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为卢梭1753年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撰写的论文，出版于1755年。在书中，卢梭阐发了自身的政治哲学，为《社会契约论》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不同于同时代哲学家的乐观认识，卢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视作进步与退化的矛盾统一体。他一方面借助当时有关野蛮人的人类学材料，一方面展开辩证的想象，回顾了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的进步史同时也是人类的堕落史，因为人类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即加深一步。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环节。
这个译本根据法国学者勒赛克尔的评注本译出，书中有大量解读性质的评注，书前有勒赛克尔撰写的《让-雅克·卢梭：生平与著作》一文，可帮助读者全面把握卢梭的生平与思想。

作者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土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
本书是“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全书共分8个部分，主要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土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

一部美学史并不单一的只是纯粹美学理论的历史，而且还是人类心灵自我展现的历史，或者说，在那些看似抽象的理论背后，我们所感受到的乃是各个时代人类精神脉博的跳动，这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历程——请跟随吴琼来一次西方美学的精神漫游吧。
本书是关于西方美学理论的专著，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1978年作者曾作过修订。

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为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爱”“智慧”。他们的共同爱好，就是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他们的共同精神就是不向世俗低头，坚持独立思考。徳波顿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的哲学之旅，典雅漂亮，帮助我们走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在他们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慰藉。

《符号帝国》是罗兰·巴尔特以符号学观点写成的一部具有比较文化研究性质的著作。他把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各面——诸如语言、饮食、游戏、城市建构、商品的包装、木偶戏、礼节、诗歌（即俳句）、文具、面容等等——均看作是一种独特文化的各种符号，并且对其理论含义做了深入的思考。
巴尔特以一个异邦人的身份进入日本，并对这个东方国度进行全方位的想象。在想象之前，或在想象之初，他已经毫无保留地将接下来要做的事——写作——归结为禅宗中的“悟”，即，“抽光一切意义”，达到“意义的丢失”。很显然，他无比留恋“能指符号”，即，意义的载体。
在巴尔特看来，作为载体的能指符号构建了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现象之精髓则是带有禅宗意味的空无性。本书的繁体版书名《符号禅意东洋风》明确地突出了禅意。同样，本书各章节的命名也显得“空无”，比如，“未知的语言”、“用不着言辞”、“没有中心的菜肴”、“空洞”、“市中心、空洞的中心”、“没有地址”、“有生命/无生命”等等。巴尔特并没有就符号或是禅意泛泛而谈，而是聪明地将理论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他从难懂却迷人的日语中看到印度的禅（dhyana）；从密度疏朗的日式汤水中悟出“书写”性；从日本菜鸡素烧的做法和吃法中得出日本菜无中心；从天麸罗的命名中断定此乃“空洞的符号”；从日本木偶戏中读出戏剧的空无性；从日本礼仪中得到“礼貌”是一种宗教，是“‘空无’的一种体现”；从禅宗的分支俳句中透析意义的空无……
正是这些意义空洞的符号以其独特的组合，才形成了并不空洞的东洋文化。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巴尔特也是位唯美主义理想者。他自然不是将日本看成唯美国度的第一人，但《符号帝国》一书的确包含了他对日本唯美主义色彩的欣赏。日本的语言是美的，“保留着一种迷人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微妙性”；日本的菜肴是美的，“颜色，美感，触感，外观，和谐，味道，这里要什么有什么”。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内容简介：费希特的这部作品是他从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在柏林所作的十四次演讲，发表于1808年5月中旬，由于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部世界名著而载入史册。不过，对于它的包罗宏富的内容，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当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它的基本观点的评价也就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中文版问世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初步理解和研究结果，扼要地向我国读者谈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当时欧洲政局的急剧变化和费希特哲学的现实使命来看，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观点？它们是如何表述出来的？它们在什么限度内是正确的？以及最后它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

本书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生前唯一用自己的名字出版的著作，全书包括两篇著作，即《笛卡尔哲学原理》和《形而上学思想》。前者用几何学方法陈述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后者是论述形而上学问题(存在物、上帝、灵魂等等)的札记。

