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本书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第二章 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第三章 政府观点
第四章 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第五章 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英汉译名表

本书首先综述鬼节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及东亚流行情况与鬼节的多重意义，进而提出对中国社会中宗教形态的认识。作者将社会中的宗教区分为“制度型”与“扩散型”两种，并加以修正来为鬼节定位，视之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由此引出对资料性质的关注，强调不同资料的价值，突出视角的多样性。最后由提示宗教形态转到具体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对比于源自欧洲的概念“国家”、“帝国”等，作者择取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词语“天下”作为关键概念，从“天下”的意识形态结构、“天下”的领域结构、天下观念与中国古典国制的成立以及与王权所在地都城相关的宫阙制度、祭天仪礼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描摹出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天下型国家”的历史样态。本书在日出版后，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反响，对于青年研究者影响尤大。

本書的研究主旨，是以西陲出土寫本爲基礎探討中國中古時代的“學與術”和信仰、社會之間的關係，選擇的切入點爲構成中國文化本源的兩個互摄的“異相”：方術與博物之學。
上編“寫本時代的學與術”，試圖解明寫本時代的知識與技藝如何被製造、傳播和使用的問題。藉由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出土文獻，討論了“漢書學”、易學以及各種方術：物怪易占、人形解除、風角鳥情、擇吉推步等，將其重置於文本的成立與流通的歷史語境之中加以考察，探究經典知識、方伎雜術、政教禮俗、宗教觀念，如何進入士庶的生活場域和信仰實踐，成爲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並揭示不同文明間接觸、滲透、交融與再創新的史跡。
下編“中古博物的林中路”，是作者東亞博物學整體構築的部分結晶。從藥物、菜茹到寺院珍寶、沙州土貢、異域奇玩的這一組考證文字，不是僅僅關於物自身的研究，而是希望以此爲綫索，將它們在日常生活、宗教儀軌和東西文化交涉中的瑰麗景致，用寫實的手法重繪再現，致力於從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重新思考博物學作爲一種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在社會、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義。
本書尤爲注重出土文獻與傳統史志、域外典籍和考古文物的互相印證，並力圖溝通文字材料、圖像資料和相關學科工具，進行會通式的研究，建立起方術－博物－宗教－禮俗知識社會史－中外關係史相融合的研究範式。

本书从超越地方史的着眼点，来研究粤西南一带呈现的亦神亦祖的祭祀现象。作者认为，神与祖先的形象与拜祭模式，关乎在大一统的礼仪与文化推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国家的礼仪来塑造国家形象与表达自身认同。这个问题，既牵涉明清时国家礼仪、地方行政、经济环境的演变，也深受文字运用、科仪专家参与、建筑形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导言/郑振满 陈春声(1)
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
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
——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侯旭东(10)
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陈春声(42)
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
——以潮汕双忠公崇拜为例/黄挺(74)
“建构”政权，“解构”迷信？
——1929年至1930年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的个案研究/潘淑华(108)
社会风俗与民众心态
“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
——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常建华(123)
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赵世瑜(148)
神祗崇拜与地方社会的变迁
近世江南金总管考/滨岛敦俊(183)
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嬗变及其意义转换
——江西吴城镇聂公崇拜的研究/梁洪生(222)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分类信仰与分类械斗/颜章炮(263)
乡村庙宇与家族组织
方仙翁庙考
——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朴元熵(281)
村庙祭典与家族竞争
——漳浦赤岭雨霁顶三界公庙的个案研究/张宏明(302)
社区组织与村际关系
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335)
香港长洲岛的神庙、社区与族群关系/蔡志祥(354)
群体与对立之象征
——香港新界地方天后崇拜活动/廖迪生(382)
祭祀圈与民间社会
——以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大夫殿)为例/钱杭(399)
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关系/刘志伟(415)

作者围绕“历史心性”这一关键词，从与“核心典范”相对的“边缘异例”入手，深入探索发生在边缘的的不寻常现象，对断裂、失忆等异例作情景化的诠释。通过分析羌族、藏族等“异类”历史中的血缘、空间与时间等叙事符号，重新考察流传于中原及其周边的 “弟兄祖先故事”，对炎黄子孙及相关英雄历史进行了反思性的研究。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的华夏边缘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羌在汉藏之间》等书讨论的延续与拓展。

本書跨越中西文學表面上異同的時空關係，重新組合和詮釋英國的中古傳奇、中東的《一千零一夜》和《太平廣記》裡南北朝到唐代的傳奇及詩歌中之藝術和文化特徵。在方法學上採用的是文史共濟的歷史相對論（historicism）和史料編纂法，外加閱讀古代文典所必須的文字訓詁法則，惟其重點則放在彰顯人物角色在不同文學傳統裏如何自我呈現，以及他們在外國文學中所造成的印象和衝擊。故此，本書包羅了文學的和民族誌的兩個透視角度，並延伸至文學和宗教以及考古和民族社群現象的題旨，既為文藝分析也是文化研究的申論，利用文史合流的論述書寫社會史的側面。
目次
序
導 論 東西文化岔路上中東民族的形象
甲篇 引言：歐洲傳奇對異族的建構
第一章 中古英文傳奇之撒拉遜人
乙篇 引言：中東文學裏的本土人物
第二章 《一千零一夜》的女性 76-103
第三章 《一千零一夜》的男性 104-131
丙篇 引言：絲路上的胡人
第四章 唐代的伊蘭胡與烏孫苗裔
第五章 唐詩中的伊蘭裔胡姬
第六章 南北朝與唐代故事中之西亞人物
結 論
索 引

