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中斷，死難兩千萬，熟悉世界毀於一旦
生而為人，如何面對史上最慘烈內戰？
掙脫教科書與民族主義的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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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官方的歷史詮釋，第一本從民間視角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歷史著作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歷經長達十五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超過兩千萬人喪生、更多老百姓流離失所，堪稱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內戰。
師承最會說故事的漢學家史景遷，本書作者梅爾清大膽跳脫傳統教科書裡的成王敗寇與民族主義，不再將焦點放在洪秀全、曾國藩和帝王將相背後的政軍角力，反而關注那些受到戰爭直接影響、其心聲卻被官方紀念與國家記憶所遺忘之人。
對地方上失去愛人、生計與生命的幾百萬老百姓來說，太平天國戰爭到底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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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被遺忘的聲音，捕捉地方老百姓眼中的動盪時代
「世人做錯什麼，才得遭受天譴？」
當太平軍攻陷南京城，家鄉就在附近的一位慈善家發出了天問。他將眼前的殘酷戰爭，描寫成老天爺勸人為善的象徵。他振筆疾書、積極向鄉民佈道，為了替地方團練籌措經費，也為了導正世間的道德秩序。
除了這位以道德解釋災難的慈善家，本書還記載著一段段備受劫難的人生故事，包括用日記描述戰爭慘況的揚州詩人、被太平軍俘虜與剃頭的讀書人，以及透過書寫喪母之痛，學著與悲傷共處的孝順兒子。藉由從未揭露過的民間視角，讀者得以窺見長期被官方所遺忘或扭曲的故事，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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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躁動的亡魂，看見太平天國戰爭在人心中的刻痕
戰爭如何中斷日常？人們如何面對失序與動盪？如何處理遍地屍骨與紀念逝去親人？如何重拾內心的確定感，重建被戰爭粉碎的世界？
躁動的亡魂，反映出躁動的人心。太平天國戰爭讓成千上萬人成為亡魂，並在無數生者心中烙下刻痕。
本書透過方志、傳記、詩集、外交文獻與傳教士報告，帶領讀者看見這些刻痕，看見當時人們最切身的經歷：失親之痛、對官府失能的憤怒，以及摻雜腐臭氣息與夢魘畫面的可怖回憶。

《中国旗袍文化史》，本收分为东北篇、北京篇、上海篇、港台篇、全球篇等篇章介绍了旗袍的历史。
旗袍，作为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服饰的代表之一，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论，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亦是最为当今世人所认可和推崇的中国服饰之代表。旗袍不仅拥有独特的形式美感和装饰美感，更是传统中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例证与产物。
《中国旗袍文化史》分为东北篇（1644年以前）源头——山林中的粗犷与实用；北京篇（1644—1919年）入关后——皇城里的精致与奢华；上海篇（1920—1949年）西化——洋场中的妩媚与时髦； 港台篇（1949—1977年）余存——西化的性感与怀旧的优雅；全球篇（1977年以后）变革——多样化与符号化；旗袍与中国城市文化六篇，介绍了旗袍文化的发展历程。

在乎，意味着你將生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意味着有些事有些人，對你至關重要。既然重要，也就意味着背後有理由在支持，而非隨意而為，無可無不可。這些理由，往往是你相信的價值。而價值，可以公開言說，可以嚴肅論證，因此也就有可能被質疑，甚至被推翻。
換言之，在乎，是情感，是關心，也是反思和實踐。只有通過反思和實踐，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所在乎的，為甚麼是對的和有價值的。本書許多文章，都在嘗試解釋和論證，我在乎人，在乎教育，在乎我城的初衷和理由。
在乎，也意味着你有可能受傷。當你為所在乎的投入感情和傾注心力，自然有所期待，一旦期待落空，難免痛苦失落，甚至承受巨大創傷。既然如此，為甚麼明知前路艱難，明知同行者稀，還是有許多人義無反顧地堅持極度在乎之事？

艺术史领域重量级经典，现代艺术百科全书式著作
欧美高校50年来标准教科书，了解现代艺术入门必读
40多年5次重新修订与时俱进，国内首度正版足本引进
🧾编辑推荐
📓现代艺术史领域重量级经典，50年来一直是欧美高校课程标准教科书，了解现代艺术入门必读
本书初版完成于1968年，是著名艺术史家H. H. 阿纳森的代表作，一经推出即深受欢迎，畅销欧美五十余年。本书也是“现代艺术”史学领域著书立传开创性尝试，其开拓性书写为无数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出版50余年，本书一直是欧美高校现代艺术史课程的标准教科书、资料书、工具书，深受广大师生好评。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代学子对于现代艺术的起因、发展的认识，对现代艺术精神的理解，无不得益于这部著作。艺术领域里的各路人士，从艺术家、艺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高校教授，到博物馆、画廊和非营利文化机构工作人员、收藏家和艺术投资人等，都从中受益匪浅。
📓现代艺术百科全书式著作，清晰完备梳理艺术史发展和变化脉络
本书以艺术的历史发展为主线，时间为串联线索，聚焦自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的西方视觉艺术，详尽地讨论了现代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潮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建筑，兼顾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和思想的变迁对于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
书里将阐述落实到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上，与此同时细致的形式分析往往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历史语境密切关联，兼及对图像、符号、心理分析的恰当融汇，帮助读者一步步认识和理解作品。
📓40多年历经5次重新修订，与时俱进紧跟艺术史研究全新方向
成书半世纪以来，本书历经多次修订，恰当及时地反映着现代艺术史研究在方法和涵盖范围上的变化。第六版由经验丰富的艺术史家伊丽莎白·C.曼斯菲尔德教授主持，逐章、全面修订，在研究方法上兼容并包，在内容上延续到了21世纪初全球当代艺术创作的状况。
