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样价值，七位编者都是研究尼采的专家。本书编选了从1878-1888年间尼采成熟时期思想的精华，所列的11个专题囊括了尼采思想的全部，堪称是尼采思想的小百科全书。对于一般读者，仅读本书就足以了解尼采思想的概貌，对于专业学者，本书无疑可以起到研究尼采的导航作用。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他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其全集已被辑成102卷(根据全集编委会2000年计划书)。这里译出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系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十二卷，是海氏后期的一部重头著作。其中所收共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演讲报告，集中地呈现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本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围绕着Ereignis 和Sage两个核心词语展开。
“语言——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说话，人们把说话看作人的活动，并且相信人有说话的能力，但说话并不是一项固定财产。由于惊奇或者恐惧，人会突然失语。一个人无比惊奇，深为震动，这时，便不说话了——他沉默了。任何人都会因为一场变故而失语，这时，他不再说话，但也没有沉默，而只是喑哑无声。”——海德格尔这样说。 这本书是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一个演讲集。该书由孙周兴翻译。孙称：“海德格尔这本著作出奇的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有的是晦涩曲折的义理。海德格尔喜欢做的词语游戏固然颇多机智，时时体现‘思’的严格和‘说’的庄重，但译者如我，却往往要徒唤奈何。许多时候，译者被逼到了‘不可说’的边界上。”

《思想与方法》是新生代学人贺照田先生选编的殷海光文集、散论及手稿，有些系初次面世。关于本书，正如贺照田所说：有多少生命在通过殷先生而相互感知，相互遥望。本书就是献给所有这些人们。

这本书可以说一部分是作者从事逻辑教学的经验产品。

苦于年来，一般读者苦于逻辑枯燥无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三年前，作者试着以对话体裁写了一本逻辑入门的书。从同类书籍的行销数量比较起来，事实证明作者采取对话体裁写这类的书是符合一般需要的。来台以后，作者又教这门功课，但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因应教学上的需要，作者又用对话体裁写了一本讲义，由学校油印，内容较前书有所改进。讲义印出以后，一搁又是四年，作者没有再用到它。这四年来，学生们纷纷以介绍逻辑读物相请，这类事实，使作者觉得颇有将那份讲义改变成书的形式之必要。可是，去年翻阅那份讲义时，作者认为有许多应该包含进去的东西没有包含进去，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不行了，于是，动手大加修正。认真说来，这本书是作者用对话体裁写这类书的第三次。

依照英美的标准而论，本书包含了英美基本逻辑教程中应该包含的全部题材，至少大部分题材。不过，在题材的处理上，作者还是多少作了不同的权衡。作者的权衡是以这几个条件为依据：一、着重应用方面；二、着重纯逻辑的训练；三、介绍新的说法；四。修正传统逻辑的错误；五、在必要时，提出作者的贡献。

以这五个条件为依据，除了为适应本书的体裁和目标而搀入的因素以外，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于现有的逻辑题材，有所多讲，有所少讲；对于有些人认为是逻辑题材而从现代逻辑眼光看来不属逻辑范围的题材，则根本不讲。在作者认为不当浪费读者脑力的题材上，作者不愿多写一条；在作者认为读者应该攻习的题材上，作者不吝多费一点笔墨。在有些地方，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少逻辑教科书继续重述传统逻辑中所混杂的文法、心理学、知识论，甚至于伦理学和形上学的若干成分。这对于增进读者的推论能力会有什么帮助？在选取逻辑教材方面，我们应须不太忽视欧美最近数十年来逻辑方面重大的展进才好。

本书既是根据作者从事逻辑教学之经验而写成的，因此，差不多对话中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转折，都是习基本逻辑者所常发生的。在学习的历程中，如果大多数人可能发生的问题相差并不太远，那么作者希望这本书对于希望自修逻辑的人有所帮助，正如希望它对于攻习大学基本逻辑的人有所帮助一样。

