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urns rich nations into great powers? How do wealthy countries begin extending their influence abroad? These questions are vital to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n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ower. In "From Wealth to Power", Fareed Zakaria seek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y examining the most puzzling case of a rising power in modern history -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rich nations routinely become great powers, Zakaria asks, then how do we explain the strange inactiv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y 1885, the U.S. was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yet, by all military,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measures, it was a minor power. To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Zakaria considers a wide variety of cases between 1865 and 1908 when the U.S. considered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such diverse places as Canada,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Iceland.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argues th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increase the country's political influence abroad when they saw an increase in the nation's relative economic power. But they frequently had to curtail their plans for expansion, he shows, because they lacked 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could harness that economic power for the purposes of foreign policy. America was an unusual power - a strong nation with a weak state. It was not until late in the century, when power shifted from state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from the legislative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that leaders in Washington could mobilize the nation's resources for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Zakaria's exploration of this tension between national power and state structure will change how we view the emergence of new powers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s exceptional history.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日光之下，众生如蚁。对历史的追溯，不光是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还有对那些逝去的岁月，保持一份尊重。

德国人会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两德统一并没有驱散希特勒的阴影，统一后的德国，纳粹时代依然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除了1933和1945年，目前德国回避的话题中又多了一项内容：1989/1990。为什么会这样？“德国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本书中某些文章思考的主题，所收录的文章，从18世纪开始，探讨当时对德国后世影响深远的自由和专制体制。作者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还有作为德国历史参照体系的欧洲的历史和整个西方史。只有放在这一体系中，衡量德国历史的标准才会清晰起来：那是西方世界的标准，历史中的德国曾经是西方的一分子，德国参与构建了西方世界，却不止一次地游离西方之外，最后一次游离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邓小平文选》(第3卷)(平装)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二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编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经出版的两本文选，在以后出第二版时将分别改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文选共有讲话、谈话等一百一十九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曾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等小册子中和报纸上发表过的著作，这次编入文选时，又作了文字整理，许多篇根据记录稿增补了重要内容。

Six months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all but lost. A powerful British force had routed the Americans at New York, occupied three colonies, and advanced within sight of Philadelphia. Yet, as David Hackett Fischer recounts in this riveting history, George Washington--and many other Americans--refused to let the Revolution die. On Christmas night, as a howling nor'easter struck the Delaware Valley, he led his men across the river and attacked the exhausted Hessian garrison at Trenton, killing or capturing nearly a thousand men. A second battle of Trenton followed within days. The Americans held off a counterattack by Lord Cornwallis's best troops, then were almost trapped by the British force. Under cover of night, Washington's men stole behind the enemy and struck them again, defeating a brigade at Princeton. The British were badly shaken. In twelve weeks of winter fighting, their army suffered severe damage, their hold on New Jersey was broken, and their strategy was ruined. Fischer's richly textured narrative reveals the crucial role of contingency in these events. We see how the campaign unfolded in a sequence of difficult choices by many actors, from generals to civilians, on both sides. While British and German forces remained rigid and hierarchical, Americans evolved an open and flexible system that was fundamental to their success. The startling success of Washington and his compatriots not only saved the faltering American Revolution, but helped to give it new meaning.

内容简介：
《梦粱录》二十卷，吴自牧著。
此书叙述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的情况，举凡山川景物、节序风俗、公廨物产、市肆乐部，无不详载。

宋人吴自牧著有一本描写南宋都城临安市情风物的书，名曰《梦粱录》，研究宋史的人经常要用到这本书，余在读书时，发现《梦粱录》经常写作成《梦梁录》，这种现象在网上尤其普遍，用GOOGLE搜索“吴自牧”和“梦粱录”，得到296项，而搜索“吴自牧”和“梦梁录”时，得到699项，如果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则必然以《梦梁录》为是，如以《梦粱录》为非。近日，余在校对《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时，又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的地方作“粱”而有的地方作“梁”。余深知音形相近，是导致混乱的根源，但也知梁与粱还是有区别的，并都与科技史有关系。



梁，是个是会意字，从木，从水，刅(chuang)声。从“木”从“水”，表示用木料在水上造桥。梁字的本义为水桥，后来把架设在两个支点上的构件都称为梁，如房梁，横梁之类；粱则是个形声。从米，梁省声。本义：植物名。古代指粟的优良品种，子实也称粱，《说文》按：即粟也，穈也，芑也。今小米之大而不黏者，其细而粘者谓之秫，古舂粟之率，自粝至于侍御皆言粱也。后来高粱传入中国以后，成为高粱的专用名称。



