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政治形态，是东晋世族政治向隋唐皇权政治复归的过渡形态。这种复归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了新的历史内涵。其突出之处在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统治集团的力量格局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一方面，持续了百余年的世族政治余威尚存，以历史惯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世族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场，以各种形式活跃于江左政治中。
地域集团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上个世纪80年年代末以来学术界相当重视的研究课题，其中对南朝地域集团以及诸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之关系的研究，亦有不少成果出现。
本书通过对各类史料的排比和分析，将精力专注于南朝时期各地域集团兴衰的历史逻辑及其与诸朝政治的远近关系，力图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

综观整理研究碑刻文献的著作，其体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缺陷。毛远明先生通过全面总结，分析比较以往各种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的得失利弊，在科学整理与研究碑刻文献方面独辟蹊径：分时段全面收集碑碣1400通，制作成拓片图录；据图录准确释文，并加上现代标点；广集众本，精心校勘；对碑铭中的疑难词语简要注释和考辨；并辅以提要。历经十年，终于完成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撰成200万字的巨著，以8开本，分10册于2008年由线装书局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二作为一部重要的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该书有很多优点值得称道，有很多特点值得借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评价。第一，材料收集全面碑刻文献材料的零星、散碎，不易获得，一直是制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利用的瓶颈。本书作者通过多种渠道，全面搜集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包括已公布的所有图版，亦有部分属于首次刊布，经过严格挑选，精心辨别，去伪存真，编制出需要整理的目录。其著录原则是有原石现存，或虽无原石而有拓本的碑碣、石阙、摩崖、画像题记、地券、墓志、镇墓文、造像记、刻经记、佛经节缩刻石等，极个别重要的石刻摹本，也酌情收录。现无拓本者、原石过残无法辨认者、铭刻文字太少，于文史研究价值不大者，未予收录。石经、高昌砖志已有专书行世，为避免重复，不予收录。选文的时间下限是二○○七年底以前所有公布，或者已经出土，尚未公布的汉魏六朝碑刻，共著录汉魏两晋南北朝各类碑刻达一千四百余通。第二，体例科学严密该书著录的所有碑刻，一律按朝代先后排列，南北朝时期则先南朝，后北朝。同一朝代者，则以刻石年代为序，墓碑、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碑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提示，而根据内容可考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一朝代相应的碑刻之后。书前有目录，书末有碑目提要，检索极为方便。所收碑铭以楷书录文，对碑铭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等均适当照录；原刻中的衍文、脱文、倒文、重文符号等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只是在注释中作出说明或考辨。石刻录文与拓片图版放在一处，同时刊出，便于比勘复核。碑铭正文之末括号注明主要资料来源，以便使用者比勘、复核。每一种石刻都在题目下扼要介绍石刻出现的时间、地点，流传情况；石刻的形制、尺寸、书体；与该石刻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这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意义重大。第三，校勘准确精审从宋代至今，已出土的汉魏六朝碑铭中，有一部分曾经有人陆续释读过。可是由于石面泐蚀残缺，铭文模糊；或者书体多样，古文篆隶，草楷行书，众体纷呈；或者文字俗讹，异体充斥，所谓六朝书体，满目榛芜，给碑文的释读设置了很多障碍，使得碑铭释文错误很多，几乎没有哪一种书没有释读方面的问题。《校注》严格依照碑版，对过去的释文进行精心校勘。不仅校正了首次公布的释文错误，而且对《隶释》、《隶续》、《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两汉金石记》、《授堂金石续跋》、《古志石华》、《汉魏六朝墓志汇编》等历代碑刻释文著作中的误释，一一予以清理、考辨，有理有据，结论精准。如一九九○年于河南省偃师县杏园村出土《元睿墓志》，首次公布于《考古》（1991年9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该墓志535字，《校注》纠正了其中释文错误多达10处。我们不妨抄录两条，以显示其考证之严密，校勘之精审。原释文：其弈叶连辉，繤戎継徳。校注：繤：同“纂”，继承之义。“戎”，《考古》作“戌”，误。“纂戌”不可解。查核原刻，本作“戎”，大的意思。《尚书·盘庚上》：“乃不畏戎毒于远迩。”孔传：“戎，大。”又，《康诰》：“殪戎殷。”蔡沈集传：“殪灭大殷。”《诗经·周颂·烈文》：“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毛传：“戎，大。”郑玄笺；“念此大功。”“纂戎”，继承并发扬光大先人的事功业绩。《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渊纂戎祖考，君临万民。”《晋书·乐志下》：“纂戎洪业，崇皇阶。” 原释文：少 ，训无外假。校注：“少”下一字“门”清楚，内部泐。《考古》作“ ”，遍查群书及出土材料，没有发现“ ”字。谛视之，应是“ ”字，即“阙”的异体，缺失之义，释文误读。：同“庭规”，谓父教。语出《论语·季氏》：孔子在庭，其子伯鱼趋庭而过，孔子教以学《诗》《礼》。“阙庭规”，失去父亲。又作“失庭训”、“亏庭训”，均为丧父之义。《抱朴子·外篇序》：“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旧唐书·刘赞传》：“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 该书校补前人的释文，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补出阙文。汉碑历经千年，泐蚀不清者比比皆是。《校注》根据现存拓片，补出前人著作中的大量阙脱之字。如校汉碑《三老讳字忌日记》时补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３字，校《李禹通阁道摩崖》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４字，校《封龙山颂》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５字、补陆增祥《八琼氏金石补正》６字，校《三公山碑》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７１字、补洪适《隶释》６２字等。其二，校正错误。言简意赅指出前人释读错误之处，惯用格式“某，某书作某，非（或误）”。仅举一例，如校汉《衡方墓碑》，纠正《汉魏石刻文学考释》误释８处、《秦汉碑述》误释４处、《山东金石志》误释３处、《金石萃编》误释２处、《隶释》误释１处、《泰山石刻大观》误释１处、《汉碑集释》误释１处。此外，作者还据碑刻订补史书。如据北魏墓志校补《魏书》达数十条，内容涉及人名、地名、时间、官爵、称谓等史籍基本要素方面的问题。不妨钞几条以飨读者：１．