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轮下》是作者的早期作品。
小说叙述的故事是：主人公汉斯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被大家视为神童。他被送入一个神学院学习，受大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他功名心切，在与世隔绝的学校里拼命学习，没有半点空闲，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同学赫尔曼生性倔强，蔑视功名，为学校不容；而汉斯觉得只有赫尔曼才是知己。汉斯用功过度，身体衰弱，成绩倒退；学校把这些归罪于赫尔曼。赫尔曼被学校开除，汉斯更感孤单，不时受到老师的训斥和同学的耻笑，之后得了神经衰弱症，使他无法继续学业，只得返回家乡当钳工为生。社会的歧视和生活的失意使他觉得仿佛跌在无情而庞大的车轮下。
这是一部控诉德国旧的教育制度的小说，被认为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温夫人的扇子》是王尔德的首本喜剧，所探讨的主题是上流社会的定义，说得具体一点，便是淑女与荡妇之别，王尔德的答案是：难以区别。要做淑女或荡妇，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未经考验的淑女，也许就是潜在荡妇。从口相传的荡妇，却未必是真正的荡妇。换一句话说，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世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同时，未经民故的女人习于顺境，反而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女人深谙逆境，反而宽以处世。在《温夫人的扇子》里，母女两人都陷入了这种“道德暧昧之境”。
《新世纪万有文库》是辽宁教育出版社鼎力推出的重点图书，全书着眼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按常备、实用、耐读、易存的原则，在海内外各学科专家的指导下，将中外名著的珍善版本，精选收入文库，从1996年起到2005年的十年中，计划每年出书百种，积累至千册，意图使整个文库能基本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概貌，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选定一个家庭藏书的基本书目。
传统文化书系：收录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经版本专家鉴定校勘后，排成简体字横排本。
近世文化书系：收录民国时期学术大家的作品为重点的近现代人文成果，将一些珍贵的广为人知但市面难见的或久已散失的著作、收集、整理后，排成简体字。
外国文化书系：收录中国以外的世界人文宝库中的精品，以研究介绍文化为主题，笔意轻松隽永，风格清新活泼，具有可读性，属于“大作家的小作品”。
贯穿全书始终宗旨就是：为渴求知识的读者提供长期可读可用的图书，以证明生存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活动的必要，进而倡导社会上读书风气的形成，为广大爱书人创造坐拥书城的境界。

本书收录了太宰治的《皮肤与心》、《叶樱与魔笛》、《蟋蟀》、《女生徒》、《货币》、《千代女》、《十二月八日》、《雪夜的故事》等14部短篇小说。其中《女生徒》是太宰治晚年的重要作品，这部短篇小说用少女独白式的口吻，用细腻的笔法展示了少女从早至晚的心情变化，当时受到了川端康成等文学巨擘的热烈赞赏。《女生徒》曾获得过第四届北村透谷奖。

这是麦克尤恩写给孩子的第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彼得所做的白日梦。在英美两国，《梦想家彼得》都是以带插图的童书形式出版，而在许多别的国家，是以较为严肃的供成年人阅读的形式出版。
正如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喜欢儿童书，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读这些书时的快乐，这跟文学关系少一点，而跟爱关系多一点。麦克尤恩在写作和为他的孩子大声朗读《梦想家彼得》时，他开始觉得忘了伟大的儿童文学传统，为成年人写本关于儿童的书，用的是儿童也能理解的语言，这样也许更好。他希望它的主题——想象力本身——对那些拿起一本书的人来说，都有所参与。

《地下室手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全部艺术特色，内容深刻，形式诡异，既像小说，又像忏悔录，又像哲学论文。作品主人公既像坏人，又像好人；既像小人，又像一个饱经沧桑、逆来顺受的人；既像英雄，又像“非英雄”，又什么都不像。……“地下室人”被认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但是又有人认为， “地下室人”是俄国的哈姆雷特，是“多余人”的当代变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那个时代的“真理的探求者”。《地下室手记》成为一本越来越受到世人追捧的书，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五部长篇小说的总序，是其创作中的里程碑。

《动物庄园(买中文版送英文版)》内容为：小说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它是一部革命史，但它误入歧途，而且第一次偏离都那么有理由。”作者在1945年该书出版是如是说。奥威尔的传世之作，欧美15所名名牌大学投票选出“影响我成长的十《动物庄园(买中文版送英文版)》”之一，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买中文版送英文版。

《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形象鲜明。通篇如坂上走九，一气流注，而寓庄于谐，妙趣横生，至今仍是脸炙人口的作品，实为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心》则多少带有现今所说的推理色彩。“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接得“先生”一封长信（其时“先生”已不在人世），信中讲述了“先生”在大学时代同朋友K一同爱上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儿。“先生”设计使K自杀，自己如愿以偿。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小说以徐缓沉静而又撼人心魄的笔致，描写了爱情与友情的碰撞、利己之心与道义之心的冲突，凸现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矛盾、怅惘、无助、无奈的精神世界，同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人生课题。这部长篇可以说是漱石最为引人入胜的作品，至今仍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说得极端一点，假如没有《哥儿》和《心》，漱石能否“活”到今天还真是个疑问。

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生活风貌，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七侠五义》：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

