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对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性研究。
作者通过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铭文和文献记录，同时联系地表形态的特征，分析和说明了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

《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是一部讲述中国传统两性文化的作品。性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但也是亟欲与动物划清界限的一种本能。为了和动物划清界限，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尝试对性施以各种文明调教。但具有猖狂生命力的性却也一直在抗拒这种调教。每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性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本能与文明互相拉锯、矛盾、冲突与妥协的历史。作者正是从这点出发，从明清笔记小说着手，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又有趣的故事，叙述了在矛盾和冲突中翻滚浮沉的男男女女曾有过的快乐和苦痛、好奇与兴奋、羞愧和愤怒、圣洁与卑污。从而为我们揭开人类的性帷幕，解密隐藏在不同文化和背景下的性图像。从某一方面说，这本著作，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在“性”字这条路上，有过什么“心路”和“生路”历程的珍贵材料和最好诠释。

本书共收作者的论著十四篇，原作都是英文。<br> 十四篇的排列，大抵依照论文的性质，以类相从为序。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第二篇朝代兴衰刍论包罗较广。第三篇作息考，第四篇女主考，第五篇人质考，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这四篇是社会史政制史。再下六篇是经济史。末后第十三、十四篇是史学史。<br>

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生机;丰富的学养和精妙的取向,才能在论述重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本书是汉学大师杨联升先生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系列论文之结集,也是杨联升先生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结晶.全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而平易流畅的文字使本书在极具学术价值的同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分别阐述了“报”、“保”、“包”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演变，探究了“报”在人际交往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报”的观念的影响。对于“保”、“包”二字则阐述了由古及今的社会意义演变以及各自引申出的相关复合词。最后，作者以国人崇尚诚信之“信”字贯通三讲。

宋代以后儒家学者寻求宇宙-人生问题的困境意识，不仅影响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而且影响着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在外强侵凌下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过去久远年代里绵延不绝的寻求道德根基的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二十余年，长期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1994年后又执教于牛津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专业教授，是目前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活跃的西方学者之一。自从学生时代起，她就致力于通过物质文化来研究古代中国。在过去三 十五年的学术生涯中，她试图了解常出土于墓葬中的青铜器、玉器及其他工艺品是如何被使用的，从而进一步去理解这些器物的制作造者的技艺、生活和信仰。本文集收录罗森教授的研究论文17篇，内容涵盖青铜器（4篇）、复古维新（3篇）、墓葬（5篇）、中西交通（2篇）、装饰系统（3篇）五个方面，大部分完成于2000年之后，尚为首次以中文结集发表。通过这些文章，罗森教授希望能够和对古代中国有兴趣的读者来分享她的思考和见解。其中许多文章源自她在牛津大学的讲课。

白川静は、甲骨文、金文など漢字の始原を訪ね、「文字は神であった」という斬新な視点に基づき、『字統』『字訓』『字通』を初めとした多くの本を著した。その研究により文化功労者に選ばれ、文化勲章を受章している。だが厖大な著書の故もあり、その全体像は把握しにくいものだった。博覧強記の著者が&quot;巨知&quot;白川静に挑み、その見取り図を示した初の入門書。

这是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写成、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柳宗元（773—819）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它探究了柳宗元的重要的生活经历和主要作品，涉及的方面包括：他的家庭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他和中唐的“古文运动”和新经学的关系，他的社会评论和政治评论，他对儒教学说的一些观点，他关于个人领域的感触和思考等等。
但本书中的研究超出了这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创作“的范图。作者着重强调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中唐思想变迁之间的联系，以此为主，作者提供了对唐宋思想演变根源的一种新的解读。传统观念认为，韩愈(768—824)和柳宗元领导的中唐儒学复兴是宋代新儒学之发端。通过对比柳宗元和其他主要儒学思想家的观念，陈弱水先生修正了这一观点。他提出；中唐的儒学运动主要是儒学旧有形式的复兴，柳宗元的思想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倾向。但是这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韩愈及其追随者秉持的观点，最终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萌发。