在经典研究之外，社会艺术史、后殖民主义研究、批判理论到女权主义、视觉文化研究、全球艺术史等当代议题，都在本书中有所涉及和讨论。
📓国内首度正版、足本引进，80万字译稿精心打磨近10年
这部著作早先的中文译本《西方现代艺术史》曾于1986年出版（以原书第二版为底本），当时正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蓬勃兴盛的时期，渴望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们，几乎人手一册。几代人对现代艺术的持续热情，对现代和当代艺术在中国数十年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产生了无法忽视和估量的影响。
时隔三十余年，此次恢复原名《现代艺术史》，首度正版、足本引进，回应一代读者的期盼！我们以2010年的原书第六版为底本，邀请曾在1980年代参与翻译的钱志坚教授再度悉心迻译，精心打磨译稿近十年，将焕然一新的《现代艺术史》带到中文世界。
📓精装图文并茂，超过1200幅高清图片专业调色，尽力还原作品本真
全新极简风格封面，在装帧上贴合极少主义和光效-视幻觉的现代主义风格，硬精装膜银卡印刷。与上一版相比，第六次插图修订版新增图片200余幅，全书收录精美图片超过1200幅。内文排版参照原版随文附图，讲到哪里作品高清图就到哪里，符合读图时代读者习惯。每幅图经过专业调色、替换，高质量印刷，尽力还原作品本色。
🧾内容简介
《现代艺术史》是一部经典的艺术断代史著作，聚焦于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艺术史的历史及其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响。本书以时间为串联线索，以艺术运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为内容支柱，以绘画、雕塑、建筑和摄影为核心类型，清晰地梳理了现代视觉艺术史的发展和变化脉络。本书英文原版自1968年初次出版以来，历经多位专家数次修订，一直是美国高校有关现代艺术史课程的首推教材。
《现代艺术史》第六版由经验丰富的艺术史家、作家伊丽莎白·C. 曼斯菲尔德主持了全面修订，不仅逐章更新了史料信息、拓展了大量图片，在内容分析上更是注重兼容并蓄，与时并进地容纳了艺术史研究的诸多新方向。
🧾名人推荐
在过去四十多年中，H. H. 阿纳森的《现代艺术史》一直是论及“现代艺术”这一宏大而复杂主题时不可或缺的指南。经过伊丽莎白·C.曼斯菲尔德的修订和扩写，《现代艺术史》第六版对现代艺术进行了全面概述，并提供了关于21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艺术机构等话题的令人着迷的新材料。
——艾伦·沃勒克（Alan Wallach），威廉与玛丽学院
伊丽莎白·曼斯菲尔德修订的《现代艺术史》与现代主义本身一样广泛。始于19世纪法国的现代主义，止于当代全球化，她的研究涵盖了众多媒介在内的美学发展，其范围之广令人印象深刻。我尤其佩服她如何在一个贯穿全书27章的清晰阐释框架下组织现代主义的巨大多样性。她的书对教育工作者而言将是无价的工具。
——安德烈斯·马里奥·泽尔维农（Andrés Mario Zervigón），罗格斯大学艺术史系
阿纳森《现代艺术史》的几次修订拓宽了现代主义的整体历史语境，更加全面地探讨了现代主义在艺术中的含义及其与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的关系。这个修订版包括了更多欧洲和北美艺术家，在处理艺术史的史学研究上也更加成熟。
——戴蒙·威利克（Damon Willick），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

张出身于香港破落户，长年漂泊海外，足迹遍及非洲、东南亚、北美、西欧、大陆与台湾，冷眼旁观了尼日尼亚政变、印度腐败、澳洲嬉皮士、欧美雅皮士、大陆历史剧变时期、台湾黑社会、香港的辉煌及回归等等众生世相，成长为具有鲜明香港特色的顶级职业经理人。
“做专业的事，赚钱、住五星酒店、享受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美食、红酒、女人，一切钱能买到的东西。”、“收藏六只镶钻黄金表和七百瓶最昂贵的红酒”，密闭时间，液化财富。“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 但是一瞬之间，一生如幻象幻灭，什么都没有发生……

香港，一個身世十分朦朧的城市！身世朦朧，大概來自一股歷史悲情。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個性所在。香港的個性呢？我常對朋友說，香港既是一個朦朧之城，生長其中的人，自當也具備這種朦朧個性。香港人不容易讓人理解， 因為我們自己也無法說得清楚。生於斯長於斯，血脈相連著，我們已經與香港訂下一種愛恨交纏的關係。對於她，我們有時很驕傲，有時很自卑，這矛盾纏成不解之結，就是遠遠離她而去的人，還會時在心頭。
傾城之戀，朦朧而纏綿，這是香港與香港人的故事。

新疆天山地带历史文化积蕴丰厚，是古代西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绵延千里的天山走廊是连接中国内陆与中亚的重要通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本书拟通过新疆天山沿线的历史遗迹和遗物，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新疆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的成果，阐述天山在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天山立传。天山走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孕育出独特的文明形态，使其成为历史上诸多古代民族活动的舞台。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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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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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An intellectual memoir by the author of the acclaimed Imagined Communities
Benedict Anderson is one of the leading historians of nationalism and Southeast Asia. His seminal book Imagined Commu-nities has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reason why people live, die and kill in the name of nation-hood.
