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从一个女人、一个城市、一点运气开始。《项塔兰》是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的自传式小说，他从一个大学里最年轻的哲学与文学讲师，沦落为黑狱重刑犯，在穿越两座机枪塔后，从澳洲看守最严密的监狱逃脱，偷渡至孟买──尽管潮湿、闷热、熙攘拥挤，但能让他在人间蒸发的城市。
带着假名字、假护照和不可告人的过去，他在印度导游的带领下进入孟买底层社会，和乞丐、妓女、苦修圣者、演员、士兵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逃亡者一起，在这个城市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他将成为第一个住进贫民窟的白人，凭着一只急救箱，当起受人尊敬、没有执照但免费的医生；
他将爱上孟买，这个空气中弥漫着酸腐和甜腻、自由和狂野的城市，随处可见收贿的警察、主持公道的黑帮、有组织的游民、大剌揽客的妓女、从香烟槟榔到毒品都卖的摊贩，以及人人脸上毫不吝惜的笑容；
他将学习用印度语、孟拉语和当地人沟通，并因言谈间使用了bear hug（熊抱）这个英文比喻，而荣获一只母熊的拥抱；
他将从偏僻村落的老嬷嬷口中，得到“项塔兰”这个名字，印度语意为“和平之人”，那时还没人知道，其实他是个恶名昭著的通缉犯；
他将邂逅美丽的卡拉，一个拥有聪明、秘密和湖水绿眼眸的女人，让人在她身上寻找天使翅膀的同时，也看见魔鬼的犄角。他会为她奉献一切，包括性命在内；
他将视哈德汗为第二个父亲。哈德汗是孟买家喻户晓的黑帮老大、圣人暨哲学家，与许多艺术家、企业家、政治人物有很好的交情，并在清真寺开讲神学和伦理学，吸引各宗教的学者和学生慕名而来。透过哈德汗，他被黑帮吸收，认真上课学习各种“专业”，包括如何洗钱、伪造护照、走私黄金、贩卖军火等，甚至加入了宝莱坞电影圈、穆斯林游击队，同时，也一步步陷入谜团与阴谋的纠缠中……

《小王子》是一部写给大人看的童话，一个世界上最伤心的故事，一则关于爱与责任的寓言。
小说讲述了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滞留非洲大沙漠的飞行员邂逅一个小外星人的故事：小王子是一个忧郁的小人儿，他来自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在那儿什么都好小好小，小王子很容易忧伤，他小小的生命柔情善感……这样令人心疼的小王子，在撒哈拉沙漠中与作者相遇了，他们一点一滴的交心，于是我们跟着小王子哭，跟着小王子笑，跟作者一起，再度成为一个孩子，寻获我们失去的天真与感动……

《命运交叉的城堡》是一部由图画和文字组合的小说。卡尔维诺选择塔罗纸牌，来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塔罗纸牌是十五世纪起风行意大利和欧洲的一种纸牌，可供四个人游戏，也可用于占卜。
在中世纪某个不确定的年代，在森林中的一座孤独的城堡里，许多过往旅人前来投宿。这些旅人聚在一起，他们素不相识，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塔罗纸牌成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手段。他们按照每张纸牌上的图画，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这些贵族、贵妇人、骑士、农民、工匠、马夫，等等,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其中既有关于爱情、死亡、冒险、恐怖的故事，又有被出卖的国王、受伤害的少女等趣闻轶事。他们的命运遭际在这里交叉、联结，城堡便具有了一重象征的意义：“命运交叉的城堡”。
《命运交叉的城堡》最先于一九六九年以豪华版刊印，仅在少数人中间传阅，一九七三年改由埃依纳乌迪出版社推出大众版，得以广泛流行，风靡一时。

