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一九三二年的《美丽新世界》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最杰出的代表作，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经典之一，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在国内外文学界和思想界影响深远。这是一部寓言作品，展现了赫胥黎眼中的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通过最有效的科学和心理工程，人类从遗传和基因上就已经被先天设计为各种等级的社会成员，完全沦为驯顺的机器，个性和自由被扼杀，文学艺术濒于毁灭。继《美丽新世界》这部寓言小说杰作之后，赫胥黎又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论著《重返美丽新世界》，在这部雄辩的作品中，作者运用其丰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比较了现代社会与他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构想的寓言性图景的方方面面，像人口过剩、宣传和洗脑以及化学劝诱等，认为他早年悲观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本书将赫胥黎这两部最经典的名著全部收入。

【内容简介】
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在本书中，迈克尔·弗里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出现的过程，探究了共同体、福利和国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发展，强调了伦理和科学对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影响。
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里登认为，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 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又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为现代英国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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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新型自由主义”理论中哲学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一直在被讨论，却从未被细致地论证过，直到这部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著作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一现状。
——《卫报》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部迟到的重要著作……本书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
——《英国历史评论》
说理清晰，令人信服……这本书会在我们的视野和讨论中停留很久。
——《美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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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克尔·弗里登是“意识形态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英国政治理论研究的权威人物。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张新刚为本书作中文版导读，引领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位顶级学者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本书清晰、详尽地梳理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流变，以及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出现与发展，是一部叙述英国政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著作。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从进步主义、人文主义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了许多影响当代政治思潮之起源。
◆从密尔与格林到霍布豪斯与霍布森，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的思想如何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基础？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寻得答案。
◆本书收录于三辉图书策划的“倾向与可能”书系，该书系汇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开放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真相的勇气。三辉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

本书共两卷，分别探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主张，时间跨度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末，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现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著作。作者还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与知识背景，展示了在历史环境之中研究历史文本的独到的研究方法，并对重要的政治词汇和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梳理。

本期的專題是「香港：本土與左右」，共收錄6篇文章。這幾年，香港興起了本土意識的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根源來自1997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缺席，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可以說沒有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本期的訪談對象吳思先生，長期思索中國的政治轉型課題，提出「用特赦換憲政和民主」的思路，主張中國共產黨應啟動、主導政治體制改革，並主動轉型為憲政制度下的社會民主黨。
致讀者
最近香港爆發的公民街頭運動，一如今年三月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所涉及的問題需要從跨越了運動本身的宏觀視野來掌握。運動之所以出現，當然有明確具體的當下原因。不過在這兩個運動的背後，似乎均有幾個共同的歷史趨勢在發生作用，為運動提供了豐沛的動力與特定的方向。這包括了一、中國崛起對於周邊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日形強大，迫使港台社會必須從維護自主性的角度思考與中國大陸的互動方式；二、這些社會內部的政治支配結構（代議體制與主流政黨）凍結在上一個階段的記憶中，無法反映社會的多元動態與新生的訴求，從而很難凝聚共同體的意志與決策；三、年輕世代業已形成新的價值觀，嚮往一種個人化而摻雜了美學情調與道德想像的自我感覺方式，對於嬰兒潮世代價值體系的運作方式感到壓抑與疏離。這三方面的問題都很複雜棘手，但既不可能迴避，也是這些社會中的宏觀思考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今年年初開始規劃本期的「香港：本土與左右」專輯時，我們當然不可能預料後來事態會如何發展。不過不言而喻，香港正面臨一個其來有自的歷史時刻，需要歷史與結構性的分析與展望。「本土與左右」這個主題，呈現了幾位作者探討香港問題的共同焦點。本期的香港專輯並不是時事評析，而是從香港百餘年積累下來的身份認同問題著眼，回顧香港的歷史、社會、文化，以及族群、階級等多個面向之間的糾結。如今，學運之後的局面仍然混沌，香港的政治面貌還在蛻變之中，但香港的自我意識畢竟發生了重大的質變。值此之時，這個專輯對於理解當前香港的困局有其可觀的啟發。
在此或可預告，針對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本刊在未來一期也將推出專輯，邀請多位作者提出檢討與反思，相信讀者們會有興趣。
本期《思想》除了聚焦香港，還有文章分別梳理中越邊界的戰爭記憶、探討馬華文學中的身分認同問題、也介紹了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考的一些糾結之處。此外，秦暉先生對比分析「綠色」(環保)議題在中國與西方所處的政治脈絡之不同，問題意識獨特，見解犀利，對關心環境議題的讀者會很有啟發。
《炎黃春秋》是一份馳名海內外的重要刊物，其總編輯吳思先生則以《潛規則》一書，為中文創造了一個傳神而耐咀嚼的概念兼流行新詞。在陳宜中先生對吳思的訪談中，讀者可以認識到「潛規則」這個概念的來由、含意，以及它所涵蓋、說明的廣泛現象。吳思對中國政治轉型的看法也很獨特，並不贅詞於民主的應然，而是強調民主轉型的成本與利益，寄希望於既得利益者「算通利害關係」。這種想法不免會引起爭議，不過吳思先生對中國各層級的政治均積累了深厚的認識，思路踏實而又敢言直言，讀者可以取為參考。

