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早采用语言的眼光看待古典诗歌的著作之一。作者深刻地指出，古典诗歌具有独立的语言系统，采用的是独特的言语。这样，作者不是对一篇一首的诗词进行微观的分析，而是从宏观的语言体系的角度对于古典诗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风貌和动态发展做出把握。

《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一书包括《中华名物考》和《华国风味》两部书稿，均未在中国国内出版过。此两部书稿属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著作，《中华名物考》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名物的论考，题材从草木之名到节物之名，非常广泛。说起来，名物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训诂学，下经过明代的名义学，再发展为清代的考证的名物学。但是，在日本，以前只是追随中国的名物学，缺乏独立的发展。青木在其名物学中导入了虽然同样是考证学而不同于清朝考证学的近代考证学的方法，开启了通向新名物学之道的端绪，在开头的“名物学序说”中，他揭示了我国名物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方向性。《华国风味》则旨在于介绍中国风味的饮食。而这两部书稿更处处透露着中国文化的种种相关知识、相关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雨巷》是戴望舒早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诗歌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诗人也因此被人称为“雨巷诗人”。诗歌描绘了一幅梅雨时节江南小巷的阴沉图景，借此构成了一个富有浓重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在这里，诗人把当时黑暗阴沉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没有阳光，也没有生机和活气。而抒情主人公“我”就是在这样的雨巷中孤独的ㄔ亍着的彷徨者。“我”在孤寂中仍怀着对美好理想和希望的憧憬与追求。诗中“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的象征。但是，这种美好的理想又是渺茫的、难以实现的。这种心态，正是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有所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政治低压下因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惶惑迷惘心境的真实反映。在艺术上，本诗也鲜明地体现了戴望舒早期诗歌的创作特色。它既采用了象征派重暗示、重象征的手法，又有格律派对于音乐美的追求。诗中的“我”、“雨巷”、“姑娘”并非是对生活的具体写照，而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全诗还回荡着一种流畅的节奏和旋律。旋律感主要来自诗韵，除每节大体在第3、6行押韵外，每节的诗行中选用了许多与韵脚呼应的音组。诗中重叠反复手法的运用也强化了音乐效果。正如叶圣陶所说，《雨巷》是“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十二月十日云：“下午努力写小文，成第二节，备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灯下修改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云：“上午抄《谈往》本文了，只须再写一节后记，便全文告竣，总计五百五十余纸，约计三十八万字，拟分四卷，或易名为《知堂回想录》。”十一月三十日云：“晚写《谈往》后记了，计五五四纸也。”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一九七○年五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最初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氏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信，载《鲁迅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十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对本书写作有所影响，然而周氏亦未完全按照要求去做，如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曹氏写信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信中更说：“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须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如前引日记所示，《知堂回想录》本拟写至五四为止，末了却将一生经历写出，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谓之“集大成”亦无不可。
《知堂回想录》无论叙述，还是议论，都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即在他看来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或许与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早已在过去一系列序跋和《过去的工作》之类文章中表明了，对周氏来说，也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守定的叙述原则。用《后序》的话说就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诗”与“真实”的辨别，一是“说”与“不说”的取舍。二者都涉及对“真实”的理解，在周氏看来，真实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叙述者无可造作，但是可以在此范围之内有所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他的义务，后者就是他的权利。这样选择的标准就与前述自我视点有关，而关键是一切由己而不由人。在只说真话的前提下，作者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别人想听的话，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就这样地贯彻于《知堂回想录》之中，而《后序》差不多是他最后写的文章，这也就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了。这让人联想到《知堂文集·知堂说》所引孔子和荀子的话。终周氏一生，他都是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发，而归结于“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的。这是他的“智”。因为说与不说取决于自己，所以也就不存在回避什么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者确实觉得有些东西无须向外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报告，譬如所说“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后记》），“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后序》），等等，都涉及到公众人物之公众性的限定问题。周氏显然认为是应该加以限定的。而他在这一界限之外，已经通过《知堂回想录》对其一生行事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
《知堂回想录》三育版错漏之处甚多，此次据周氏家属提供的作者手稿复印件整理出版。原稿目录题为“药堂谈往目次”，共八页，前列“序文”一项（按此或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记载之《药堂谈往序》，已佚）；中缺“六○北京的戏”，而以“鱼雷堂”列为“六○”，以下顺序排列，故共二○六节；分为四卷。正文共五百五十四页，未分卷，前题“药堂谈往”，署名“岂明”；“六一”重出，即“鱼雷堂”与“吴一斋”，以下依次排列，故亦为二○六节；“二四”作“几乎成了小流氓”，“二五”作“风暴前后”，“四一”作“老师”，“四三”作“风潮”，“五八”作“在北京”，“一六四”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上”，“一六五”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下”，“一六六”作“北大感旧录十一”。原稿之错漏衍字，特作校记予以说明，附于全书之末。原稿无《后序》，此文取自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年五月初版本《知堂回想录》。