Born in China, Anderson spent his childhood in California and Ireland, was educated in England and finally found a home at Cornell University, where he immersed himself in the growing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fter field work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e was banned from Suharto’s Indonesia for dispu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1965 coup. In his memoir, he brings to life the intellectual formation of a life spent open to the world, resisting the easy comforts of imagined homes: the joys of learning languages; the importance of field work;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Left upon global think-ing; and the satisfactions of teaching.

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氐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本書首先呈現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歷史過程涉及華夏以「羌」為其西方族群邊緣的宏觀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許多邊緣人群爭論、建構與遺忘「歷史」並改變其歷史心性之微觀過程。此文化過程涉及─民族走廊上諸人群在中國、吐蕃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之多重政治文化影響下，透過各種文化表徵相互歧視、誇耀與模仿而成為華夏、吐蕃、以色列人後裔，以及「有共同語言文化的羌族」之過程。藉此，本書對羌族以及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
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的二十年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以《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
做了深入清楚的描述與分析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全書共分七章，及兩篇附錄，分析焦點從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一些文學和語言的爭議、改革運動，到戰後的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包括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台語（福佬話）復興運動、台灣集體記憶、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等。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
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
在這二十年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
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
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紀錄1980、1990年代台灣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關注這二十年間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
研究本省籍「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
探討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
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
內文試閱
（節錄）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學者們也不確定中國大陸的居民是何時得知這個島嶼的存在，並且渡海來台（Hsu 1980: 3, 5）。零星的歷史紀錄告訴我們，自十六世紀後半葉起，漁民、販夫走卒與探險者從中國東南邊靠近台灣的福建省遷徙來台（陳紹馨 1979a [1966]: 452）。在那之前，不少源自亞洲東南部、使用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 family）語言的原住民，早就定居於此。中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過去四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統治政權同化政策的影響下，加上原住民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低落，使得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式微。
到了十七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才開始在台灣占據主導的地位。漢人人口自此以後便持續增加（陳紹馨 1979a [1966]: 453）。為了掃蕩明朝滅亡後敗逃來台的殘存效忠者，滿清帝國於1683年入侵台灣，並統治台灣至1895年。清朝統治期間，雖然滿清帝國曾禁絕合法遷徙的管道，唯恐台灣再度成為反抗者的藏身之地，但是貧困的漢人仍然不斷移入，爭奪土地。幾乎所有落腳台灣的移民，都來自中國南方兩個省份：福建和廣東。來自福建的移民，依據其故鄉所在地，可區分為「漳州人」與「泉州人」。儘管這兩群人說的是不同腔調的「閩南語」，但他們都被統稱為「福佬人」或「河洛人」，他們的語言也被稱為「福佬話」或「河洛話」。第三種漢人移民是客家人，他們主要從廣東遷徙而來並講客家話。
到了十九世紀，大約80%的漢人移民來自漳泉兩地，福佬話因此成為台灣的主要語言。相對的，廣東移民則約占總人口的15%，客家話在社會上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清朝統治時期，漳州、泉州與廣東移民彼此都將對方看成異於自己的人群。他們之間經常基於這種不同的集體認同，競爭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資源競奪，造成這三群移民之間頻繁劇烈的武裝衝突（黃秀政 1992: 52-54）。
滿清帝國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勝利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等以地域為主的方式自稱或相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主要由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才產生了所謂「台灣人」、「台語」或「台灣話」的概念範疇。「台灣人」指的是漢人，而不管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是不是有所不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某些情形下，「台灣話」也包含客家話。對於漢人來說，這些分類方式代表著在外來統治者底下所萌生的認同感（許極燉 1993: 40-43）。