《郑羲下碑》：“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注［19］碑版)“晔”字清晰，《魏书》作“煜”，《八琼室》也作“煜”，是史误，并影响《八琼室》呢，还是剪本之误，不可的知。《魏书》本传称“父煜不仕”，但此碑谓“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可补史之阙。２．《元桢墓志》：“以太和廿年，岁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于邺。”注［8］：《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载：南安王桢，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邺，“是月，疽发背，薨。”《魏书·高祖纪》：桢薨于二十年八月丁巳。传作“五月”，误；纪作“八月”，是也。但“丁巳”，又当是“癸巳”之误。均当依墓志正之。３．《元贿墓志》：“君讳贿，……侍中、使持节、都督冀定幽相四/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卫大将军、定州刺史、乐安简王之子。”注［2］：乐安简王：元良，元范长子，袭封乐安王，谥简。据志，乐安宣王为雍州刺史，乐安简王为定州刺史。《魏书·明元六王传》不载乐安宣王作雍州刺史事，而以为乐安简王为“雍州刺史”，当以志为正。４．《穆纂墓志》：“又南荆州刾史桓叔兴蛮夷狂勃，背国重恩，归投伪主。”注［6］：桓叔兴叛魏奔梁，《魏书·肃宗纪》以为“正光二年五月”，《梁书·武帝纪》作“普通二年七月”，普通二年，即北魏正光二年。以志主死于正光二年二月，则桓叔兴叛必在二月以前。二史所书误。第四，注释简洁精要碑刻语言典雅凝重，深奥难懂。又好引用，多典故。据初步统计，北魏墓志527通，直接或间接引用《诗经》达1215处（吕蒙《汉魏六朝碑刻引〈诗〉考》，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如此大量的典故，要是没有注解，一般人便难以读懂，因此，《校注》作者花了大量功夫，注释碑文。如《邓羡妻李榘兰墓志》，注释指出了三处用典：释文：自来仪君子，四徳渊茂。注释：来仪，凤凰来舞而有容仪。语出《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谓出嫁。释文：造次靡违，巅沛必是。注释：造次：仓促，匆忙。《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释文：河苇之路匪遥，载驰之思余远。注释：此二句谓离家虽近，而不归省。典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郑玄笺：“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为其广。”序谓“《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又《鄘风·载驰·序》称，卫懿公被狄人所杀，其妹许穆夫人思归而不能得，作此诗。尤其是，前人因曲解典故而致句读误断，《校注》对其作了很好的注释，如《元澄妃冯令华墓志》：“《易》称一人得友，《诗》著三五在东。”《墓志汇编》释 “友”作“文”，且曲解典故，释作“易称一人，得文诗著，三五在东”，殊不可解。其实，《易·损》：“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诗经·周南·小星》：“嚖彼小星，三五在东。”郑玄笺：“众无名之星，随心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诗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有贱，能尽其心矣。”这样一解释，涣然通脱矣。书中注释涉及面广，包括指出碑文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衍文、脱文、倒文，也包括订正前人著录或释文的错误，还包括疑难词语的考释。如注释《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注文21条，其中15条指出20个非标准用字，3条指明典故，2条解释疑难词，1条校正其它释文之误。作者释词时不是简单给出词义，而是涉及到考释词源。如注［1］释“朐忍”：朐忍：县名，汉属巴郡，晋作“朐 ”，乃受“朐”类化而加偏旁。故城在今重庆市云阳县旧县。以其地下湿，多朐忍虫而得名。朐忍即蚯蚓的音转。其得名理据，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本草纲目》卷四二。《校注》对碑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也简要作注，在补正史书方面意义重大。如《元晖墓志》注文［6］“河间简公”：河间简公：谓元德。《魏书·昭成子孙传》：“忠弟德，封河间公，卒于镇南将军，赠曹州刺史。”与墓志不同。元晖是元忠兄元德之子。《魏书》本传记为“忠子晖”，误。当是“忠从子”。《北史》作“忠弟德之子”，是也。同时，《校注》还指出碑刻对人物的讳饰之处，便于读者知晓历史。如《崔混墓志》注［21］、《元均及妻杜氏墓志》注［15］、《寇臻墓志》注［18］等。作者注释精当确切，旁征博引，体现出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文风。如《祀三公山碑》仅196字，但注释达21条，条条精当，不容辩驳。四《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作为一项重大的科研工程，前后历时10年，如今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不过，工作还在继续。作者又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一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词汇研究》，一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典及语料库》。与此同时，作者指导的研究生也参与了相关课题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碑刻文献研究的人才。《校注》既有对碑刻文献的整理，又有对碑刻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部融二者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为汉魏六朝语言文字研究，以及当时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著作是当代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式的力作，作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科学实用的、操作性强的整理碑刻文献的样本，这一著作的问世必将带动整个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健康地向前发展。《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线装书局 ISBN:9787801069474 2009年11月已出版 定价：300元《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收录2008年以前出土或著录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德各类碑刻文献。主要收录有实物、拓片、照相、摹本的碑刻，包括碑志、砖券；同时兼收历代金石著作、总集、别集、报刊中著录的碑刻铭文，包括原文过录和仅著录题目者。总共著录碑刻近2600通，可以反映汉魏六朝碑刻文献的基本面貌。线刻画像、石窟造像、石雕刻、石棺椁、墓道塞石、石柱、石阙、石器具以及其他石质建筑图案，凡无文字者，或文字太少者，碑刻阙泐太严重者，不予收录。所收碑刻一律按刻立时代先后排序。具体为西汉、新、东汉、三国魏、三国蜀、三国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同一朝代，再以刻石年、月、日先后为序，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后世迁葬或补刻者，以迁葬或补刻时间为序。石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而根据内容可孜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其他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朝代相应石刻目录之后。