运用这种体裁写逻辑书，作者倍感吃力。当然，如果一个人吃力而多数人得以省力，那么是件很值得的事。但是，作者所希望的，是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到达森严的逻辑宫殿，所以在不可避免用力的时候，还得读者自己用力。攻习任何科学，相当的牛角尖是一定要钻的，如其不然，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在钻过牛角尖以后，如果我们增益了相当的智能，那么正是我们到达了进步之点。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
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具备“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锐
“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陈乐民
“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林贤治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吴敬琏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待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地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让人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顾准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本书是他的文集。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经济文稿等几部分。
图书目录
序言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序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附一：希腊的僭主政治（译文）
附二：托马斯“政治学”语录
关于海上文明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
《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科学与民主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民主与“终极目的”
老子的“道”及其他
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
论孔子
评韩非
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
辩证法与神学
经济文稿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一个读书札记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附录：顾准传记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寫於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973-1974）。在那陰霾瀰天、萬馬齊暗、一切學術活動均被窒息的年月，作者顧準與乃弟卻於通信中進行著嚴肅的學術探討。本書在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等極為廣泛的領域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啟迪良知的問題和論點。許多問題一經提出，就再也無法擺脫掉，讓我們思考，促使我們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在作者冷峻的解剖刀後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滿腔熱情，而這一切記錄著他”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足跡。

中国古代是否有民主思想？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双方见仁见智，而被引述最广的古人著作就是这部《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书中提出的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学校独立等观点，闪烁着启蒙民主思想的光辉。本次译注作者能综合运用政治学与历史学视角，对书中涉及的儒家传统政治术语进行精要注释，译文也能结合当时历史语境做到准确流畅，是帮助广大读者了解黄宗羲思想，深刻剖析明代历史政治深层问题的优秀经典读物。
一．《明夷待访录》是晚清以来民主革命宣传者最为推崇的一部奇书，总结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的精华论述，近现代学者讨论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思想，必首先列举《明夷待访录》为讨论对象。
二．作者黄宗羲为明清之际“思想三大家”之一，亲历明朝亡国过程，对明代历史与制度的弊端有切肤之痛，有亲身本书创作出于对明朝亡国的痛切反思，是一部亲身经历者写成的“明朝败事沉思录”，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弊端的集中批判反思。
三．作者综合运用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视角，对《明夷待访录》书中涉及的民主思想成分进行了谨慎分析，消除了以往对此书的部分误解，使读者能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延续性的角度认知本书的真正价值，对思考当前社会治理问题提供切实的历史经验依据。

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让-朗索瓦·勒维尔与他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尼泊尔俯临加德满都的山上的一个僻静处，开了一场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
和尚说：佛教提出了一种精神科学，它讨论的是幸福与痛苦的最基本的机能。从早到晚，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与我们的精神打交通，这个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会对我们的生存过程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
哲学家说：从这些谈话中我吸取了什么教训？它们给我带来什么？它们启发我产生对于作为智慧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钦佩，以及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它们也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对这种学说目前在西方具有吸引力的一些解释。这首先是因为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里填充了西方哲学的逃脱造成的一个真空。

本书是一本科学史的经典名著。它名为“科学史”，实际上是一部科学思想的发展史，同时讲述了科学与哲学及宗教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纠葛。对于了解科学本身深层次的意义及其与哲学、宗教等学科的关系不无裨益。

《叔本华美学随笔》从《叔本华全集》的卷二、卷五中选取了12篇文章，这些文章独立成篇，讨论的话题有阅读、思考、写作、批评、语言学习、文体、音乐、大自然的美和死亡等。叔本华以准确的判断力、深邃的思考、质朴无华的文笔、言之有物诚实自然的风格，阐述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本书是20世纪著名科学哲学家亨普尔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对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最主要问题，例如科学的发现和假说的检验问题、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的性质问题、科学解释的结构及其功能问题、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科学理论的还原问题等，都作了极为深入、极为严格又极为简明的论证。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作者都从科学史上挑选了最为恰当、最为典型又最为生动的案例来加以通俗的解说。因此，它作为一本引人入胜的科学哲学教材在世界各国广为流行，在世界上已有十几种文字的翻译版本。

编辑一本分析哲学经典文选，有许多种不同的编法，例如按主题，如语言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等。经反复考虑之后，本书的编选按大致的年代进行，选择篇目所秉承的原则是：一是在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造成某种重要的影响；二是其思想具有某种原创性。但实际编选过程中还有一个技术性考虑：有些经典性论文，例如罗素的《论指谓》，斯特劳森的《论指称》，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戴维森的《真理与意义》，在已经出版的多个中文选本或译本中都可以见到，由于篇幅有限，我们遂把它们略去了，而选择了其他先前尚未译成中文的重要文章。

