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是密尔顿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他们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密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词中对长老派提出了警告。

冯内古特及其小说依然健在


（代 译 序）



在本世纪末出版与回顾６０年代走红的冯内古特及其小说，审视他９０年代最后的作品，对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时机。

从冯内古特的处女作《自动钢琴》（１９５２年）到他的封笔之作《时间震》（１９９７），历时四十多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直保持着他独有的艺术特色，如果用他也许喜欢的数学公式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科幻＋讽喻＋幽默。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生物化学，毕业后一直关注当今的科学发展，对此十分熟悉和在行，可以说与他齐名的后现代派作家约翰·巴思、托马斯·品钦、约翰·霍克斯、罗伯特·库弗等人在这方面不能与他比肩。冯内古特有一度甚至被视为一般的科幻小说家而遭评论界冷落。深刻洞察世界和美国社会的冯内古特在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１９６９）发表以后，才摘掉了他极其讨厌的科幻小说家的帽子。科幻是他用来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手段，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嫉恶如仇，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揭露，辛辣的讽刺，有时显得玩世不恭，有时又诙谐成趣，但他骨子里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悲观失望的情绪常常主宰了他。他生性幽默，他的幽默却常常染有阴郁的色彩，这就是批评家们所称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五号屠场》里最典型，如同在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一样。通察冯内古特一生的主要小说，如今说他是黑色幽默大师，在评论界不会有什么疑义。如果有的话，也许冯内古特本人仍不会首肯。但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作家的定论往往并不取决于他（她）本人同意与否。

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冯古内特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也许会更全面一些。且看雷蒙德·费德曼（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ｅｄｅｒｍａｎ）在他的《内省小说》（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Ｆｉ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８）里是怎样看待冯内古特及其作品的，他说：



５０年代的小说多数把二次大战美化为一场好战争，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我们会想起詹姆斯·琼斯的《从此地到永远》、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赫尔曼·沃克的《凯恩叛乱事件》以及其他许多鼓舞人心的小说。这类小说现在正被滑稽嘲弄的新小说揭去神秘的面纱而遭损。《第二十二条军规》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托马斯·品钦的《Ｖ》（１９６３）、冯内古特的《黑夜母亲》（１９６１），特别是他的《五号屠场》（１９６８）、杰兹·科辛斯基的《彩鸟》（１９６５）和约翰·巴思的《贾尔斯代人受过的小伙子》（１９６６）也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

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似乎在寻找他们生活里和行动中正失去的连贯性。这些小说家多数对他们曾经推波助澜过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关系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正加以修正，以他们自己小说里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双重身份进行内省或反思。



费德曼把冯内古特列入６０年代崭露头角的内省小说或反思小说家群，或后现代派小说家群。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则在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文里称冯内古特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说：



像那时（６０年代）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一样，小说发现自己已露衰败的征兆，背着下滑、词语危机、能指与所指错位感的重负。有一度这似乎表明严肃文学现实主义的终结，虽然整个“后现代”阶段依然存在着现实主义与超小说悖论的矛盾，其矛盾不仅存在于后现代小说和较为传统的形式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巴思、冯内古特、品钦、霍克斯、库弗的超文本的本身之中。



布雷德伯里用新现实主义去界定冯内古特及与其相似的作家，用超小说概括这批作家的小说艺术特色，说白了，就是：他们关注现实社会，但他们审视社会的视角，表现社会生活的手法，均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新现实主义作家所反映的现实，好比哈哈镜里所反映的现实。你从哈哈镜里所看到的一切，难道不使你感到能指与所指大大地错位吗？所谓后现代小说，其最大的特色也在于此。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也在于此。综观冯内古特的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从褒义上讲，他保持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从贬义上讲，他在９０年代艺术探索上无新的进展，而是重复他在６０年代建立起来的艺术手法。

不过，即使在９０年代的今天，若从内省、新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角度来研读他的《五号屠场》、《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和其他小说，我们的读者依然能获得审美愉悦，我们的作家更能从中获得艺术创新的启迪，领悟冯内古特为何能“通过文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道理。现在可以断言，冯内古特作为６０年代涌现出来的一位后现代派经典作家，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今很少会有人对此质疑了。



紫 芹

南京南秀村陋斋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０日

《八月之光》是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在作家营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故事主要分两条线索，一条讲的是克里斯默斯，他从小被送进孤儿院，因为被怀疑是“黑白混血儿”而从此失去了“身份”，受到社会种种虐待，最终促使他杀死了最后相遇的白种情人而被白人处死。另一条讲的是农村姑娘莉娜与情人相恋，怀孕后遭到遗弃，徒步来到杰弗生镇寻找情人。小说通过杰弗生镇十天的社会生活的描述，揭示了几个主要人特的一生极其三代家史体现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实情感、爱情、同情，自豪　、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表明了作家反对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的态度。
这部小说以多重叙事角度和情节结构闻名。作家对小说文本的无限可能性进行了前卫性的试验。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水泡和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蜕化成无所事事，这则是另一码事了。无所事事的人是失落的人，他厌倦，永远在寻找他所缺少的行动。
这是米兰·昆德拉移民法国后，用法文所写的第一部小说。相较于《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不朽》所探讨的沉重话题，《慢》的主题看上去令人惊奇：显然是昆德拉所有作品当中，主题最为轻松的小说。作者自己曾说：“作品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词。”作者通过旅途中的驾驶事件，论及了速度、时间以及记忆、历史、遗忘等主題；以城堡为场景，穿插了美丽的爱情故事，并交织着当代与18世纪两个时空……