本書由日本學者伊藤虎丸撰寫的關於魯迅與日本人的交往，可以從另一角度了解魯迅先生的胸襟與見識。「個」的思想，這是本書的核心概念，是作者伊藤虎丸首次使用的。在他看來，魯迅對西方近代的理解和接受就是對「根柢」和「神髓」的把握，體現了具有普遍意義和新精神的東方的個性。伊藤認為，魯迅的價值不在於他接受了什麽「主義」,而是他「個的自覺」，在重建和發展民族文化方面所顯示的意義。
全書分成四個章節：魯迅與日本明治文學；魯迅與西方近代的相遇；小說家魯迅的誕生；魯迅的小說及其人物形象。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正当性与证成性是探讨国家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作者对这两个概念做了详细的分疏，并且讨论了西文政治哲学中这方面的理论，例如洛克、西蒙斯、罗尔斯及哈贝马斯。透过对这些理论的探讨，作者也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厘清这两个概念做出了相当好的贡献。他所讲座的论题也可以使人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及方向看得更清楚一些。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知识分子论丛: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对中国崛起问题作了个性化探讨，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以下问题：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奥秘何在？崛起的成功背后又支出了什么样的历史代价？崛起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模式？

19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个重新分化的年代，80年代所形成的启蒙阵营到了90年代，围绕着中国现代性的重大核心问题，其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论战，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断层和价值取向。本书通过对90年代重大论争的系统研究，褐示了当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内在复杂性。