《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问题》主要内容简介：哲学思考其实是一种灵魂的冒险，因为答案埋在很深的地方，中间又容易受到大块土石的阻挡。只有那些富于独立思考的热情和勇气、不探得究竟决不罢休的人，才能将问题一层层拨开，最终觅得答案。
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哲学入门读本。它没有介绍哲学史上那些睿智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也没有对他们那些通常是深奥难懂的著作进行解读，而是教给读者如何“做哲学”，就是如何思考哲学问题，明确表达自己的思考所得，并为自己的观点提出充分的理由、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反驳。
作者罗列了31个关于如何认识我们自身及这个世界的重要哲学问题，比如“上帝存在吗？…社会是基于一种契约吗？”“道德是相对的吗？”“我们是自由的吗？”“我们总是自私的吗？”，等等，对每个问题设置了肯定与否定的回答，并用文章来为回答进行辩护。这些文章都是作者自己创作的，不是从哲学家作品中进行的摘要。每篇文章都明确阐述了一个观点，并在两个对立的观点之间进行比较，给予每个抽象理论一种更私人化、更可信的“声援”。这些文章虽然大多采纳的是伟大哲学家的传统观点，但是作者运用了生动的案例和当代语言进行阐述。简洁的文风和彼此冲突的答案可以吸引读者认真审视观点间的不同，仔细思考哪个观点更可信，或发展出自己的观点。
这本书希望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批判性阅读和思考的能力，以及明确表达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反驳的技巧。这样的哲学训练对从事法律、政治、商业或几乎任何一门职业的人都会大有裨益。