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統治台灣。由於殖民統治時期前二十年的軍事鎮壓，台灣人的武力反抗運動遭到全面瓦解。到了1920年代，則出現了受民主、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等當代政治思潮所影響的台灣人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然而二○年代末，所有台灣人激進的、左翼的反殖民組織──他們大致都追求台灣人從殖民統治的全面解放──完全被殖民政府壓制。至於選擇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的反殖民運動，則持續低調地追求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自治。但是1937年當日本與中國再度開戰後，這一類溫和的運動也被迫終止（見第二章的討論）。
在此同時，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人主宰的大清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1919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成立，它由孫中山所組織的幾個政治團體演變而來，並且在孫中山過世之後，由蔣介石領導而統治全中國。就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言，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仍舊十分模糊。在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明白宣布「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雖然在前一年，中國外交部曾經做過類似的宣稱，但中國收復失土的立場，卻是在開羅會議上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鄭梓 1991: 218-219）。
後來隨著日本戰敗，蔣介石的軍隊在1945年秋天接收台灣，台灣也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歡迎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軍隊的到來。不過沒有多久，台灣人便因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壓迫、經濟混亂，和政策上對台灣人的歧視而大失所望。1947年春天發生一連串激烈反抗國民黨的事件，擴及全島，最終導致血腥鎮壓，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台灣人，或者說「本省人」，與剛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關係明顯惡化。事件引起的猜忌氣氛，從此形塑著台灣的省籍政治。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
1949年12月，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因而撤退到台灣。從五○到六○年代，美國根據雙方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海的安定，從而提供了台灣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安全保證，而國民黨則仍然不斷重申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決心。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效法列寧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集權統治。蔣中正是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握有所有重大決策的最終決定權。國民黨在地方政治層次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讓台灣人只能以有限的管道參與政治，而這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本特質。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反對勢力幾乎被全面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在戒嚴法與「動員戡亂」的戰時法規管制下，也處處受限（見第三章的討論）。
經過二十年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七○年代初台灣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外交挑戰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美國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逐漸減弱它對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支持。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並排斥台灣，使得台灣在宣稱合法代表全中國的鬥爭中，宣告失敗。
1975年4月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蔣介石兒子蔣經國則於1976年11月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並於1978年當選為總統。儘管國民黨曾推動溫和有限的改革，但蔣經國主政初期的政治獨裁本質並無太大改變。台灣人的政治反對運動，則在這段期間開始顯著地發展。1979年開始，美國終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主張，有所認知。在這個外交鉅變帶來的政治紛亂中，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繼續在全島積極組織動員，以爭取民眾支持。然而1979年在南台灣第一大城市高雄所舉行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最後使得許多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與地方的政治反對運動者遭到逮捕。這次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導致八○年代前半葉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反對運動中角色愈來愈重要的激進人士，開始採取升高衝突的方式推動台灣民族主義。他們的動員策略和意識形態，啟發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者等，逐漸激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正在這個階段逐漸浮現成形。1986年9月，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並於1987年戒嚴解除後獲得合法地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反對者的挑戰，國民黨被迫必須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營造了比以往更有利於反國民黨人士從事政治競爭的環境。