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编撰的这部《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威教本。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新版跋
袁伟时
这部小书从交给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过去了，上海三联书店认为此书仍有可取之处，愿意出个新版。责任编辑彭毅文小姐是个责任心很强的新锐，要求笔者为这一版写个序。我想偷懒，把一篇答记者问《我和我的书》交给她作为代序。她意犹未足，先是发来邮件：“先生，我觉得对话的形式有点老土和矫情，没劲！”。后来不打自招，说： “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我和我的书》是不错的，但必须换一种写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风格的，别什么记者采访，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贬，变着法子逼迫我另写，而且还要什么风格的！害得笔者猪年春节不得安宁，老想怎样完成这个颇为刁钻的任务。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袁氏风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话，又有哪些特点。人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大部分中国人都识字，总会写点什么。但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模子里印出来的，有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独特风格，谈何容易！何况自知从小没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长期生活在学舌是免祸不二法门的环境中，要养成个人风格更是戛乎其难！这个编辑小姐要笔者交出有“袁氏风格的”再版序，岂非刁钻？
童年在家乡，不时可以看见路边或山坡有砖砌的小火炉，嵌着一块刻上“敬惜字纸”的小石碑；给十几家人放牛的老汉官生常常把捡到的有字的纸张放到里面去，用火燧点着烧掉。他不识字，行动却那么自然和虔诚，想必是表达对创造和传承文字和文化的圣人的敬意。民心不古，此景早已消逝；但私心以为白纸黑字，字字体现着学养和人格，对文字实在怠慢不得。
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承担的主要课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从开天辟地至20世纪初，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哲学史云云，大都说的是思想文化史。与教学相适应，研究、写作主要关注中国19、20世纪的思想文化。在这个领域如果说我有些微贡献的话，可以归结为不肯讲假话，努力讲真话，因而终结了若干神话。本书初版自序题为“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是我不悔的追求和信念，本书各篇应该是其中的佐证。
“人是观念的囚徒。”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是守望历史和社会，观察，分析，创造，推动观念变革。不过，回顾19、20世纪中国史，往往新不敌旧，偏激压倒理性，过时的思想桎梏造成的严重后果可谓触目惊心。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及我当时的一些忧虑。十年过去了，当时提及的后现代思潮仍旧是知识阶层一些人自娱自乐的话题；民族主义却更加瞩目惊心。
本书写作和初版前后，以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为师，吼叫“中国可以说不”的浊浪在神州大地翻滚。初版自序有感而发，用一页多的篇幅四大段话批评了“扭曲了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些话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不幸，十年过去，字字句句好像是针对今日的时评。
任何国家面对被侵略、被压迫的境遇，眼泪，空喊，鲁莽，都与事无补。高呼打倒洋鬼子，非常容易；但是民穷国弱的状况不会因嗓门大、声浪高而改变。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不愿认真接纳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三分之一时间视之为敌对力量，其余日子则摇摇摆摆、扭扭捏捏，当权者只要对他有利的部分，而拒绝其余。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中国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是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前进，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徘徊？这将决定21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斗争哲学孑余是冀图把历史进程往后拉的三驾马车。
以民族主义来说吧，它的狂热信徒在这十年间，似乎没有多少长进。他们和19世纪的先辈一样，词穷理拙之际热衷鼓动民族情绪，给反对自己观点的人们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被愚弄的人们跟着起哄，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讨论演变为情绪失控的骂街！
近代中国当然有背叛正义出卖国家利益的罪犯。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汪精卫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文武官员与侵略者合作，出卖被侵略国家的利益，践踏了正义，谴责和惩罚他们的叛国罪行是罪有应得。但是很多所谓汉奸、卖国贼却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
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这些“汉奸”、“卖国贼”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第一．信口开河，哗众取宠。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喻权域和腾讯网记者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更深一步看，能够以言定罪吗？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却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所以，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加上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有没有机会接触国家重要机密尚待考证，更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同样是没有看过或者没有读懂有关文章而想像出来的。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搞笑了！
第二．无知。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恭亲王奕訢，长期担任大清帝国朝廷最有权势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力图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状况下，他反对轻易挑起与列强的争端，实行必要的妥协，争取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一些文人称之为“鬼子六”。他是皇族，与汉族无缘，要当汉奸也不够格；自强运动的中坚被诬“卖国”，黑白颠倒，莫此为甚。