本書是著者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本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他在1857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法國人家裡。中學畢業後，於1875年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其後轉學到德國，在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正是新語法學派諸語言學家和他們的教師古爾替烏斯（G.Curtius）對語言學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語法學派一邊，在奧斯脫霍夫（H. Osthoff）和雷斯琴（A. Leskien）的指導下從事歷史比較語言研究工作，於1878年寫出他那篇傑出的《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使老一輩的語言學家大為驚奇。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简介：
在本书中，利奥·施特劳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精细入微的考察，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作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传授雅恶的第一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拯救祖国与拯救自身灵魂之间的矛盾抉择，构成了有着明显价值判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
前 言
我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53年秋季那个学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四个讲座，本书就是那四个讲座经过充实的稿本。
我感激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主席杰罗姆·G.克尔文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陈述我对马基雅维里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也感谢沃尔格林基金会在文书誊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协助。
本书第二章曾经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57年3月号）发表过。
利奥·施特劳斯
伊利诺斯，芝加哥
1957年12月
引 言
假如我们承认，我们倾向于同意关于马基雅维里传授邪恶这个老派的简朴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是在危言耸听；我们只会使得我们自己暴露在敦厚质朴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嘲讽面前。确实，还有什么别的描述，能够适用于一个鼓吹如下信条的人：希冀牢固占有他国领土的君主们，应该对这些领土原来的统治者，满门抄斩；君主们应该杀掉他们的敌手，而不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蒙受掠夺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已被铲除的人，则不可能这样做了；人们对于谋杀他们的父亲，与丧失他们的祖传财产相比，忘却得更快；真正的慷慨宽宏在于，对于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于他人的所有物，慷慨大方；导致福祉的不是德行，而是对于德行与邪恶加以审慎的运用；加害于人的时候，应该坏事做尽，这样，对伤害的品味瞬息即逝，伤害所带来的痛苦也就较轻，而施惠于人的时候，则应该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地赐予，这样，恩惠就会被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得胜凯旋的将军，如果惧怕他的君主可能会鸟尽弓藏，恩将仇报，那就可以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发起叛乱，以惩罚君主的背恩忘义；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对人施加严重的伤害与对人施加轻微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定夺的话，他就应该选择施加严重的伤害；一个人对于他所图谋杀害的人，不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我要用它杀死你”，而只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这是因为，一旦有枪在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假如千真万确，只有一个邪恶的人，才会如此堕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交往中提倡明火执仗的强横行径的话，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邪恶的人。
马基雅维里确实并不是表达类似上述观点的第一人。这种观点属于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它们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但是，马基雅维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家，不惜将自己的名字，同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公然联系起来，以至于他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作为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代名词。他恶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背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卡利克勒斯和特拉西马库斯，秘室晤对，阐发邪恶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古代雅典的战争使节，在米洛斯岛普通民众不在场的情势下，宣扬同样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古典思想家隐秘地、而且怀着明显的厌恶态度所揭示的那个腐化堕落的信条，马基雅维里明目张胆地、欣然自得地加以宣扬。古典思想家假口他们笔下的人物所讲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话，他无所忌惮，以他自己的名义公然道出。只有马基雅维里一个人，敢于用他自己的名字，在一本书里，阐发这个邪恶的信条。
尽管如此，无论这个老派的简朴判决，可以是多么真实，然而它却都不是囊括一切、详尽无遗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瑕疵与不足，为我们时代的饱学之士们所提出的那些更为精致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我们被告知，马基雅维里远非居心叵测，刻意传授邪恶，他其实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或者是社会生活的一位讲求科学方法的研究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可以考虑，趋求时尚的学者们，究竟是否没有比老派的简朴立场，远为可悲地步入了歧途；或者说，被趋求时尚的学者们所忽略的问题，究竟是否不比被老派的简朴立场所忽略的问题，远为重要，尽管被那些精致的看法所无视的某个重要问题，高尚质朴的人们确实可能并未给予充分恰当的说明，因而作出了错误的阐释。这不会是如下那种情况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即“一点肤浅的哲学”所铸成的大错，在不谙哲理的大众那里，却不会发生。
将马基雅维里这个思想家描述成一位爱国者，是混淆视听的一个误解。他其实属于一种类型独特的爱国者：他对于拯救他的祖国，比对于拯救他自己的灵魂，更为牵肠挂肚。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前提是在祖国的位置分量与灵魂的位置分量之间，作出全面的权衡。正是这种全面的权衡，而不是爱国主义，才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个全面的权衡，而不是他的爱国主义，为他造成了显赫声誉，使他桃李满天下。他的思想的实体内涵，不是佛罗伦萨，甚至也不是意大利，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着的人们，而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科学家，至少跟将他视为爱国者同样混淆视听。讲求科学方法的社会生活研究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作出“价值判断”，可是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中，则充斥着“价值判断”。他对于社会所作的研究，属于规范性的。
但是，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的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所以对于自身的爱，往往倾向于变得关注自身的为善，或者关注对于善的要求的遵循。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在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诉诸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无法使我们妥当地处理一个只是貌似邪恶的事物；这样做只会使我们混淆是非，看不清真正的邪恶。
至于研究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它的很多倡导者，将它的源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那里；这种方法随着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人所赖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现。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分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在于道德上的麻木愚钝。这种麻木愚钝，与腐败堕落不能等量齐观，然而它必然要强化腐败堕落的力量。在芸芸众生的小人物那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这种道德愚钝，归因于某些才智禀赋的不存在。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这个宽厚慈悲的解释却无法成立，他太深思熟虑了，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太慷慨大度了，不可能不把自己做的事，向他的理智的朋友们加以承认。