十四卷，近七百万字，收录周作人全部散文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还有集外文及未刊稿。多文为首次面世。
本书由钟叔河编订。钟先生90年代曾整理出版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更出版过多种周作人选集和单行本。
本书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周作人1898～1966年的文章，所有文章(集内、集外)均考订注明：①初次发表的时间；②发表的出版物名称；③所用的署名。集内文注明收入何集，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未曾发表者注明“未刊稿”。每篇文章均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十分便于读者及研究者查阅。
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审校，编校历时五年，根据第一手资料校对，并根据周作人手稿核对过部分内容，改正了以往周作人作品集中的许多讹误。装帧设计及印制力求精美。
除14卷正文外，另配索引卷（单独成书），近六十万字。与《鲁迅全集》“索引”以注释内容为主不同，本索引卷有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

《自己的园地》分三辑，共五十六篇，其中“自己的园地”“绿洲”接近文艺批评，“茶话”则属于杂感随笔。“绿洲”意趣盎然，其手法为作者此后随笔创作多所沿袭；“自己的园地”则是作者此阶段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阿英说：“‘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到此时遂告完善。

《谈虎集》收录一百三十二篇，是作者社会批评家一面的集中表现。评论所及，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层面，几乎无所不说，而这些文章，或酣畅淋漓，或妙趣横生，或怒目圆睁。
其中，《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是周作人革命思想的主要标志，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也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具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在《两个鬼》中，作者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其一是流氓鬼，其二是绅士鬼”，“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正是全面了解周作人的一把钥匙。
读这本书，宜在夜深微醺时节，当不禁连连拍案，有掐臂见血酷暑吞冰之快。

《谈龙集》收录五十篇，涉及方面很多，如文艺批评，文学家的纪念，中外民歌，日本古史及小诗，希腊神话及小诗，猥亵歌谣，翻译问题，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作者此后的随笔创作，均与《谈龙集》关系更为密切。
周作人的文章很多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常读常新，例如《文学谈》说：“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者两个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如《竹林的故事序》中，“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着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没有意思。”这可以看作“人的文学”精神的一个注脚。

要了解西方文化，必先从它的文学史开始。本书通过对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各国的文学史的述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观察西方文化的视角，使读者透过作者自己的见解和他那个年代的独特视角，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周作人自编集:苦茶随笔》内容简介：《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有一节云：“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吕居仁《官箴》引此误以为少陵。”翁注引《官箴》原文云：“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于清谨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书》日，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日，忍事敌灾星。少陵诗日，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泽泻集》收录周作人散文二十二篇，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既有情趣盎然的“美文”，也有铿锵典雅的“时文”，乃“质朴平实”与“暗含杀机”两种风格的结合，颇堪品读玩味。《过去的生命》为诗集，收录二十九篇，为“苦雨斋小书之五”，或天真清新，或婉转悲悯，其中对于小孩及妇女的关注尤多，“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这样的祈祷，十分感人。