本书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尽管贺书自述“本书不是对六朝都城的全面研究”，但他能独辟蹊径，以六朝瓦当的发现，阐明与六朝都城的关系，并据此“对六朝都城做复原性研究”，我认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二、六朝瓦当过去虽有发现，但较零散且多为采集品，故不如秦汉瓦当和北朝及唐代瓦当那样受人重视。近年来随着南京城市迅速开发与建设，大量瓦当出土，且有地层依据，因此逐渐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我注意到，作者近年已经发表了数篇有关六朝瓦当研究的文章，本书能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整理，是开六朝瓦当系统研究的先河。
三、本书对六朝都城复原性研究，除用瓦当为主要依据外，还以“人工河流的因素”，突出其对六朝都城规划的影响；同时除对都城和宫城本身的阐述和考证外，还以较多篇幅阐述都城内的主要礼制建筑、太学及六朝都城规制中的若干特点，又考证了附属于都城四周的其他重要建筑“空间”。这都是本书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本书对六朝古都南京出土瓦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云纹、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四类瓦当分类型、时代、比较进行介绍和论列，还对六朝都城的建筑方面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两篇，并配有大量的插图。

《六朝帝陵》以南朝帝陵的石兽和墓室砖画为题，在实地考察南京和丹阳附近南朝帝陵的基础上，结合帝陵的比定，广征博引，对石兽和砖画进行样式学上的编年，并从图像学的角度缜密考证它们的名称和表现内容，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对于六朝造型艺术的背景、特征及发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关于南朝帝陵石兽和砖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日本和欧美国家许多学校列入美术史和考古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本书以新出简牍、文书为中心，以政府、民间互动为视角，对汉魏时期法律、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本书细致的考证，有关秦汉刑名、刑罚级别构成等旧问题得到新的解释，魏晋法律体例的玄学化，汉唐户主称谓、身份以及户籍分合、同居概念的变迁等学界未曾措意的新问题得到揭示。在此基础上，对学界视为定谳的“法律儒家化”学说提出了质疑，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和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阶级结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入手，从当时的衣冠服饰、饮食习俗、城市宫苑与园宅、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娱乐等方面论述了各阶层社会及其世俗生活。