《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 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 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 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 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 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 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 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 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 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 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 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 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 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 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这部书就像一场完美的旅程，教我们如何好奇、思考和观察，让我们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旅行是什么，德波顿并不想急于提供答案，旅行为什么，德波顿似乎也不热心去考求。但释卷之后，相信每个读者都会得到一种答案——这答案，既是思辩的，也是感性的，既酣畅淋漓，又难以言说，因为，它更像是一种情绪 ，令人沉醉而不自知翻开这本书，你踏上的将是一次异乎寻常的阅读旅程。深信德波顿无处不在的智慧和机智将影响甚至改变你对旅行的看法，并有可能改变你日后的旅行心态和旅行方式。德波顿是一个知识渊厚且富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作者。他曾经是大学的哲学讲师，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从苏格拉底、洪堡，到爱默生、尼采，他都有过系统的阅读。此外，对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他也有广泛的涉猎。因此，在论及“旅行”这一近平陈词滥调的题材时，他不仅时时表现出理性的悟觉，而且还能结合福楼拜、波德莱尔等文学家的创作，参照凡·高等画家的作品，多方位地观照“旅行”、剖析“旅行”。

乔治•奥威尔可谓是20世纪最发人深省且文笔最为生动的随笔作家之一，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毫不妥协的语言，用笔和纸与其时代的偏见进行抗争，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本书收纳了作者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与文学随笔共14篇，其中包括较为著名的《所谓欢乐，不过如此这般……》,《猎象记》，《政治与英语》，《回顾西班牙内战》等，以及他不太为国内读者所知的文学随笔，如《查尔斯·狄更斯》，《拉迪亚德·吉卜林》，《置身鱼腹》，《我为什么写作》等。对初涉奥威尔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好的入门读本；而对奥威尔烂熟于胸的读者来说，《我为什么写作》将是一部珍贵的合集，无价的文选。

本书收有周作人的《娼女礼赞》、《金鱼》、《两株树》等39篇散文

本书收有《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析爱》、《燕知草自序》等19篇散文。

癸未二○○三年晚夏，王貴忱先生命我替廣州新辦的《收藏．拍賣》文物期刊寫書畫隨筆，我寫了〈張大千壬辰《歸牧圖》〉，今年甲申二○○四年春天刊出。這篇隨筆儘管不是我報紙專欄�的篇章，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偏心喜愛，勸我找出 來壓一壓這卷新的文集，我答應了：夕照牧歸的踽踽心情算是有了著落。歲云暮矣，八方風雨，整理一年存稿，倍覺亂世文章可怒不可怨，宜悲不宜愁：怒則發憤，怨是小氣；悲而能壯，愁必纖弱；扁舟載愁，遲早都要隱入蒼茫煙波中，詩意是夠詩意的了，祇是隱得未免不明不白了！這樣一想，甲申二○○四年二月四日寫到十月二十七日的七十四篇小品新集，不妨名為《甲申年紀事》，一并照應徐雲叔前年為我精刻「董橋言事」之章：信息如縷，事在人寫。沿用干支紀年，那又是我這樣的老人追念泛黃歲月的一絲慰藉，跟二十四節氣�二十四個嫵媚的芳名一樣萬般難捨，看在眼�看到的又是范石湖筆下農家風味。甲申有情，翰墨結緣，此書從此留住大千畫�的三分祥寧古意矣。《甲申年紀事》收董橋最新散文七十五篇，並董橋自藏書畫精品，彩色精裝。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缘缘堂系丰子恺先生故乡石门镇旧居，先生甚爱，33年建成后从沪返乡，在此过了几年阅读、著述的闲适时光。本书收散文二十篇，属于开明文库第一辑

本书收有朱自清的《女人》、《背影》、《荷塘月色》、《海行杂记》等20篇散文。

《中国人》旧译《吾土吾民》，是林语堂（1895年—1976年）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诸方面，写得非常幽默，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被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名士推崇备至，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国内尚未出版过《中国人》全译本，这部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是国内第一个全译版本。
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 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与西方人的诸方面作了相应的、广泛的、深入的比较。