絕大多數的民進黨支持者是本省人，反對運動的領導核心也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它便不斷推動台灣獨立，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國民族主義被用來正當化外省人對台灣的宰制，也使得國民黨以反共動員戡亂為藉口來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利，看起來順理成章。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主張台灣重返聯合國，並且由台灣住民自決，以選擇台灣未來的政治方向。儘管國民黨政府仍然壓制，但是在八○年代的後半葉，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迅速地發展。整體來說，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的政治控制確實逐漸放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態，在國際政治領域愈來愈活躍，民進黨除了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之外，也強調他們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在這段期間，主張台獨的人文知識分子更熱烈地投身政治，也推動一波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風潮。由於言論日漸自由開放，加上台灣民族主義顯著發展，在九○年代初期，傾向於主張台灣與中國統一、以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緊張關係。從此之後，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相互衝突帶來的緊張，一直深刻影響著台灣各種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
1970年代初期，為了回應外交挫敗連帶而來的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曾提拔支持國民黨的台籍菁英進入黨政高層。技術官僚出身的本省人李登輝，在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且在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而伴隨著政治自由化與反對運動的發展，執政的國民黨也大幅邁向「台灣化」，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本省人在李登輝掌權後，被指派擔任黨內與政府要職，因此決策核心內的本省籍人數，也開始超過外省人。此外，在1991年，三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裡所有終身職委員（絕大多數為外省籍）全部退職，新的中央民意代表也由選舉產生。
國民黨內反對台灣獨立或支持兩岸統一的外省籍菁英，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內本省籍對手的挑戰，都倍感威脅，因此他們開始集結組織，於1993年成立「新黨」。1993至1995年間，新黨與民進黨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而國民黨本身仍繼續台灣化。主張統一與主張獨立的民眾之間的衝突，達到頂點。不過自1990年代初以來，雖然在更趨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中，民眾的政治關懷與利益日漸複雜，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相當顯著地增加，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人數則急遽下降。在此同時，民進黨的政策變得更加重視實際（見第四章的討論）。為了吸引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這個最主要的反對黨開始以較不強烈的方式處理台灣獨立問題。相較之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從八○年代上半葉受到反國民黨的政治人士（他們許多後來成為民進黨的創黨成員）啟發而形成以來，逐漸獲得本身發展的動力。在諸如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台語復興運動者、業餘與專業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快速。本章一開始所提到1996年春第一次總統大選後，「建國會」為一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發出不滿民進黨的聲音。這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正包括許多我們所討論的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建國會在1996年10月成立的六個月之後，一部分幹部組織了「建國黨」。該黨黨綱要求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並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以入侵台灣來壓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正當民進黨緩和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時，建國黨則和建國會一樣，成為明白堅定地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所集結的重心。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當代學術界研究民族主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企圖闡明國族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們對於現代民族主義源起的確切時間仍眾說紛紜，但大致都同意應該不會早於十七世紀英國反抗君主政體的時期（Calhoun 1993: 212）。為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學者們各自看重不同的解釋因素，例如：現代國家的興起，這可視為在國家間相互競爭的脈絡下，一種行政權力向中央集中的過程（Giddens 1985；Tilly 1990；Mann 1992）；現代國家的發展，它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Breuilly 1982）；工業化，它需要流動的、識字的、並且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民眾（Gellner 1983）； 報紙與小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它讓在一個特定行政統治領域內原先沒有人際接觸與社會交集的個人，能夠發展出彼此間的連帶感，最後則形成一種「想像的」國族共同體（Anderson 1983）； 另外的一個解釋因素，是一種渴望歸屬於某個既同質又穩定之群體的需求心理，因為這種群體已經因為家族、社區與宗教的連帶關係削弱而支離破碎了（Kedourie 1993 [1960]）。儘管學者們對這些不同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但他們大多數仍同意民族主義是特別屬於當代的現象。一些學者清楚指出，唯有現代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科技、與其他社會發展條件的匯聚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才有可能出現（Hobsbawm 1990: 9-10；Eriksen 1993: 101-107；Calhoun 1994: 315）。