《红拂夜奔》这书题就会让读者认为是写隋末杨素家妓红拂敬慕大军事家李靖，私奔相从的风流逸事。然而，这本书它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照历史，又以历史文化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的结构。历史的重建和复归在于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品质、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共同的生存困境。王小波在序言中说：“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人类自身的进化是在不断循环、重演的历史中进行的，唯有如此，那些世代相传的古典名著才能震撼现代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那些借鉴历史原型的现代作品才能激发读者真正的兴趣。王小波写的就是这样一部把历史和现实进行双向建构的小说。

本书从普通知识进展到它的最高原则的决定性，然后综合地从对这一原则及其来源的考察返回到原则所适用的普通知识那里去。本书共分三章。分别介绍了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以及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考察。

十六七岁的时候，她特别喜欢一个隐喻；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听来的，还是从哪里读到的？没有关系。她想成为一种玫瑰香，一种四处扩散的香味，四处去征服。她希望就这样穿透所有男人，并通过男人，去拥抱整个世界。玫瑰四处扩散的香味：那是对艳遇的隐喻。这个隐喻在她即将成人之际开放，就像是对温柔地与男人混杂相处的浪漫许诺，对穿越所有男人之旅的邀请。可是，她天生又并非是一个常换情人的女人，这个朦胧的、抒情的梦，很快就在她宁静而幸福的婚姻中沉睡过去。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br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道德哲学研究》明确地讨论了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以清晰、严谨的形式进行了道德分析。休谟认为，道德研究的目的是发现道德赞美和道德遣责赖以存在的一般原则；善或恶之所以得到赞许或遣责，部分是由于人的同情，部分是由于其社会效用；效用说明了仁爱、正直、友谊、诚实之类美德的价值。作者主张一切人类行为源于自私的理论是错误的；凡有价值的东西，或是由于有效用，或是因为它适意。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品。
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太大，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
这虽然是一个故事简单、篇幅不大的作品，但含义丰富，很多教师把它作为英雄主义教育的教材，推荐给广大学生，使之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米兰·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但它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性爱故事，它是一部哲理小说，小说从“永恒轮回”的讨论开始，把读者带入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比如轻与重、灵与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一部意象繁复的书，其中装载了多种涵义：被政治化了的社会内涵的揭示、人性考察、个人命运在特定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呈现，以及对两性关系本质上的探索等。昆德拉将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写成一部非同凡响的小说——其中既有隐喻式的哲学思考，也有人的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的展现。

“虽然作者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文章，但它终究只是一本文艺读本，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本质上，他都无法承载很多人对于改变现状，改善社会的期望。我们总说，这个社会需要常识，需要启蒙，但其实我认为，互联网十年，该启蒙的人已经被启蒙了，有常识的人一直有常识，大家其实都知道美和丑，好和恶，只是我们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在台面上要扭曲和违背一下自己。要改变靠自己，现在不是旧年代，资讯毕竟对我们开放了七八成，我们也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七八成。而一本文艺读物，除了能提供好的文艺作品以外，能量有限，如果你抱着想看战争片的心态误看了一部文艺片，无论这部文艺片多好，你都会失望。”（韩寒说《独唱团》）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奥威尔经典文集》包括《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以及九篇随笔，
《动物农庄》以寓言的形式嘲笑苏联的社会制度，《一九八四》幻想人在未来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中的命运。而《奥威尔随笔》则以风格明晰简练著称。

福克纳（1897-1962），美国著名小说家，一九四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作家花费心血最多、本人最喜欢的小说。
小说进述的是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老康普生手游好闲、嗜酒贪杯，其妻自私冷酷、怨天尤人。长子昆丁绝望地抱住南方所谓的旧传统不放，因妹妹凯蒂风流成性、有辱南方淑女身份而恨疚交加，竟至溺水自杀。次子杰生冷酷贪婪，三子班吉则是个白痴，三十三岁时只有三岁小儿的智能。全通过这三下儿子的内心独白，围绕凯蒂的堕落展开，最后则由黑人女佣迪尔西对前三部分的“有限视角”做一补充，归结全书。小说大量运用多视角叙述方法及意识流法手法，是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名著。

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1806—1873）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61年。作者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围绕这一主题，主要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与职能、民主制、选举权、议会以及地方代表机关和民族等内容。但书中也指出了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的弊端及其危险性。此外，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而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月亮和六便士》说问世后，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看。在小说中，毛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整个故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是洛克写的论宗教宽容的四封书信中的第一封信，写给他的好友菲力·范·林堡格。洛克在这封信中批判了君权神授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提出了宗教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神论。

这是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系列作品构成的长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那时，知识分子群体无能为力而极“左”政治泛滥横行。作为倍受歧视的知识分子，往往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在这组系列作品里面，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一次次被斗、挨整，他都处之坦然，乐观为本，获得了价值境界上的全线胜利。作者用一种机智的光辉烛照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