《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以华南边疆具有地缘意义的重要区域——广西壮族自治区为研究范围，在评述相关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分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不同时期，从历史与现状、地方与国家、区域与全球、边缘与中心、民族与宗教以及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互动等多个维度，透视了广西的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梳理了不同时期广西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历史变迁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并以sPss为统计分析平台，从总体上分析了有关广西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调查问卷，对民族、宗教的相关问题亦进行了理论探讨。《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的主要结论是：
1．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国内民族离不开国外民族、国外民族也离不开国内民族这五个“离不开”构成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维度。
2．民族关系格局是不同时期民族政策影响和区域民族互动的结果，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政策实践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共同推动着民族关系的发展。
3．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追求目标，也是中华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基本维度。在追求和维护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和民族分层对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
4．本土宗教文化与外来宗教文化的冲突、互动与调适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维度。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

《宗教与民族(第6辑)》推动民族与宗教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的研咒，向社会提供相关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支持，推动学术交流，凝聚有志于民族与宗教研究的海内外人士，加强少数民族宗教在宗教学研完领域中的地位。

中央民族大学进入“985工程”二期建设之后，在“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下设立五个研究中心，其中之一便是“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依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不久前改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面向西部地区和全国，组建跨校、跨区的民族宗教研究学术团队，开展重大民族宗教问题项目研究，以项目推动民族宗教学的新学科建设，以项目带动创新人才的培养，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相关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支持，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教学特色专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中心的负责人，面对如此全新的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而自己才力不逮，因此如履薄冰，不敢大意。好在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群体形成合力，使我有了勇气和信心。

1985年10月第1版。統一書號2190.108。封面只有文字，無圖案，頁面上下方有簡單裝飾花紋。定價4.8元。
1988年4月2印本，改用isbn：7500401795.封面改爲彩圖。定價4.6元。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历史演进，ISBN：9787802542914，作者：

《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主要内容：以往的研究者多将明清里（图）甲视之为一套赋税征收体系或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基层组织，《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以一个清代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里（图）甲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及其动态发展；结果发现，里（图）甲组织除了在税收上起了重大作用外，它更是一套划分社会界线，表明权利及身份的机制。袁州府原有旧户就是利用这套机制，将外来移民长期置于一个固定的户类别（“客籍”）之中，使外来移民无论在社会地位、晋升机会和享有的权利各方面都比不上土著旧户。换句话说，袁州府土著旧户借着操纵地方里（图）甲组织，实现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控制。
但是，外来移民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土著旧户压制。从一些个案可见，外来移民是有能力利用多种方法突破土著的封锁取得户籍（或一般民籍）的。组成一些“大宗族”或“高层次宗族”就是移民获取户籍（或一般民籍）的一种有效手段。外来移民能够灵活地经营宗族组织，不但使他们取得户籍，也令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得到提升。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这是一本以“土著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撰写而成的历史作品，作者透过云南大理区域史的研究。揭示“前中国帝制”时期边陲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景深。书中以丰富的地方性文献——包括图卷、雕刻、佛教经典、传说、墓志铭、家谱以及地方野史及碑刻等材料——从传说中的男女祖先、观音信仰、佛教仪式专家与贵族集团等不同的角度，重构西南地区的历史．并以此勾勒出西南人群如何透过虚拟的祖源传说、联姻关系与佛教经典正统。建立了以多元社群为基础的社会。
本书立足边陲社会内在的视野，采用细致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我们跨越中国王权的既定概念来思考边陲社会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富有地方历史逻辑的文化模式。

我们一般认为记忆属于个体官能,不过,有些思想家一致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叫做集体记亿或者社会记忆,于是,本书涉及的问题是:群体的记亿如何传播和保持? 作者在短短十多万字的篇幅中,为读者论证了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亿性知识,是在 (或多或少是仪式的) 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作者见解独到地关注于这类社会记忆中的体化实践而非刻写实践,这对研究社会、政治和人类学的学者来说,不无理论启迪。

简介：
格尔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协会１９７４年索罗金奖获奖作品，有助于为整个一代人类学家界定其领域的终极目的。 ——《出版家周刊》
前 言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书之书（ｎｏｎｂｏｏｋ），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维持原样）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ｎｅｓ ）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 Ｒｉｐ Ｖａｎ Ｗｉｎｋｌｅ）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 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