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的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是將民族視為一種集體認同，它基本上依賴文化建構而發展，而這種文化建構由那些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或者由已經存在的國家所推動。「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Gellner 1983: 55），或者「民族並沒有創造國家與民族主義，而是國家與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 10）之類的說法，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種論點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對「演化決定論」（認為民族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的高峰（Smith 1993: 10）。
非演化決定論觀點的典型代表，即為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社群」或「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對Anderson來說，任何種類的社群認同都是想像力所建構的。他寫道：
事實上，所有的社群，只要其規模大於人們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都是想像出來的（甚至即使原始村落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社群，靠的不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Anderson 1983: 6）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將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而這本名著的主要目的，正在於解釋民族如何被想像與如何誕生。為了詳細說明民族為何、且如何被想像成「本質上既有限，而又具有主權」，Anderson首先提到一些普遍的條件，例如一些主要宗教的地位日漸低落、君主王朝政體的式微、以及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更具體地說，他關注1776至1836年間美洲一些新國家的建國經驗，認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民族做為一種想像的社群的最早模式。根據Anderson的說法，由於三種社會歷史因素的結合，才促成這種新穎的意識的出現。第一，這些南美洲每一個新誕生的共和政體，好幾世紀以來都曾經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而這個事實，使它們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第二，美洲出生的歐裔（creole）官員在一個殖民行政區內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亦即他們被限制在特定行政單位內的生涯經歷，有助於這些官員之間產生彼此互相連結的感受。第三，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讓一個行政區內閱讀相同報紙的讀者群之間，創造出一種社群意識（Anderson 1983: 9-36, 47-65）。Anderson強調，這個民族模型一旦在南美洲被建立起來，世界各地便有人跟隨仿效。「『民族』因此變成某種能夠讓人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追求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慢慢才變得清楚的視野架構」（Anderson 1983: 67）。
確切來說，Anderson的核心關懷在於為何這種新的集體認同類型會呈現為這種形式（form），以及這種想像的方式究竟如何出現，但比較不在於關注「這是誰的民族主義」等更具體的問題。他研究焦點所在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做為「某種關於社群、以及社群應當如何被組織起來之新觀念」（Breuilly 1996 [1994]: 159），亦即關注的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般普遍的性質。雖然Anderson的分析主要基於南美洲的實際例子，但他的研究重點，不在於特定社會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與內涵。 一如Anthony Smith所評論的，Anderson的理論忽略了下列問題：「民族指的是誰？為何是這些民族、而不是指其他民族？」（Smith 1993: 20）從目前對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相關研究來看，Smith對Anderson的研究取向的批評可以說是恰當的。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這些研究。
許多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作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所左右，而這些作者都提倡特定的政策（例如蕭行易 1990；馬起華 1992；林勁 1993；黃昭堂 1994）。這類的著作，事實上經常可以歸類為政治評論。除此之外，關於這個議題，僅有少數問題意識清楚、而且具有理論旨趣的研究。整體來說，這些少數的研究可分為兩類：其一筆者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其二是「政治競爭」的研究取向。