我们如同很多前人那样毫不踌躇地宣称，而且我们随后将要试图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不道德的，也是无视宗教原则的。我们并熟知学者们赖以支持与此相反的论断所引证的论据；但是我们质疑他们对这个证据所作的阐释。撇开某些其它考虑不谈，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太容易心满意足了。他们满足于关于马基雅维里是宗教的朋友的说法，原因是他强调了宗教的实用性和不可缺少的属性。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完全不加注意，即他对于宗教所作的褒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暂且称为他对宗教真理的全然漠视的另外一面而已。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自己，即使不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吸引人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民俗传说，也往往是把宗教仅仅理解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部类而已，更不要说那些对宗教笃信的人们了，他们满足于宗教所被赋予的任何表面上的裨益。对于马基雅维里关于宗教的判断，以及他关于道德的判断，这些学者之所以作出错误的阐释，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他们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所作的表面上客观超然、虚怀若谷的研究，其基础在于他们对他的原则采取固执教条、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们之所以看不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邪恶性质，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传统的继承者，是因为他们，或者他们导师的已被遗忘的导师们，已经被马基雅维里所腐蚀。
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从所有的实践意义上来说，这都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复活西方世界的前现代遗产，既复活《圣经》的遗产，同时又复活古典遗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对马基雅维里作出恰如其分的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面向未来，去观察一个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的、新异陌生的马基雅维里，而不是从今天的视角面向过去，观察一个业已古老的、业已成为我们中一员的、从而几乎是道德上善的马基雅维里。这个过程，即使只为了掌握一种纯粹的历史定位起见，也是必需的。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是前现代思想：前现代思想发生在他之前。他不可能熟悉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在他身后才出现的。
这样我们就认为，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尽管依然不够充实，但是确实决定性地优越于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精致观点。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而且恰恰如果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他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是一个魔鬼，我们也依然不能不铭记这样一条深刻的神学真理，即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认识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恶魔性质，意味着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认识到一种品第极高的、扭曲堕落了的高贵。当克里斯托弗·马洛将如下这个说法追溯到马基雅维里身上时，他其实是看到了这种高贵：“我认为除了愚昧无知以外，不存在任何罪孽。”马洛的判断，可以在马基雅维里本人于他的两部伟大著作的献辞中谈到他最可珍贵的财富时所作的表示那里得到印证。我们对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抱同情态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简朴观点是健康有益的，而且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予以认真重视，我们就不可能对于马基雅维里身上真正令人钦羡的品格素质，作出恰如其分的应有认识：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能够帮助我们窥见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的，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鄙夷轻怠，也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漠然不顾，而是从那个简朴观点出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升华。阻碍着我们理解任何事物的，莫过于对彰明较著的事物，对事物的表面，采取想当然的态度，或者采取看不起的蔑视态度。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而且只有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所赞助的一系列讲座中，来讨论马基雅维里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国家，奠基于明显与马基雅维里主义相对应的原则之上。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世界上最为闻名遐迩的国度的缔造者，其实是一个同室操戈的弑弟罪犯：政治上的伟大，其基础必然在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托马斯·潘恩的说法，那么旧世界所有政体的源头，都来自这个描述；它们的源头，都在于扩张征服与僭主暴政。但是，“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的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理论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着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的蔓延。”这个判断，远远没有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经不再为美国所专有，然而美国仍然是自由的堡垒。而当代的专制暴政，其源概出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概出于关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原则。美国的现实与美国的理想密不可分，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懂得与之截然对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就不会懂得美国的体制。
但是，我们对于一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问题其实比它在潘恩及其后继者的表述中所显现的，更为错综复杂。马基雅维里可以争辩说，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度，不仅归功于它习以为常地坚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而且同时也归功于它偶尔为之地背离这些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际，应该作出蹊跷的重新阐释。他可以得出结论说，诸如此类的事实为他的如下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就是，如果没有诸如雷慕斯被他的兄弟罗慕洛斯所谋杀那样的事件，就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公民社会。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更应该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恰当的理解。
我们可能已经假定，马基雅维里是政治思想脉络两大根本抉择其中之一的倡导者。我们确曾假定，根本意义上的抉择确实存在，它们是永恒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与之俱存的。这一假设，今天经常被人否认。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抉择。他们会争辩说，恰恰是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为他们否认永恒问题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一个新异的问题；它跟此前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根本不相同。这个论点，如果经过恰当阐发，就可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分量。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它只不过证明：永恒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确信的那样容易接近，那样容易触及，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对这些永恒的问题予以面对和正视。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作的批判研究，其终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重新发现这些永恒的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书几乎包含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收集了作者在三、四十年代所创作的六篇重要著作。作者的“存在之真理”和“存在历史观”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

本书是由英国学术院院长、牛津大学前校长安东尼·肯尼撰写的四卷本有关西方哲学史的新著。它们分别是《古代哲学》（第一卷）、《中世纪哲学》（第二卷）、《近代哲学的兴起》（第三卷）、《现代世界当中的哲学》（第四卷），内容由古代希腊哲学（柏拉图）直至上世纪中晚期的解构哲学（德里达）。

《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是一部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精髓的深入浅出的好书。《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以平实的语言，一边说故事一边讲道理，介绍了海德格尔的家庭背景、童年和青年时的生活，他故乡的政治文化及宗教传统，他大学时期的思想转变，如何成为地下哲学王及与犹太姑娘，后来的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的恋情，纳粹时期的拙劣表演，光复以后政治上的顽冥与哲学上的深邃，并且按照海德格尔著作写作的时间顺序，一步一步地讲述评论了海德格尔整个思想的发展过程。该书不仅仅是一本海德格尔的思想传记，而且是一本20世纪的哲学政治思想史。

《白鸥三十载》内容简介：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