署理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1876年奉命出使英法，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湖南家乡那些穷酸秀才们居然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商议要烧掉他的房屋。有的人还编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把奉命出任外交官看作是“事鬼”——为洋鬼子服务，是判定“汉奸”大罪的主要根据！
如此给“湖湘文化”抹黑的典型事例，不是偶然发生的。“湖南知识阶层中一些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士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但这个省的城乡又是内地最为封闭的地区之一，加上素来民风强悍，三合会等秘密帮会人多势众，排外风波层出不穷，令地方官员穷于应付；连挂设有线电报线路都一再遭遇麻烦，不得不中断。” 例如，1892年5月，郭嵩焘出使归来已经十多年和魂归道山了，电报公司在湖南澧州（现澧县）挂电线，“电杆木料运至马家河尚未起坡，讵有乡愚聚集多人，将营勇殴伤，幷烧去电杆四十余根。”后来愈演愈烈，“津市电杆一千二百余根……被痞匪纠众烧毁净尽”， “澧民将已立未立电杆烧尽”， 工程只好停止。
第三．偏执。
在近代中国，曾国藩是身负骂名最久的“汉奸”了。1943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撰写长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大骂“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理由呢？慈禧等人“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 关于曾国藩等晚清洋务派的外交政策，不少专著已有系统论述，1992年出版的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晚清大变局》）也已表述了一得之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言。他把汉人为满族人做皇帝的大清帝国服务视为划定汉奸的主要标准，实在不伦不类，无疑是这位史家的一大败笔。
有趣的是，个性张扬的毛泽东不吃这一套。同一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并于1945年再版发行，要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好好学习。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与此同时，“在延安，他（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把这位“汉奸”捧为治军和修身齐家的典范了！
第四．治学不够严谨。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与日本的交涉有没有犯下卖国罪行，是有争议的问题。以二十一条的谈判来说，作为外交总长的陆宗舆可谓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
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列为“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强加在他们头上，但他们都拒绝到任，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重大历史关头选择了正义。史学家理应冷静、全面作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第五．别有用心的捏造。
制造敌人，凸显自己的存在无比重要，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乃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维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连鲁迅都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愚意以为这样的现象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胡适的“买办文人”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中国没有发展起形式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变为中国人沉重的思想枷锁，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他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妨碍中国人吸收现代文明先进成果的绊脚石。挨打时一味痛骂敌人是蛮夷，以中化道德文章举世无双而安慰自己，坚持不能“以夷变华”。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又来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
四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群言淆乱衷于圣”，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或企图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就应运而生了。
知识阶层中的学者群体肩负传承和创造知识和文化的重任。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现状，是这个群体履行职责必备的品格。这些特性是否完全具备，是制约其学术和思想成就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与以宣扬上级或雇主旨意为职志的知识阶层的另一群体（旧时的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和后来的宣传干部等等）迥异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一再成为“问题”，基本原因就是没有弄清两者的基本区别。知识阶层的品格不应也无法改造。个人乃至整个群体消磨了这些特性，意味着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是个人或群体犬儒化的标志，不但是个人的悲哀，受到伤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一切大话、空话无补实际，真正关怀国家命运，请从维护学术和言论自由开始。
中国曾经沦落为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国家。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但是，思考、观察这段历史请勿忘掉人类文明发展的全局。
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战争当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对战争罪行，应该桩桩件件弄得一清二楚，让人们永志不忘，不要重蹈覆辙。但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全球一体化及其过渡步骤：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也将一一化为现实。欧洲共同体以化解仇恨、促进发展的榜样，再一次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21世纪我们应该也能够听到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降生的福音。
2007年3月初稿，4月17日星期二修改定稿