书房窗外的冷雨
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堂软垫沙发上，两手捧着一盏新沏的铁观音，白烟袅袅，凄凄切切半蒙住他那张有风有霜的脸，沙发的蓝绒底子洒满翠绿竹叶，衬着窗外一丛幽篁，格外见出匠心。因是雨后黄昏，院子那边的荷塘传来几声蛙鸣，书房反而更显寂静了。十八岁少年屏息站在沙发四五步外的紫檀木书桌边，不必抬头都背得出左壁上挂的一幅对子：“南云望气千重紫，华露罗香万亩兰”；右边盆景花架后面那一幅则是：“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朝南花格圆窗两侧整整齐齐立着一对乌木玻璃书橱，小时候父亲一出门，总是偷偷翻遍橱里的旧书和存画，宋代花鸟明人山水清朝碑帖自忖都可以闭着眼睛临出来。壁灯如梦；瞄一瞄案头青花笔筒里那一丛粗粗幼幼的毛笔，想起童年，竟无端讨厌起何绍基来了。父亲啜了口茶说：“到了台北赶紧先去看宋伯伯，知道吗？”“知道了。”“国家多难，生活更应该朴素，专心向学。”“是。”蛙鸣愈来愈闹，窗外又下起冷雨了。
卷起那半幅竹帘
冷雨一连两天窸窸窣窣染得台南那个校园都成了一幅淡彩水墨画了。苏雪林打着黑雨伞蹒跚赶去讲楚辞。教三民主义的老师声震文理学院的屋瓦。莎士比亚用京片子教罗密欧与朱丽叶谈情。军训教官对着黑板上的秋海棠叶吹起一阵阵的火药味、血汗味。冯君来夹着英国文学史带学生踏上乔叟的进香路。美国传教士给草叶集的诗人唱一遍又一遍的安魂曲。教雪山盟的英国女士把脸偎在海明威毛茸茸的胸膛上听不见下课的铃声。排骨饭加荷包蛋的晚餐和绿豆汤配棺材板的宵夜都填不饱胃里萨特的存在主义。沙冈的微笑浮荡在古都舞厅的华尔兹旋律之中，天一亮竟纷纷沉淀到文星杂志文星丛刊的豆浆碗里去了。康梁遗墨和胡适文存只能推开近代史的一条门缝，十一点钟在女生宿舍门口说的再见才算卷起中国文化的半幅竹帘。灯熄了，隔壁的教官抛下苏俄在中国打着鼻鼾赶回莱阳老家探望年迈的母亲。悄悄到宿舍后面洗脸的时候，听见退了伍的工友老吴在厕所里用沙哑的声音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卡宾枪又坏了！”
送给列宁的礼物
“Damn you，Engand”约翰·奥斯本的怒吼并没有惊破爱丽丝的仙境：英国人都躲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圆裙底下捡十八世纪的面包屑充饥，蹑手蹑脚不敢声张，生怕吵醒老祖宗骂他们没出息。伦敦是一座静静的图书馆：人的肤色、出身。阶级像图书馆里的书，分门别类，划清界线。谁都不必自作多情：“亲爱的”、“甜心”、“打令”顺口吻得你满脸唇印为的是两镑九十九便士的生意成交。一九七六年左派批评政府削减经费，财政大臣希利破口骂他们“out of their tiny Chinese minds”！西方文化的神髓是：“In God we trust，the rest pay cash”；在这样超然的思想背景下，西方人反共只为了求证一套哲学理论、亲共只为了挑剔一条政治公式，这里面没有一滴血的激情、一点泪的乡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Armand Hammer一九二二那年送给列宁一座青铜雕塑品，雕一只猴子坐在一叠书本上对着人类骷髅沉思，其中有一部书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了前几年，Hammer和夫人在莫斯科筹办贸易中心，勃列日涅夫听说Hammer夫人不喜欢长住观光旅馆里的列宁套房，马上下令送他们一所公寓房子。那年那天，伦敦大学一位南韩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汉贼不两立英文怎么说？”“我没工夫细想。我后天就走了，回香港。”
香港，安定的香港
达达主义宣言：“再也没有画家，再也没有作家，再也没有音乐家，再也没有雕刻家，再也没有宗教，再也没有保皇党人，再也没有帝国主义者，再也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再也没有社会主义者，再也没有布尔什维主义者，再也没有政客，再也没有无产阶级，再也没有敌人，再也没有警察，再也没有国家，再也没有这些说梦的痴人，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剩“有人晕倒”的政府和“有人请客”的新闻社。
将军，你可以这样做
在桃园中正机场餐厅里跟一位少将谈起香港前途和两岸统一的问题。少将说：“统一？那过去几十年我们不都白干了吗！？”没有风雨，飞机准时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