《梦粱录》，还是《梦梁录》呢？找来古书一翻不就清楚了吗？在所网站“馆藏书目检索”中只能找到二本《梦梁录》，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本便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却找不到《梦粱录》，也似乎《梦梁录》是对的，从书架取来书一看，原来两本名《梦梁录》的书，原名都是《梦粱录》，可能是录入员将《梦粱录》错成《梦梁录》了，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梦梁录》远较《梦粱录》普遍，不能说全是录入错误。



那么，孰是孰非？还是回到原书中去寻找答案吧。《梦粱录·原序》曰：“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脱有遗阙，识者幸改正之，毋哂。甲戌岁中秋日钱塘吴自牧书。”原来，梦粱录之得名，与成语典故“黄粱梦”确有联系。据唐沈既济《枕中记》载：卢生在邯郸客店遇道士吕翁，生自叹穷困，翁探囊中枕授之曰：枕此当令子荣适如意。时主人正蒸黄粱，生梦入枕中，享尽富贵荣华。及醒，黄粱尚未熟﹐怪曰：“岂其梦寐耶”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本此，《梦梁录》当为《梦粱录》无疑。

中国海外交通史，ISBN：9789576684401，作者：陈高华，陈尚胜著

有史学家称宋朝为“黄金时代”，有史学家则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太窝囊”。对于这个备受争议的朝代，作者独辟蹊径，抛开主流史观与文学形象，投身到宋朝的“现代化”细节中，像一个宋朝人一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合作、互信的秩序，言论自由的氛围，“公天下”的“产权”观念，事无巨细的福利体系，严密的司法程序，相对健康的政治生态，“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时尚”的经营手段，丰富多姿的业余生活……将所有这些侧面组合起来，我们便会发现一个与我们以往认知完全不一样的宋朝。

作为美国最高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全球最主要金融机构之一的美联储，
究竟是不是私人机构，股东是谁，利润如何分配？
谁负责制定美联储的政策？
它是否真像传说中那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它又如何在金融危机时力挽狂澜，维持金融市场稳定？
量化宽松政策真的是美联储在滥发货币转嫁危机吗？
美国经济复苏后，美联储如何从现行政策中全身而退，又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什么影响？
本书不仅对美联储的历史背景、政策目标、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作了客观明确的描述，而且对国内读者特别关心的有关美联储的各个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澄清若干对美联储的常见误解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美联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及其行事逻辑，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全球市场的预见能力！

《往事不寂寞》是《三联生活周刊》在创刊号出版十年之际编辑的一本文集，想给刊物的成长留下一点记忆。
文章是由曾在或正在编辑部工作的同事们提供的，他们从个人角度讲述的故事，涉及周刊从创刊至今各个时期的生存状态，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限于篇幅，我们删去了部分重复的内容和过于冗长的感想。数十位读者朋友也写来文章，他们对周刊的期待我们已经铭记在心。

《走出历史的烟尘》为《三联生活周刊》品牌栏目“口述”结集。有历史就有传奇，有人物就有命运。听亲历者说，在笑声泪影中见时代风云。
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洪宪太子”袁克定、民国名士张伯驹、一代报人王芸生……
本书提及的文化、历史名人，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均有重大影响，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既有各自性格、际遇的个性，又有大时代下人们命运的共性。
作者并非资料写作，而是采访当事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代，以口述形式 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原貌，其中不乏独家披露的珍贵史料，并配有诸多老照片。

本书是李菁最新历史文集，著名媒体人曹景行推荐作序。本书全新披露“四大家族”历史隐情，以及蒋介石日记开放的台前幕后；探秘“九一八”前夜的张学良，和其在台湾的幽居岁月；追寻重返大陆后的“宋氏家族”的命运
首次还原“攻占总统府”的历史瞬间，以及1937年11月5日的“上海沦陷”和1938年7月22日的“深远边缘的汪精卫”。全书分“政坛非政治解读”“是真名士始风流”“定影鲜活的瞬间”三辑

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很热烈，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
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
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向广大读者展现老一辈中国人的热切梦想。