《彩图集》（Illuminations）是一个谜。
《彩图集》中所有的诗篇，其灵感来源各异，但每一页都闪耀着兰波的诗歌特征，那就是他完全个人化的“看”的方式，以及他的让人去“看”的方式。散文诗这一新的诗歌形式，给了兰波的诗歌创作以更大的自由度，更丰富的可能性。他以句法的革新、紧凑的节奏感，发现了“和谐的不连贯”（瓦雷里语），更重要的是，他的视觉的清新和新奇让我们的眼睛得以摆脱日常习惯和陈旧观念，以一颗敏感的心去观看这个世界，去发现了不可知。（毋庸置疑，《彩图集》是兰波的代表作品。
《彩图集》是兰波倍受争议的作品，诗人以“通灵者”的身份开创了一种求索于潜意识和幻想的力量的自由诗风，并以此成为现代诗的真正奠基人。

文学颓唐趣味之健全写实性呈现，对宿命的忘却与饥渴的极限刻画
藐视日常生活的华丽手笔
三岛由纪夫自选短篇集
挚爱的人死后，留下的人可否获得救赎？！
用尽一切手法描绘人生切实主题之杰作
《仲夏之死》是作者创作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11个短篇小说。《仲夏之死》创作于1952年，是作者以在伊豆金井滨听说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构思而成，描写有情人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场面，催人泪下。《烟草》是他的名篇佳作，得到过川端康成的推荐。作品描绘二战结束之 后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及日本国民走出战争阴影的心态。

《〈现代汉语〉教学说明与自学参考》(增订3版)增补了词义的分解、语义场、语境和词义、短语、句群、语体风格等节。1997年7月出版的“增订二版”主体框架不变，但调整了部分内容，吸收了新的科研成果，如语音章增加了发音操练、语法章增加了语义、语用和变换的分析等。这一次的“增订三版”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内容，仍分上下两册出版。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教育
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全书分为上编（1917～1949）和下编（1949～1997），共37章。《中
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立的
惯例，以新的文学史观系统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自1917至1997年的发展史
；全面客观地评介了各时期的代表作家、部分曾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以及
他们的作品；内容的阐述注重从文学本体出发，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
果；增加了中外文学比较与文学接受，有益于启迪学生思维。《中国现代
文学史(1917-1997)(上册)》文字顺畅，资料翔实，知识点系统合理，内容
具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可作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教
材及考研参考教材，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

敏感而唯美的大海，充满情欲纠缠的人性，内心扭曲的少年，以及令人沉迷甚至无法抗拒的死亡，跟他其他的著名作品一样，这部《午后曳航》也带着他独特、奇异、色彩绚烂的“三岛式”烙印。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命运对人残忍的作弄。专制、伪善的家长，热情、单纯的青年，被情爱烧疯了心的魅惑的女人，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公子哥，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有罪的，无辜的人一起走向毁灭。曹禺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发泄被抑压的愤懑，毁谤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三岛由纪夫重要代表作，发表于1956年，长篇小说。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放火烧掉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据林养贤说他的犯罪动机是对金阁寺的美的嫉妒。《金阁寺》发表后大受好评，获第八届读卖文学奖。
三岛要在《金阁寺》中描述这种对传统既爱又憎的奇妙心态，这在他看来似乎用一般的真善美方程式是不可能完成的，加上他一向追求倒错美学，于是将金阁寺僧徒的思想和行为作艺术上的提升。他要在美与丑、爱与憎的紧张对立中创造“死与颓废”的美，构筑自己独特的美学世界。总之，三岛由纪夫驱笔写《金阁寺》，就是以金阁与人生相比喻，写美与人生、艺术与人生的悲剧性的关系。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放火烧掉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据林养贤说他的犯罪动机是对金阁寺的美的嫉妒。

《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 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 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 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 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 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 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 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 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 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 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 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 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 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 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蜘蛛女之吻》是普伊格的第四部小说,这无疑是他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在1976年发表后,几次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改编成电影。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关押着两个囚犯,一个是政治犯瓦伦丁,另一个是同性恋者莫利纳。小说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为主线索,逐步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拨动了埋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心弦,从一个侧面剖露了阿根廷社会的现实。作者以主人公叙述电影故事的方法,一方面揭示了力图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心理和生理诸方面多层次地剖析了同性恋这个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问题。

对于同性恋的产生与存在,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采用新颖的表现手法,颇具匠心地将许多艺术技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精心构筑了小说的结构,一部部异彩纷呈的电影故事,与小说正文相互呼应的理论柱石,穿插在对话当中的意识流,还有简洁明快的行书公文,让人读起来兴味盎然,余丝不断,真可谓集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于一身,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有对社会学和性心理学等问题的深刻探求,还有耐人琢磨的文学魅力。这种将文学性、趣味性、社会性、科学性融合在一起的特点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这部小说中运用得最为突出的手法就是在两个人的对话中叙述电影故事。深谙电影艺术的普伊格巧妙地将六部电影的情节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末。这些电影故事的构思巧妙,安排得当。每部电影虽然都独立成篇,却有着共同的深邃的内涵,即从不同的角度隐喻同性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及其心理特征。作者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电影与电影,电影与两个囚犯的现实生活剪切对比、明叙暗喻,像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一幅幅既有情趣又耐人思索的画面。

本书在十九世界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维克多·雨果可以说是最璀璨的一颗明星。他是伟大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他的《序言》被视为“浪漫主义宣言”和“讨伐伪古典主义的胜利。”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 新话”等词汇都已收人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 （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