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是米兰•昆德拉移居法国后1990年所著重要小说代表作之一。这也是他的第六部小说。《不朽》的主人公阿涅丝，因为受到往事回忆的长久纠缠，陷于人生存在的无可奈何状态当中。故事通过一个在游泳池畔向游泳教练做手势打招呼的一个场景开始，精炼地体现了昆德拉的高妙小说艺术创造力。昆德拉在书中说：“不朽，是死亡的影子或说兄妹，看到他也就看到她。”这本书利用小说的方式来谈不朽，而不是像谈哲学那样。他对不朽下的定义也很简单：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別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

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导读推荐：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该书为1900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侵华期间所写的日记、笔记以及给德皇的奏议、函电、报告。主要记述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等活动，对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When first published in 1959, this book revolutionized contemporary thinking about science and knowledge. It remains th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ad books about science to come ou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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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Karl Popper's most wide-ranging and popular works, it provides the clearest stat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idea that guided his work: that our knowledge grows by an unending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人类思想的历史，是由蒙昧走向文明、由压制走向自由的历史。其间纵然多有黑暗时期出现，企图以思想权威的专制精神取代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光芒势必冲溃黑暗，建立理性与自由的王国。 本书追溯了自由思想从古代希腊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作者J.B.伯里为英国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重要学者。

基督教的起源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人类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崇拜上帝？耶稣基督是否实有其人？——本书用丰富的史料，力图以正确的观点来阐明这些问题。作者从人怎样创造了神说起，详细叙述早期基督教产生的各种社会根源。他认为早期基督教是古代腐朽的奴隶社会中的一种群众运动，而耶稣虽然可能真有其人，很多关于神话传说却是后人附会的。这是一本征引丰富的学术论著，但也可当作文化知识读物来读，使我们对基督教这一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现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本书分为先验原理论和先验方法论两部分，涉及先验感性论、先验逻辑、先验分析论、先验辨证论等内容。

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便是这《苏鲁支语录》，甚为鲁迅所欣赏。鲁迅最初加以翻译，用的是文言，题曰《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 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在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这是华文第一译。后下鲁迅再度翻译，用的是白话，从新开始，止于《序言》的前九节，题曰《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后附注解，刊于一九二O年六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期。此后有郭沫若的译本，题曰《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亦止薄薄一本，似是节译。后下鲁迅属徐梵澄将全书四卷译出，交郑振铎出版，时在一九三五。书名乃鲁迅所定，郑振释还作了一页序言，便是书端这序。郑序中说还有楚曾先生的一译本，当时未便出版两种译本，是以未取。此外另有高岸先生的译本，似乎后下皆已行世。那么，此译之外，至少还有两种译本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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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Douglas is a central figure with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tudying under Evans-Pritchard at Oxford immediately after the war, she formed part of th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who established social anthropology's 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er works, span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been widely read and her theories applied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发现之旅》，绝对值得您珍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
蒐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300余帧精美的珍藏画作/视觉上的一场饕餮盛宴/
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探险家、科学家、艺术家联袂演绎/一幕幕迷人的自然历史冒险故事 /三百年历史的时间隧道，携您加入未知领域的探险/与历史伟人一起遨游世界
这本书实在很难让人（剪）刀下留情，它太美了，几乎每张素描画作都在低语诉说：“将我剪下来，贴在墙上吧！”——《国家地理杂志》
《发现之旅》是一部迷人的视觉盛宴，蒐集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里数百幅珍贵藏品，收录了历史上十次最重要的自然探险故事，叙述了那些世界知名探险家、生物学家、艺术家在深入海洋深处挖掘深海秘密时的一幕幕冒险旅程。
本书以过去三百年间最有趣也最重要的自然科学探索之旅为题，聚焦在航程中搜集到的艺术与图像材料。每一趟旅程都累积了极其重要的标本收藏，产生了重要的科学新知。书中的许多博物馆收藏也是第一次面世，它们绝对值得读者悉心鉴赏。过去一代代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都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与图像着迷，并从中获得了阅读的乐趣。这本书的出版提醒我们，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自然艺术家在自然科学演替过程中的贡献不容忽视。我们若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可以说每一次都是开启视野、航向未知世界的新探险。最好是随身携带这本书，在车上或飞机上随意翻阅，说不定它会给您新的领悟与启示。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卡尔维诺从三个方位写这本书：作家、读者、批评家。就其观点的成熟度而言，他这时已来到生命的最后期。作为作家他有特别的阅读需要，作为读者他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胃口，作为批评家他有独特的眼光和行文。三者结合起来使他写出这本高密度的小书：几万字即能纵横古今世界文学，梳理一条条綫索， 把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作家一串串连接起来，使我们在文学的迷宫中豁然开朗，眼前一亮。
这本小书不是具体谈论某位作家某些作品，而是谈论不同作家的共通点和差异性。这些作家和作品都成了卡尔维诺阐述他的论点的例子，而他的论点又都是长年累月阅读这些作家和作品之后形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似乎综合了卡尔维诺自己在书中推崇的各个特色：既轻快又准确，既形象又繁复。

在二十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波兰、捷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作家、学者们，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采取了一种“萨米亚特”的写作方式，即地下出版物的形式。
人对自由的追求是无法压制的。正如英国音乐家梅纽因所说，二十世纪“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在这些散文随笔中，东欧作家和学者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这些文字既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

這部小說名氣很大，在藍燈書屋《現代文庫》評選的「二十世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中，名列第八。
《正午的黑暗》是一部以蘇共為背景的時代力作，因其「反共」，1941年一出版便震撼世界，也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遭禁，在世界其他國家卻一版再版，譯成多種文字。
本書主角是1930年代共產國際背景下，於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從事祕密革命活動的老革命家。革命的崇高目標與採取手段的矛盾，讓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良心深感不安，從而被捕入獄，最後在疲勞轟炸式的審訊後精神崩潰而承認罪行，結清與歷史的帳。
全書故事情節的鋪陳、人物的自省和反思，以及獄中三次審訊所進行的論辯，交織描寫緊密而意義深刻，擺脫枯燥的政治理念探討，成為傳世不墜之作。

N. S. Rubashov, an old guard Communist, falls victim to an unnamed government; with outstanding psychological insight, Koestler traces his story through arrest, imprisonment and trail in a classic novel which, when first published, famously drew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of Stalin's regime.

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
这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也叫做13号样楼”。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在多年劳改、流放、沉冤蒙难的日子中，他已淡记了女人，当他来到“癌症楼”治疗的时候，性意识在他身上猛醒，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成为生命力后标志……

"1500年，北京生活着近70万人，伦敦人口仅有5万；
400年后，伦敦以超过600万的人口成为全球特大城市；
1990年，美国人均富裕程度是中国人的70倍。
短短500年中，西方如何在发展中获得巨大优势？今天的西方危机频频，它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了吗？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又将是怎样？
英国最重要的金融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明朝时的中国在15世纪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其海军曾远征至非洲海岸。在此之后，中国开始走上全面下滑之路，而西方文明蒸蒸日上。这种逆转的原因是什么？今天的西方文明正在失去活力，而其他文明正在蓬勃崛起。东方是怎样学到了西方的秘密武器？作者在本书中深刻分析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认为世界权力的天平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将会向我们展示这种转变如何完成。在这个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点，阅读本书，必能帮你了解东西方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同时从大历史的视角，理解中国复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