採取「想像的共同體」取向的研究，都受到Anderson的理論所啟發。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最早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這個研究取向的開拓者。為了解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這個取向的研究主要強調兩個因素。第一，做為台灣第一個現代的國家機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行的交通運輸、傳播、行政體系、以及教育的現代化，滲透傳統的地方社群。在一定的程度上，現代化模糊了漢人內部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界線。因此地方的與族群的社群，都被整合融入一個以全島嶼為範圍、剛剛萌芽的「想像的政治社群」。 按照若林正丈的論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1920年代初期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所開始組織的反殖民運動。他們的組織發行的刊物，成為台灣「印刷資本主義」的先鋒。若林正丈強調，由於這些刊物的宣傳與二○年代許多的反殖民抗爭，使得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政治化。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因此轉變成一種對立於殖民者的台灣人認同感。台灣的漢人，因此經歷了逐漸歸屬於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吳密察、若林正丈 1989: 186-187；若林正丈 1994: 50, 52-55）。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若林正丈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丈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丈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中日的近代交往，是一段兩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形式？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 家思想的強烈影響所致。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作者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中國民族和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係。
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中國王朝時代的政權之所以能夠讓「周邊」及「異民族」自由自然地與中國交流和融合，皆因長期崇尚「德治」這一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價值，從而延續其統治的正當性。進入二十世紀後，這一歷史趨勢卻戛然而止—周邊開始拒絕中國，異民族集團開始抵制「中國人」意識。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民族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實在刻不容緩。 本書作者指出，因為近代中國導入了「民族」的話語，造成了「民族」與「國民」二者不分的現象；隨著民族話語不斷被政治化，各種官制及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以「民族」來頂替「國民」的結果，不僅促生和強化了漢族排斥和歧視其他周邊民族集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使處於中國周邊的其他民族集團在社會流動的自由屢受限制，因而對自詡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逐漸失去國家認同的意識。 本書集結作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之思考，當中包括他在多個中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生活經驗與大量田野考察工作。 如何建設一個具有跨越階級、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讓全體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將會是少數民族集團邁向國家認同的關鍵，好讓他們不再成為這個國家的「他者」。

本书以十篇论文探讨了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历程中重要转变之原因。
作者一方面从传统的研究成果及材料中汲取精华，另一方面又能不囿于成规，充分挖掘了画家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将其作为改变各阶段画风的重要因素。

画家挥洒翰墨，手卷随手慢慢展开；雅集的士人聚在园林，正赏玩着竹杖挑起的一幅立轴；帝王在画屏前驻足，随后在屏背题诗一首。对于理解中国绘画来说，这些具体的绘画形式与特定的观赏场合显然十分重要。然而在大多数对这一重要艺术传统的介绍中，这一切还是被忽视了。一幅中国画往往只剩下画心的图像，绘画的物质性消失了，绘画与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紧密联系因而也变得隐晦不明。
本书首次尝试把中国绘画既视为物质产品也看作图画再现，正是这两方面的交互合作与相互制约使得一张画生意盎然。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把美术史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屏风可以是一件实物，一种艺术媒材，一个绘画母题，也可以是三者兼而有之，巫鸿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综合分析。通过多样的角色，屏风不仅给予中国画家无穷的契机来重新创造他们的艺术，同时也让本书作者有机会处理宽广的主题，包括肖像与图画叙事、语词与图像、感知与想象、山水画、性别、窥探欲、伪装、元绘画以及政治修辞等等。

观念是一切的开始，本书汇集了那些正在影响和创造着未来时尚潮流的观念。20世纪是一个充满创新的时代，其中许多创意给女性服饰带来了影响。世纪初和世纪末的裁剪设计风格，反差是巨大的。从20世纪初的女性紧身胸衣、曳地礼服和舞会上的监护人，到现在的裸背日光浴、迷你裙、航空旅行和网络购物，很难想象，如此之快、如此之丰富的变化仅仅发生在100年之内。
本书的主旨是要梳理和阐释1900年到2010年之间女性服饰的革命性变化。全书按照时间顺序编写，并将时尚发展过程中每个重要变化的时间点进行标注。书中的结尾部分提到，未来时装世界的惊喜现在已经开始，如计算机技术整合纺织布料、裙子上的印花可以通过按钮改变图案等。但是，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如果依照上个世纪时尚流行的发展趋势，那么未来的发展过程将注定是富有挑战性、戏剧性并将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本书不仅提示读者关注时尚发展的重要时刻，而且还强调了这些时尚观念决定着我们审美文化的未来走向。

《思想31：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有三個專輯，第一個專輯是「教科書中的歷史意識」，針對大陸和香港的三篇文章，剖析兩地歷史教科書與現實政治的糾葛，值得參考。
