、专业的视角，带领观众一同进入历史的轨迹。
高居翰写作的特点是直接从对画面的观看和体验入手，带领读者进入绘画史的理解，而不是套用文字记载的生平、风格等等来进行概念性的描述，这在三联已出版的几种学术专著中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而这本书原本就是为西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所写，比为专业读者所写的研究性著作更普及，对画面的分析也就更细腻。

本书集合了日本当代著名学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若干重要问题所进行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日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状况亦有所助益。 全书包括了中华世界、唐代的对外贸易与在华外国人的相关问题、论胡族国家等。

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后汉三国”的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书一是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二是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三是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

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之年，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对日作战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最终的和平，内战的阴影开始在中国上空笼罩，原本就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更因美国和苏联的介入而增加了更多变数。《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作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用引人入胜的笔调描述了这个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转折之年，他认为，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不仅彻底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永远地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走向。

在《中国1945》一书中，作者从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的畹町战役写起，然后回顾了中国在二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接着对二战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变化、中国通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及争论等诸多内容进行了考察，讲述了有关1945年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纷繁杂乱的构成要素，如美国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交锋，等等。作者，在1945年所发生的事情，不仅彻底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永远地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走向。

作者在书中挑战了我们熟悉的现代中美关系起源的看法。他认为，以下两种观点，即与共产党人合作能避免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者给予蒋介石政府更多支持能够避免其垮台并能建立一个亲美国的中国政府，进而可以避免之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并且，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本书是由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日本重要汉学家关于中国近代以前思想、文化的论集。全书分为上篇“中国的思维世界”和下篇“礼治与政教”两个部分。上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通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理观、术数学以及天谴论、人性论等，时间范围则自上古至明清，论述的对象有董仲舒、朱熹、许皓等重要思想家。下篇则主要围绕“礼治与政教”的专题展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官方及民间繁复的礼制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政治意义，如古代皇帝的朝政礼仪、祭祀礼仪、建筑所体现的礼仪、民间社会中的礼仪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从大量史料出发，包括正史、文集、笔记、考古材料以及社会史文献等，分析细致，见解深刻，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有借鉴意义。

本书是一部关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研究专著。作者在古今浩繁的相关资料中爬梳抉择，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认为后人对李清照一代才女形象的认知和看待她的立场经历了层累性的改变，几乎所有关于李清照的惯常言论都是经过精心阐释的产物，只有经过传统这一棱镜的折射后，李清照才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后人为了强化她的传统形象，在明代结集的李清照的作品中，甚至混杂了后起的拟伪之作。作者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于李清照的累赘层层剥离，以重构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的形象，揭橥数世纪以来颇富趣味的李清照接受史。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
战后最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城市历史与社会结构等内容的论文集,共编入中、美、英、法、荷、日、德等国的论文19篇。书中引证了部分散落在国外的词谱和地方志史料,并采用计量方法设计大量图表以兹论证,对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和借鉴作用。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生机;丰富的学养和精妙的取向,才能在论述重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本书是汉学大师杨联升先生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系列论文之结集,也是杨联升先生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结晶.全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而平易流畅的文字使本书在极具学术价值的同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在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以幅员和气候的差异性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中国社会史》分十一章分别论述了从上古时代、军人帝国时代，一直到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漫长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本书中何伟亚开宗明义地表述了他不是在提供一种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模式，也不是在提供替代传统冲突论的描述方式，而是尝试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上人们偏爱把“马嘎尔尼使华”解释为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等。而何伟亚正好试图说明，中英两国在这一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This study aims to engage the textual realitie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material lives of poems during the Tang, from their initial oral or written instantiation through their often lengthy and twisted paths of circulation. Tang poems exist today in stable written forms assumed to reflect their creators' original intent. Yet Tang poetic culture was based on hand-copied manuscripts and oral performance. We have almost no access to this poetry as it was experienced by contemporaries. This is no trivial matter, the author argues.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ang people composed, experienced, and transmitted this poetry, we miss something fundamental about the roles of memory and copying in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as well as readers' dyna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exts. We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poems when we examine them, not as literary works transcending any particular physical form, but as objects with distinct physical attributes, visual and sonic. The attitudes of the Tang audience toward the stability of texts matter as well. Understanding Tang poetry requires acknowledging that Tang literary culture accepted the conscious revision of these works by authors, readers, and transmitters.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was an epochal event that reverberated in Qing writings and beyond; political disorder was bound up with vibra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discursive and imaginative space commanded by women. Encompassing writings by women and by men writing in a feminine voice or assuming a female identity, as well as writings that turn women into a signifier through which authors convey their lamentation, nostalgia, or moral questions for the fallen Ming, the book delves into the mentality of those who remembered or reflected on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as well as those who reinvented its significance in later periods. It shows how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tersect, how conceptions of gender mediate the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disorder.
Why and how are variations on themes related to gender boundaries, female virtues, vices, agency, and ethical dilemmas used to allegorize national destiny? In pursuing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ai-yee Li explores how this multivalent presence of women in different genres provides a window into th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urmoil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of subsequent moments of national tra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