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却又最难懂的思想家之一，本书作者追溯了列维纳斯一生的思想历程，解析了他思想中的一些最核心概念：他性，他者，面孔，无限……介绍了这位思想家所处的哲学语境，以及他的著作对当代思想家们的影响。
作者重审了列维纳斯与存在论的复杂联系，以及他是如何试图通过越来越支离破碎的文本来克服对存在论的依赖，并试图以一种他人伦理学来取代存在论的基础性地位。
最后，作者还探讨了列维纳斯关于犹太教的宗教思想，并指出它们与其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内在联系。

从本质上说，存在是奇特的，它撞击着我们，如黑夜一般，将我们紧紧地裹挟，令我们窒息，痛苦万分，却不给我们一个答案。它就是存在之恶。如果说，哲学就是存在之诘问，那它就已经意味着对存在的担承。如果说，哲学不仅仅是这个诘问，那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诘问，而不是去回答它。超越存在之诘问，所得到的并非一个真理，而是善。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
本书为“彼岸人文译丛”中的一本，所进行的是一项准备性的研究。它纵览了一系列十分宽泛的研究主题，涉及善之难题、时间以及作为向善之运动的与他人之关系。 从1947年至今，书中那些由中心主题il y a衍生而来的叙述，甚至完成这些叙述的结论，都一直在各自层面上保有其意义。然而，某些言说可能过早地阐发了il y a概念可能的拓展。因此，请允许我们指明那些经过拓展至今都还能引起我们重视的要素，如作品第一章中作者对其尝试着进行了现象学分析的懒惰、疲惫、努力。它们都被il y a形式的存在(etre)打上了冷漠、恐怖而又挥之不去的烙印。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il y a本身的描述，以及对其非人的中性(neutralite)的反复强调。克服这种中性的途径就是实显(hypostase)，可以说它令比否定更强大的存在(etre)臣服于诸存在者(etres)，令实存(existence)屈服于实存者(existant)。《从存在到存在者》中的绝大部分描述都在试图趋近这种实显，这种“置放”(position)。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大儒康德主張：
「對待人類，無論是對自己或他人，皆應視其為目標而絕非一種手段」，但列維納斯揚棄了這種強調主體的道德哲學，他認為道德不應從自我開始，而應從他者而來，道德始於為他人存在，然後才是為自己存在。
在現代社會中，面對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族裔、不同物種、不同階級、不同身分認同的「他者」，列維納斯式回歸倫理的他者哲學，可以作為我們認識自己與善待他人的良策。
如何看待他人，是在現代社會確立自己最重要的哲學態度
對列維納斯而言，西方哲學從巴曼尼德斯到海德格都是一種將他者簡約化成和「自我」（the Self）相同觀點的過程。在此傳統中「他者」（the Other）被吸吮、咀嚼、吞沒及消化成「自我」維持生存整體的一種能量來源，列維納斯開展了以他者為優先的哲學，提出與無法理解的他者建立一種責任倫理學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面對著越來越多不同樣貌的異於己者，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哲學？強調「回歸倫理」的列維納斯，或許正是一個有力的參照。
本書蒐羅台灣與大陸兩地學者現階段對列維納斯的研究成果，共十篇論文，是中文學術界極為難得的研究資料，是一本由不同研究者合撰，從倫理學、生命哲學、東方哲學、動物權與女性主義等不同面向探討列維納斯思想的專書。本書並收入兩篇對於國外學者的訪談，使讀者對列維納斯的哲學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1906年12月30日－1995年12月25日）
法國哲學家，出生於今日的立陶宛共和國，在1928年於弗萊堡大學跟隨胡塞爾研習現象學。他對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有深入的研究，其著作可以說是對海德格的一種批判與延續。列維納斯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以及海德格的存有哲學的盲點在於其整體的思想結構都關注在「存在者」（existent）通往「存在」（existence）的存有論途徑上，他則是逆向思考，思索「存在」如何到「存在者」，並且將優先性讓給了「他者」。
其重要作品包括：《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從存在到存在者》（Existence and Existents）、《別於存有或超越本質》（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時間與他者》（Time and the Other）。他的理論並引起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帕波札克（Adriaan Peperzak）以及伊希嘉黑（Luce Irigaray）的熱烈回應與反響。