第二個專輯是「周邊反思中國：葛兆光《何為中國》的迴響」，葛兆光先生關於「中國」的歷史建構研究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去年香港浸會大學針對《何為中國》舉辦研討會，本期發表分別來自韓國、香港以及台灣的四篇論文。第三個專輯是「思想訪談」，一篇訪談和一篇紀念本尼迪克．安德森文章，對安德森容易引起誤解的幾個關鍵論點提供了解說與分辨，對讀者將有很大的幫助。

本書中討論的是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迴避這些大問題。最近，迅速膨脹的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中國與亞洲和世界，究竟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們要承認，現代中國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比如高句麗問題、東海與釣魚島問題、南海與西沙、南沙問題、外蒙古與內蒙古問題、新疆的東突厥運動以及伊斯蘭教問題、西藏及藏傳佛教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台灣問題，甚至還有可能死灰復燃的琉球問題等等。
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裡，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尊重。
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本書從「歷史」出發，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中国的客家人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也是分布范围最广、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离散族群，其迁徙活动验证了“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法则。
梁肇庭著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海外客家研究译丛》分析客家的起源并梳理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对以往的客家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学术反思。作者运用西方人类学族群理论和施坚雅教授的区域系统发展周期理论，结合中国内地移民的历史，对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重新诠释，其讨论的主题包括客家移民、族群性和民族主义，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客家移民史、19世纪客家精神特质的形成过程，以及进入20世纪后客家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作者梁肇庭是施坚雅的得意门生，虽然英年早逝，传世作品有限，但其著作在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記憶所繫之處(全套3冊不分售)》Les Lieux de memoire
這是一個法國之所以成為法國的歷史。
原本艾菲爾鐵塔只是一座平凡的建築物、普魯斯特原本被視為一個三流作家，七月十四日能不能算是法國國慶也被質疑。但在歷史的變動與解釋中，模糊的法國 形象逐漸成形，不只在法國人心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的心中，艾菲爾鐵塔拔地而起，伴隨著馬賽曲的伴奏、瑪德蓮的香氣、藍白紅的照耀，也隨著環法自行車賽一台台單車在地圖上一再畫出法國疆域，如今我們所認識的「法國」才終於出品問世。換句話說，這不是一本告訴你艾菲爾鐵塔多高，或者瑪德蓮蛋糕如何製作的書；這是一本試圖告訴我們，在歷史迷霧中，今日法國如何出現。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emoire）這個詞彙為法國史學大師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創，他將之定義成：一種物質或非物質實體，經由人類或時間轉變，而成為一個社群的象徵性遺產。就我們當代人而言，艾菲爾鐵塔、馬賽曲、普魯斯特便是這樣的「記憶所繫之處」。但皮耶諾哈不是要再次強調這些觀光景點的美好，而是要藉由這些令人魂牽夢縈的所在，追溯其歷史，傳達那背後豐富眩目的多線故事，如何在歷史與記憶的糾纏過程中，塵埃落定，成為現在的模樣、成為人們朗朗上口的典故。
在學者的眼中，《記憶所繫之處》是一種影響深遠的歷史觀念，但它也同時是一種最精采的故事寫法。它在毫不與事實妥協的狀況下，將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或地點，抽絲剝繭成千頭萬緒的離奇故事。例如，環法自行車賽如何在不同年代修改比賽路線，以符合不同年代的政治需求。普魯斯特對於法國小生活小日子的細緻描寫，如何曾經被視為墮落頹圮，而又翻案成法國最偉大的作品。這些充滿衝擊與張力的精采法國歷史，竟也同時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史學著作。
本書原本共有三大卷，七大部，收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編撰者皮耶諾哈本人與本書譯者戴麗娟兩人一同討論，選出九篇對於台灣讀者特別有意義的文章，希望能經由這些經典論述，為我們打開真正理解法國迷人文化的第一扇窗戶。
裝訂特色：本套書共三冊，選用法國國旗藍白紅三色作為封面底色，在書盒內依序排列成法國國旗。封面封底皆採用打凸設計，三冊分別打上：馬賽曲樂譜、艾菲爾鐵塔以及普魯斯特，運用法國為人熟知的文化象徵，表現法國文化的低調與細緻，更添經典收藏價值。
本譯作榮獲法國在台協會、法國國立圖書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Livre）之翻譯與出版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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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歷史系教授　呂紹理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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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作為一部後民族主義的民族史傑作，《記憶所繫之處》中文選譯本的問世，無疑將會為缺乏理論意識的臺灣史學界帶來衝擊與啟示。」－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各方好評
「一本具有權威的鉅作，定義了法國的樣貌。」《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一部非凡的成就……（書中收錄的文章）如鑽石般閃爍。」《新共和雜誌》
「《記憶所繫之處》的出版，讓我們終於能擁有為了解析、詮釋和頌揚法國魅力及其歷史最重要、最具野心的作品。書中收錄的長篇論文，詳細又發人省思，讓讀者獲得愉快的閱讀經驗。」《洛杉磯時報週日書評》
「這本迷人又獨特的作品，幾乎談論了法國的所有事物，從法國國歌「馬賽曲」的由來，到聖女貞德在法國集體記憶中如何改變她的地位，都是談論的對象。甚至連巴黎鐵塔也閃耀出令人驚奇的新面貌。」《芝加哥論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