因为一部《花间一壶酒》，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文名”一时被大家所熟知。在这之前，更早知道的，是李零先生的本行是研究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有著作《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问世，同时还是国内研究孙子兵法颇有成效的学者之一，曾先后出版《吴孙子发微》、《〈孙子〉古本研究》等 有关著作和多篇论文。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孙子兵法》课程的讲义。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流畅活泼的语言、丰富具体的资料，向读者展现这部中国古代最伟大兵法著作的内涵，介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兵学知识，并对军事学、思想史、古代哲学等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重新全面深入地了解《孙子兵法》，获得更真切的兵学知识。把全书分十五讲，约27万字，配图近百幅。
李零先生文笔爽利，放松自如，见解独特，不做作，不多加修饰，却常给读者带来“窥一斑见全豹”的惊喜。这部讲义只是讲《孙子兵法》，李零先生却能够把他多年来对于兵法、军事学、哲学和思想史等等的体会和感想，都在这部书里呈现出来。有人评价说，李零先生是“属于那种闲聊比上课感觉好，写文字比说话感觉好的人”（张鸣《董桥耐读，李零也耐读》）。其实你听过他的课便会知道，李零先生的课讲得也是如此生动活泼，一点不像是你想象中那种“皓首穷经”的“老先生”。而这部继《花间一壶酒》之后的倾力之作，将会让你更加深切地触摸到这位学识广博且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学者的思维，理解并且感受到他的隐藏于安静外表下的热情。

《伦理学》一书是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表述在这本书中。他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从1662年写起，到1675年才完成。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哲学思想应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论证。

《失控》，全名为《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2006年，《长尾》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亚马逊网站上这样评价该书：
“这可能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且是“少有的一年比一年卖得好的书”。“尽管书中的一些例子在十几年后可能有些过时，但（它们所表达的）信息却越来越成为真知灼见”。“在那时人们还无法想象博客和维基等大众智慧的突起，但凯利却分毫不差地预见到了。这可能是过去十年来最聪明的一本书。”
这是一部思考人类社会（或更一般意义上的复杂系统）进化的“大部头”著作，对于那些不惧于“头脑体操”的读者来说，必然会开卷有益。
《失控》成书于1994年，作者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这本书所记述的，是他对当时科技、社会和经济最前沿的一次漫游，以及借此所窥得的未来图景。
书中提到并且今天正在兴起或大热的概念包括：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说它是一本“预言式”的书并不为过。其中必定还隐藏着我们尚未印证或窥破的对未来的“预言”。

本书收作者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的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首篇即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诸多规律性现象、慨乎言之，深意存焉。其后数篇乃对戊戌变法维新思想和人物的详尽分疏，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的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上世纪初知识者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予以点明和论述。

《恋人絮语》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糅思辨与直接演示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辨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作者以对应的文体形式揭示了恋人絮语只不过是诸般感受，几段思绪，剪不断，理还乱。相形之下，以往的关于爱情、恋语的条分缕析、洋洋洒洒的“发思”八股显得迂腐、浅陋……而这正是解构主义要证实的。

書名雖然標榜正義，重點卻是思考力的訓練。作者有教學天才，新聞事件信手拈來都是正義思考 的案例。要解釋康德，他使用柯林頓偷腥案。要解釋羅爾斯，他搬出伍迪艾倫。
要把理性帶進公領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不能只是「我說我對就是我 對」。本書目的正是邀請讀者做個自我檢 視，搞清楚自己抱持哪些信念，何以抱持這些信念。有 了理性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一直停留在互嗆叫陣的層次。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于1921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现在以横排本重新问世，也主要是为适应人们了解和研究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重要思潮的需要。
此书首次于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1922年1月起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先后印行八版。1987年2月，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建馆九十周年，又根据小字本影印出版一次。现在这个版本即以小字本为准，又将大字本中的两则著者告白补入，并勘正个别错字与标点。这个版本还收入了著者1980年所写的跋记；删去了已失时效的“时论汇编”，约四万字；又增加了两篇附录。
关于这两篇附录，须稍加说明。附录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此文写成于1919年夏，即著者1920年9月在北大首次就此问题作演讲之前一年，因此可以说这是著者论述此问题最早的一篇文字。附录二：《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早在1926年本书第八版《自序》中，著者即表示“颇知自悔”，其自悔处之一即是“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而非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人生思想。此后数十年，著者即对此问题不断思考和研究，而此文正是这一思考和研究历程的翔实的记述。当然，关于思考和研究的结果，那还须参阅著者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一书，方能了解其全貌。

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也不是描述理论，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等，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
书中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哲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和密切联系中讲述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单纯地讲西方哲学自身的发展，不是讲纯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的发展。罗素认为，哲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哲学家的学说不是个人孤立思考的结果。社会环境和已往各种哲学学说对一种哲学学说的产生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哲学家们是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后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形成的原因之。因而，他在本书中，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看作是时代的产物。又考察他们对时代的影响。例如，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本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希腊化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经院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本书介绍了从５—１５世纪基督教发展的知识。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从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哲学的关系出发，对本书中所要论述的哲学家的选择与一般的哲学史有所区别。他不是完全以哲学本身的优越性为选择标准，而是更加看重哲学家的学说对时代社会生活影响的大小。有些政治家和诗人，由于他们对哲学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在本书中也占有一席地位。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罗素是个著名的哲学家，他对哲学和社会生活有独特的认识，对哲学发展史有独到的理解，本书由他一个独自写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及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