这不是一部词典。如果词典意味着词语的“聚集”，那么这里的词语还在漫游，还在期待，还在呼唤……它是关于未来的传说，是还未出生的人立下的遗嘱，是尚待发现的疆域的地图。我们可以称它为“预言”，但更恰当的是把它当作“寓言”。 这不是一部词典。如果词典是对词与物冷冰冰的婚姻关系的确认，那么在这里，二者尚未交合，尚在思念，尚存灵感。务实的人从中可读出数字、趋势与机会，但唯有漫游者（书中称他们为Nomade）才可体味其中的恐惧、激情与快感。 这不是一部词典――可但愿它是！如果词典意味着保留、珍藏与维系，那么这里的词语都关乎永恒之物。主题当然是21世纪。但不要指望这本书能为历史指明方向，因为它没有方向，它一直在毁灭的边缘徘徊。世界不知去向，并随时可能回到野蛮时代。野蛮是万恶之源，我们必须拒绝和遏止它，为世界的永恒争取一个机会。

德里达的解构在其产生之初，就被指责为是非政治的。而由于它与海德格尔的遗产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共谋”关系，他的思想更被指责为有法西斯的倾向。特别是1987年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的出版，似乎更加重了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并不是哲学家的一次偶然的失足，相反，纳粹思想已铭刻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最深处。《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当然可以视为是对法里亚斯一书的回应。然而，该书的意义首先并不在此，毋宁说，它首先是对纳粹主义本身的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对纳粹主义与整个西方思想的关系、尤其是与西方两千多年来所追求的各种不同的精神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又都是通过解构海德格尔不同时期对于“精神”的不同态度和关于精神的不同思考来完成。
该书是德里达从早期到后期关于海德格尔的一系列文本中的巅峰之作，也可以视为他对于海德格尔的一个总结性的思考。

本书作者是十九世纪晚期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本书是其代表作，也是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全书共八篇，分别论述了经济学的对象、商品交换理论、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流通理论以及发展问题和非完全竞争问题等。书中还运用了许多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帮助阐明理论问题。

《自然法典》内容为：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有人疑为狄德罗的笔名）是法国十八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摩莱里站在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的立场上，根据“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学说，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理应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摩莱里在他的著作中，通过法律和理论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些传统的原理，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恩格斯曾经对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
摩菜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巴贝夫在法庭上受审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生。
摩莱里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对摩莱里的思想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随着20世纪的结束，当法国仍然受困于政治和道德堕落的沉重记忆——这种堕落分裂了国家，给它与自己晚近的历史之间留了一个暧昧不清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可以全面地认识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的价值——因为他们不能被轻易纳入20世纪法国公共和知识分子生活的传统叙事。正如朱特这项研究的结论所示，他们不单代表了自己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法国社会和思想史中很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东西——过去是，如今也是。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文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穿透那些胡言乱语，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欧仁·韦伯（Eugen Weber）朱特点出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活动家，不像我们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三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布鲁姆是个世纪末的美学家，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当上了法国非共左翼力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缪以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拥有遍及全世界的成千上万读者，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界的个中翘楚，直至1960年因车祸英年早逝。阿隆，两次大战之间在法国一代知识精英中与让-保尔·萨特齐名的人物，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媒体评论人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为当代法国自由思想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对这三人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新颖的再解读，指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从某重要的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裔，而加缪成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的、时而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都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他们的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远远躲开时尚与流俗。只是到了晚年（对布鲁姆和阿隆而言）或死后（对加缪而言）才开始受到尊重和敬仰——为他们的勇气和见解，为他们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激起后又被静静忘却的敌视。所以，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