以往欧美学术界在论述抗战前夕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采用“史迪威模式”，把目光更多投向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本书作者认为应从中国社会本身来寻求答案，为此，在翻阅爬梳了大量原始档案和文献的基础上，对此项课题进行重新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供中国学界和一般的文史爱好者参考。
“在我的分析中强调四个主题。第一，我把战事和军事置于国民党历史的中心，这段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附有武装力量的革命组织的崛起，直到1945年8月随日本投降而终止的抗日战争，到彼时为止，我相信其失败虽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却是可以预见的。……
第二，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一项内容是驳斥将中国描绘成一种不尚武的文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认为中国不尚武、消极和落后的观点在中国内部被接受了。……
第三，虽然国民党人受到西方军事模式和文化批评的影响，他们并没有忘记中国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政策采纳了过去的传统。……
第四，我很重视地缘政治。一方面，这要求注意国民党自己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在这一方面，从1935到1939年，国民党试图利用日本和中国东北有漫长边界的苏联之间的冲突……”

《史迪威事件》是一部经蒋介石特许、借“史迪威事件”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蒋矛盾的书，1971年7月在台湾出版。
史迪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将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总统推荐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1942年2月上任到1944年10月，矛盾积蓄到爆发，终于美国不得不将史迪威撤回，此即所谓“史迪威事件”。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I业国家，但是英国中上阶层人士从未对工业主义有过好感。本书引用小说、艺术、诗歌、政论、哲学、社会惯习等诸多方面的文献，生动地探讨7英国文化对只注重经济增长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抵触和批判。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思潮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文化：包括文学、报纸、建筑，以及社会、历史、经济思想。学术界过去一直将英国这种注重享乐不思进取（即重生活质量不重GDP）状况称为“英国病”，但是回望过去，也许我们应该换种眼光来看。

▲本书中的衡阳保卫战《47天》是衡阳保卫战中国守军第10军战事记，由笔者和卢华磊根据《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湖南会战》编写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衡阳抗战铸名城》（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收编的原第10军官兵回忆文章整理编辑，内容包括各部队各阵地的战况，可以作为了解当时战场全貌的背景参考。“战事记”按部队、其防守阵地、发生时间为序编排。从按时间顺序的战事中可以看出，在抵抗日军47天从无间断的攻击中，守军防卫阵地不断缩小，各师部队由分别守备不同阵地，到互相调防，动用预备部队，补充非战斗兵员，到最后，打通编制、整合剩余兵力，做拼死抵抗的过程。
《47天》最后部分，列了数十位第10军官兵亲历回忆中有关他们被俘囚禁期间的情况，以及逃离的经过，虽然有些事情没有具体的日期，但是发生的时期是确定的。
从他们逃离的经过来看，衡阳城外到处都是日军部队，数量很大。他们三三两两，乘黑夜，走小道，经当地人带路，才侥幸穿过了密集的包围圈。
每个人的逃生经过也都很独特，可作为了解当年战时中国社会情况的参考，对了解当时局势下日军发生的变化，包括对待中国俘虏的态度，以及其战场行为、心理等也极具参考价值。
▲蒋鸿熙原为第10军军部参谋，主动要求上前线，衡阳保卫战开始时，任预10师30团2营5连连长，该师负责驻守衡阳城南主阵地。在防守日军第二次全面总攻时，蒋鸿熙带伤作战，战场立功，被晋升为30团3营营长。日军的两次全面总攻被击退后，预10师伤亡达90%，蒋鸿熙本人第三次负伤，因伤势严重，被送往野战医院。
衡阳失陷时，他腿部重伤，行动困难，和其他伤兵一起沦为战俘。同年11月末，在当地政府、游击队、老百姓帮助下，与几名战友逃出俘虏营，拖着伤腿，蹍转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各地，以逃避日军的追杀。其间，腿伤几经手术，不得治愈。最后经一医术高明的广东籍军医袁毓万治疗，终于1945年9月末伤口愈合，结束了14个月的病榻生活。此时，战争已经结束。
蒋鸿熙康复后，即开始整理、记录衡阳保卫战的经历，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为得要纪念我的长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部下。我怎能不留点逼真的痕迹，做追悼的资料呢？”
《血泪忆衡阳》。作为中国守军一线指挥官留下的亲笔回忆，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本书讲述了从宋到明近七百年，中国封建时代最为辉煌时期的金融财经往事。实质上是以金融、货币及王朝政策为线索，全新解读中国历史，揭示历史、政治事件背后官民“天下之财”分配本质的一部书。全书涉及了中原王朝财富累积，与少数民族政权的财经、金融之战，国家财富的官民分配与矛盾，财经失策及国际贸易保守对王朝的致命打击等丰富内容。与读者从一个全新视角解读历史、理解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