《"故乡"与"他乡"》内容简介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门类。世界上有数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不同国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其他原因，有一部分人又返回祖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归侨。笔者研究的分析基础是归侨社区的多元结构和群体关系，而社会变迁及文化适应则为其论述的展开提供了令人折服的研究视角。她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敏锐的学术思索，但最终动力则是对人类学社会结构理论与文化动态理论的深刻领悟和交叉应用。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一进行了阐述，这些题目是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让中国沟通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西文化全方位的交融，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
在第一卷论述中国的古代技术和科学的章节里，尊崇孔孟之道的丁韪良告诉世界，中国的孟子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提出了进化论。这一卷还论述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炼丹术对西方化学工业的影响。
第二卷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渊源，详细介绍了李白等重要文学家。
在第三卷中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法，阐述中国的儒、道、佛三教，以及中国人的祭祖行为。
第四卷论述了中国的教育，着重介绍了他所青睐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并指出：西方世界若能采用这一制度来选拔人才，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本书的第五卷，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官、国际关系和外交等议题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是第一个将国际法——《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由清政府拨专款付印出版的人。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国际知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黄宇和院士，继其《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英文原著在1986年出版后，再用二十五年时间的努力，遍访广东省、香港、澳门、夏威夷、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并频频到翠亨村、香港、澳门和夏威夷等地作实地调查，经过细致的考证，最终把孙中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以及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最忠实地呈现出来。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解答的重要问题包括：
孙中山祖籍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他是否中原贵胄的后裔？
孙中山的国学根底如何？是否只是一名“番书仔”？
在檀香山四年的学习生活，对孙中山身心变化有何影响？
孙中山曾有过当传教士的念头，为何最终放弃，
孙中山是否真的曾在香港拔萃书室念过书？
孙中山自称其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在香港念书时所受到的影响，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是否同时策划革命'
1895年的广州起义，号称有“决死队”三干人，为何却未举先败？是否真如史书所云杨衢云调度失宜所致？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是否曾如他自己所言，由朋友在城墙上用吊萝载着他降下城墙而逃离广州城这么惊险？
孙中山逃至香港时，是否曾在域多利监狱作客？
通过对类似上述微观细节问题的研究，本书最终解答了孙中山为促使中国“现代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宏观历史问题。
孙中山前半生的事迹过往由于原始史料的缺乏，大多数研究者都只能语焉不详。通过黄宇和院士的不懈努力，相信《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巳成功还原了孙中山前半生的最真实面目，为“孙中山研究”以至历史学研究，立下了良好的典范。

胡適這位超級名人，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無數的人想要窺探他
也有無數的人誤解他
《璞玉成璧》
是《舍我其誰：胡適》這套傳記五部中的第一部
從胡適1891年出生，細數到1917年他學成歸國
本套書是胡適研究者的寶書
保存了幾乎所有的日記、回憶和信件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範圍最廣，自傳、傳記資料收藏最豐的一個名人；同時，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顧盼、窺伺、又最被人所誤解的一個名人。他最對外公開，可是又最嚴守他個人的隱私。他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其實等於是已經是由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是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所先打好了的一個模本。
面對胡適的這個傳記模本，研究者必須要能取其所用，而不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的窠臼；要能不為了換取些許資料，卻賠去了自己的靈魂。換句話說，研究者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得其寶，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其推銷員。

本书是关于中国清代与民国期间的法律与司法实践的研究专著。全书共三部分：导论；第一部，从清代法律到国民党法律；第二部，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其中，第一部分为三章，介绍国民党民事法律的产生到成形过程，第二部分为七章，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婚姻等几个方面对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最后的第十一章是结论。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是回答从清代到1949年，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与不变；二是通过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司法实践的考察，否定了“好人不见官”的传统看法，明确指出在此期间多数老百姓是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多数县令、法官也是依法行事。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

本书汇集了黄宗智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全书经作者亲自校阅，是比较权威的版本。
书中介绍了黄先生一贯强调的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及著名的黄氏“内卷化”、“过密化”理论。在翔实的经验证据基础上，论证了小农在人多地少的客观环境下所做的抉择，尤其是长时期为递减报酬而做出的高密度劳动投入，亦即作者之所谓“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总产出上升）” 以及“过密型商品化”。其影响可见于近年来“内卷”和“过密”两词在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广泛应用。其后，黄在《规范认识》文中对中、西方研究作了整体性的反思，突出中国经验（从西方现存理论理解）的悖论性，引起众多的讨论。
此后黄宗智的研究主要转向法律史，再次在发掘 “诉讼案件档案的基础上”，打出新颖的分析概念，区别清代法律的官方“表达”与其司法“实践”，强调两者既背离而又统一，由此形成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此后“表达、实践”两词的对立也在国内众多论著中广泛使用。黄提出了清代法律体系中的“第三领域”概念——亦即国家正规法庭与社区非正式调解相互作用的中间领域。后又进一步说明了该领域中的“半正式”治理方法（即对准官员的依赖以及国家惟有在涉及他们的纠纷中方始介入）。黄把清代的这个治理模式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
在新近的四篇法律论文中，黄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的实践历史同样不同于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西方现代影响最大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他强调，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中国固然需要吸纳形式逻辑来建立理论，但也应建立既是中国的而又是现代的现代性，包括法律体系和社会科学。
面对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黄既强调其过密化的历史延续，也指出在当前的“三大历史性变迁”中，中国农业终于面临“去过密化”的历史性契机。有关的论文揭示的是过密化“理论”本身的历史性，自始便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连。
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是黄教授学术生涯的一贯研究方法。本集最后一篇论文是他近年为国内研究生开办的研修班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学术方法的一个总结性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