与谢氏相比，王氏家族更重权位功名，所获得的政治权势使其成为中国第一豪族。王氏子弟玄礼双修，善于权变，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其家族历史不仅是一部两晋南朝的权力更迭史，而且是一部思想流变史。以“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世代书法家则标识着这个家族的另一种更为永恒的风流。

作者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深入到文学思想发展原因中去寻讨，从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去确切地阐释文学思想发展地主要原因，而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又甚为复杂，又政局变化的原因，又社会思潮的原因，以及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这是作者治学经历的又一新的阶段，也将是标志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又一新的进展。
这本小小的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史料匮乏，年代绵邈，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推测中古人的心态，实在是非常不易的事。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人士，出士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相。这是晚明东林党人说的。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作者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对于士人的影响。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接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规律。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本書從文學角度，探討南朝作家描寫或想像的都城建康以及荊州、江州等地域。全書共分六個章節，第一章「安全之城」，探討江海書寫與建康的連結；第二章「神聖之城」，從佛教地景與權力結構探討都城的空間意涵；第三章「繁榮之城」，論南朝作家透過書寫長安洛陽，折射其都城建康；第四章「毀滅之城」，探討經歷浩劫的前中後三個時期，建康書寫呈現的差異。最後兩章則將重心放在建康以外的空間，第五章論南朝作家的荊州書寫；第六章則論南朝作家的江州書寫。希望從空間論述出發，探討文學作品背後紀實、想像、創傷、權力等複雜的面向，以及其所象徵的多元文化意涵。

小著所收為近年來在專業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有關王羲之尺牘法帖的論文和札記。根據收錄文章的内容與形式特點，在體例上分為上下二編。上编研究札記共收二十餘篇，其中包括“蘭亭序”與“喪亂帖”兩個專題的係列文章。下编研究論文，收《{蘭亭序)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關於王羲之尺牘中的單、複書問題》和《{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三篇。
自拙著日文版《王羲之論考》(大阪：東方出版，2001年)問世以來，六年後又有中文版《邁世之風一一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年)出版。在研究王羲之的過程中，筆者遇到不少一時無法解決的大小問題，久而久之越攒越多。於是從中選出一部分，以研究札記形式陸續發表在《書法報》上。幾年下來，連載札記數量也漸漸多了起來，同時也獲得了一些專家和讀者的好評，纔萌發了結集出版的願望。我想，把做研究時剩下來的這些“邊角餘料”再次利用，大概也是研究上的一種必要延長吧。
上编收錄的研究札記多為一些細小瑣碎的問題議論。倘若藉此而以小見大，引發出較深層的問題探討，更於此有所發明，亦不失為一種有益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札記乃以突出問題意識、以期引發思考為主眼，故在論證過程中不免存在一些論據不足甚至沒有結論的情况。這是因為，研究札記的性質畢竟不同於學術論文，發表的目的也是為了引起學者對某些問題的朋注，以期進一步深化討論。
下编收錄的《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原載《中國文化)2006年第22期。略有修改)、關於王羲之尺牘中的單、複書問題》(原載《書法叢刊》2006年第1期。略有修改)兩篇論文，都曾在中外學刊上發表過。《為何闕“月日名白”》則是在研究札記<(十七帖)為何闕尺牘書式語詞》一文基礎上擴展而成的論文(2008年11月1日在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舉辦的“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這些論文所討論的問題多為首次提出，雖然筆者做了很大努力予以論證，但仍然無法定論。和札記一樣，目的都是為了抛磚引玉，希望能有學者參與討論．

本书稿为1990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的重印修订本，从行政、军事、经济、刑法等诸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北魏前期社会及政治制度的特点，对其政治制度全面地加以描述与总结。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续编(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一九四。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四二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一九四四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四六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哩出版规则到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本书收录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共30篇。前19篇为专题论文，主要关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学术学风、地域文化、选官制度等，史料丰富，考辨细腻，且擅长从细节中提炼出宏观见解，在诸多重大论题上，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认识。其余11篇则为学术书评与回忆文章等，眼光独到，文笔洗练，坦率真诚又充满诙谐，展示出作者本人鲜明的个性。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所收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唐师在上述诸领域纵横驰骋，均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本书探讨了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具体地说，上限起自董卓之乱发生的公元189年，下限止于晋武帝去世的公元290年，前后恰好一个世纪，跨越三个朝代。全书分作上、下两篇，每篇包含若干专题。上篇主要讲汉末曹操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曹操的治国方略和他的政治经营；下篇涵盖曹魏和西晋两个王朝，主要包括曹魏文、明二帝的治国之道，曹魏后期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以及晋武帝的治国方略。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了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