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期盼道德成就卓越者担任政治领袖，其极致即圣人为王，这意味着政治领袖不但应该管理政治事务，而且要作精神导师。儒学始终未放弃人能成圣成贤的信念，认为政治权力可由内在德行的培养去驯化。传统儒者虽表现出极高的“抗议精神与批判意识”，但并未能将此精神与意识转为客观制度的构想。

本书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先生的力作，它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流派和具体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对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不断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金觀濤、劉青峰是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曾合作出版《興盛與危機》(1984)、《開放中的變遷》(1993)等著作。作為該系列的第三本著作，本書從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假說出發，著重討論中國歷代政治文化特點及其演化機制。本書的切入點十分有趣，通過比較魏晉 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及近代西方文明這兩次重大外來文化衝擊，探討中國文化融合消化外來文化具有的共同模式；並進而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思想和共產革命起源。本書結構嚴謹，立足於中西比較，提出不少有創見的觀點，對中國歷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和學生，是一本具有啟發性 的重要參考書。

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
总 论／许纪霖 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与反应性质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运作背景
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的历史循环
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社会分层与现代化动力群体
文化危机与思想冲突
第一章 巨变前的社会经济景观／何清涟
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
工商业的发展和市场渗透
人口压力下社会经济的病变
中国与世界的贸易
第二章 新思潮的萌动／李长莉
传统文化观念与明清士风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西学东渐
洋务思潮与“尚富强”的新价值观念
“中体西用”思想模式中价值观念的对峙
第三章 危机中的政治嬗变／朱庆葆
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秩序
西方冲击下政治传统的裂变
王权危机之一：太平天国运动
王权危机之二：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四章 中国工业化的发轫／吴柏均
外资近代化企业的建立
工业化中的公营企业与政府作用
私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二元的工业发展道路
第五章 士大夫的流产变革／杨念群
政治嬗变的前提
维新群体之三大政治变革模式及其后果
戊戌变革的社会氛围
维新运动的回响：中国近代变革的双重取向
第六章 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何清涟
新型社会集团的出现
通商口岸：中国的现代化中心
《马关条约》后的全方位开放
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
第七章 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陈少明
旧传统与新思潮
古经新释：民族危机中的使命感
佛法人世及其结果
山呼海啸，西潮东卷
第八章清末新政：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陈达凯
教育改革：从废科举到兴新学
新式军队的形成
预备立宪运动的进程
走向近代法制的开端
第九章 “新政”的替代物——革命／李秀领
晚清革命的中坚与社会基础
士绅阶层的政治疏离
地方势力的坐大与中央财政危机
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第十章 从民主政治到权威政治／孙立平
清王朝的灭亡与政治社会的解体
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政治设计
袁世凯：从总统到皇帝
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与价值重建运动／毛丹
民初社会的价值紧张
以《新青年》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家
打倒“孔家店”与“文学革命”
从人性批判到社会改造
第十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杜恂诚
军阀政府对经济的失控
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经济环境和企业家的进取精神
资产阶级团体及其政治影响的加强
第十三章 “五四”后的社会文化思潮／高力克
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
“问题”与“主义”之争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第十四章 军绅政权和国民革命／王跃
权力危机中的军绅政权
“法统”之争背后的权威真空
五卅运动：广泛的社会动员
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
第十五章 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高 华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脆弱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
行政机构的建立与社会控制的强化
专家参政：政治参与的有限度开放
发展国家资本和开发国防工业
银行改组和金融资本的国家化
币制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
第十七章现代化变迁中的土地改革／张益民
国民政府对农村渗透的失败
国民党的土改与顿挫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
改造乡村道路的多元探索
第十八章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的颠覆
国民党的党治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主体文化变革的奠基性努力
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
第十九章 国民政府的战时集权／陈廷湘
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强化
政治过程制度化的努力
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无序化
集权面临的挑战
第二十章 战时统制经济／刘方健
战时经济下的资源分配与商品输入
统制经济对民间工业的影响
国家资本的畸形发展与结构性腐败中的官僚资本
从通货膨胀到财政总危机
第二十一章 文化的价值重建与政治抉择／高瑞泉
终极关怀的玄学重建
自由主义的理念
权威主义的恶性变形
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胜利
第二十二章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衰败／许纪霖
战后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尝试
昙花一现的战后自由主义运动
国民党组织的自我解体
后记
2006年版鸣谢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为编选本思想史论著作，系统地汇集了国内思想史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论文均出自国内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和学者。该书分四辑，第一辑为五四专辑，从经济伦理、自由与保守等多个角度解析力五四这个复杂而矛盾的大时代，探讨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三辑重点讨论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观念与论战，第四辑梳理了五四以来激荡中国的各种思潮。

本书为编选本思想史论著作，系统地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br/>　　全书分上、下两卷，分四辑，收录了23篇论文，第一辑为五四专辑，从经济伦理、自由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多个角度解析了五四这个复杂而矛盾的大时代，探讨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三两辑重点讨论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观念与论战；第四辑则梳理了五四以来激荡中国的各种思潮。<br/>　　全书各论立论严谨，有冲击力，对于清理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尤可资借鉴。

围绕中国思想现代化这个主题，林毓生先生的这部文集分为五四运动，自由主义理念、人文重建、台湾当前文化发展、有关当代新儒家等几大部分，体现作者多年来对乌托邦主义的反思。

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以及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中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
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杨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