植物學可以解開《紅樓夢》的歷史懸案？印證唐朝中西文化交流頻繁？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所寫，高鶚有沒有狗尾續貂？從「植物」可以得到答案。唐朝盛世時的首都長安據說充滿異國風情，這樣的景致也可以從「植物」一窺堂奧？
兩千年來，第一位用現代植物學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跨界奇才！
你到過台北植物園，逛過「詩經植物園區」嗎？欣賞荷花時，可曾留意池畔的「唐詩植物」、「宋詞植物」教學看板？這些都是作者潘富俊博士的創舉！作者累積近半世紀的研究、親筆點評近萬本中國典籍、走過兩岸三地上萬里路，終於開創這門嶄新的學科，運用現代植物學的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經典，並在各大專院校開課。兩千年來先民的智慧結晶有了嶄新的欣賞視角。
古今植物名稱有很大的差異，時代離得愈遠，差異就愈大。以距今兩千年左右的《詩經》收錄的一三七種植物為例，名稱古今相同或類似的只有二十種，占比不到15%！植物代表的意涵的變化也耐人尋味，如「柳」，最初象徵文人氣節，如「陶潛五柳」，後來因為音近「留」，折柳送別表示離情依依，但到了宋元以後，卻衍生出「殘花敗柳」、「花街柳巷」、「尋花問柳」負面用法。植物在不同朝代出現的比例還可以反映時代氛圍，比如唐代版圖擴大，中西文化交流密切，詩中就出現了來自遙遠印度、西亞，甚至非洲的植物（罌粟、胡麻、波斯棗等）。
作者翻遍浩瀚書海，遠從《詩經》、十三經、《全唐詩》，近逼清詩，以地毯式的搜尋方式，逐字逐筆過濾所有作品，書末皆以筆畫下密密麻麻的「正」字計數記錄。不只「眼到手到」，為了驗證古人所言真偽，作者還實地一一探訪作品提及的每種植物，並考證當地自然生態，還原幾千年來文人筆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朝代有著不同名稱與寓意的植物概況，並找出植物引進中國的脈絡，同時分辨虛實，釐清作品的寫實與想像。跟著作者的腳步，我們發現，只要稍微留心，古典文學中的植物常可在生活周遭發現，讓我們一面親近古典詩詞，一面認識植物。
【專文推薦】
◎黃生　台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專業推薦】
◎王基倫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洪淑苓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康來新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蔡珠兒　作家
◎蘇鴻傑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名譽教授
◎走入植物的世界，印證文學的心靈。──王基倫／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閱讀本書，就像闖進文學的桃花源，令人流連忘返。──洪淑苓／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在文學中觀花賞木，真是富有！而且，還不必交奢侈稅。──康來新／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中文和植物的寶典，簡直是夢幻之書。──蔡珠兒／知名作家
◎遍覽中國古文群芳譜，今日始見百花真面目。本書帶領亞熱帶的台灣子民，熟悉地大物博的中國文學植物，也讓現代的中國人更了解古文中所詠頌的民俗植物。──蘇鴻傑／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名譽教授

收录《天山遥遥》、《黄山白云》、《水墨画的世界》、《唐招提寺之路》等十余篇文章，以及《华清池》、《瘦西湖》等四十余首诗歌。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美国的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本书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珍贵的图片，在书中评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探讨了基金会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基金会的动机和效果。书中列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概述了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
本书系《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3）一书的最新版本。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者发表过的有关哲学诸问题的旧作，另一部是新作《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虽是以往观点的再次重申，但依作者所言，是“圆心未动，扩而充之”，更加充实和丰满，提供了哲学上的基本观点、视角、问题。

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面临改朝换代、人心惶惶的混乱时代，但在艺术史上，却是画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代。高居翰在书中提到：“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画坛，也都难与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媲美。”这是一部以最浅显的方式带领读者由小见大，进而透视中国绘画本质的大书。透过作者雄辩而生动的解析，以及丰富细腻的图版对比，读者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中国十七世纪多位艺术大师──包括张宏、董其昌、吴彬、陈洪绶、弘仁、龚贤、王原祁、石涛──的心灵与创作世界，同时也可以一窥中国艺术里自然与风格的复杂辩证关系。

《九十年代反思录》收入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思想史研究、文化艺术评论及人物述评等诸多方面的文章，完备地反映出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的思想历程。作者作文不拘一格，有逻辑严密的论文，也有清新活泼的札记、书信、对话和序跋，但从中均可看到作者作为一位大学者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既有对“五四”中激进主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思考关注，既有解读卢梭《社约论》、回顾黑格尔研究这样的深层学术思考，也有关于京剧和莎剧这样文化命题的对话和笔记，都无不显露出这位思想家在不断地完成自己思想上的某种超越，显现出一种学术良知、思想的智慧和时代精神。

余英时教授纪念乃师钱穆钱宾四先生的集子，其中有“犹记风吹水上鳞”、“一生为故国招魂”等篇，洋洋洒洒，真切动人；亦有“钱穆与新儒家”、“论文化超越”等篇更是研究和思考了一个大问题——中西文化问题；《寿钱宾四师九十》一篇还附录有钱先生书信两札，从中可见钱先生谈及论学之文、评述他人语言风格者，颇多令人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