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戊戌变法，康有为的自传《我史》是一本必读的书。 康有为的《我史》生前并没有发表，上世纪50年代更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出版，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引用率极高；但自上世纪70年代被指出多处说谎。结果造成了当今学术界自困的境地：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本书即为作者对《我史》所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是厘定史实与谎言，让读者对这部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献，可以放心使用。

1898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感念的一年，在那年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细说的故事，中国一度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变革不仅将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欢呼雀跃。然而仅仅一夜之间，中国的政治发展突然转向，慈禧太后举手之劳就成功地阻止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开启的政治变革，中国的政治发展似乎又回到老路上去了。这一年的故事一直引起百年来史学家的重视，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体上是遵循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话语强势”进行解释。
本书依据新旧史料重新架构戊戌维新与戊戌政变的叙事模式，以“同情的了解”评析那一年中的风云人物、是是非非，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著者多年来提倡的“善待先人”的学术理念，为一切关心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读者提供历史学的思想资源，再现1898年那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历史场景。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于治戊戌变法史，这使作者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科学委员会聘为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实作者的说法，及免读者复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作者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異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推翻清朝统治。
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 民主政治。
四、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西学东渐记》包括总序，自序，附录，后记和二十余章内容。字里行间无不无不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思想民。《西学东渐记》前五章缕述。我赴美国前的早期教育，以及到美国后的继续学习，先是在马萨诸塞州芒森城的芒森学校，后来在耶鲁大学。
第六章从我出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开始，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接下去的几章专门用来阐述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随着中国留学事务所的突然撤销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而告终了。

《近百年湖南学风》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著作。此书用传记的形式，分群别类合传诸人，旨在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书中所论列的十三位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大多数（如曾国藩）却具有更炎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一直延续到现在。

《清亡启示录》讲述了一个王朝为何会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启示录》重点叙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从1894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1901年开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宪预备，清廷挣扎着改革，以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然后最后清廷的几个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使得大清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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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县令李超琼》为李超琼传记，主要记述他兴修水利、关注民情、廉洁为官的事宜，特别是李公堤的修建尤为人称道。

明末清初及清末，曾出现两次西方科学传人申国的浪潮，《西学东传人物丛书》记载了为此做出卓越贡献的-，些中外学者。本书是其中之一。
李善兰是清末著名科学家。他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合作，将西方近代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等引进中国，所译各书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杏书全面记述了他的科研成果和将西方科学引人中国的动人事迹，适于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于一九四四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帝国的回忆》是《纽约时报》晚清时期对华报道的选编，起迄年代为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生活、革命及华侨等方面。

《奇器图说:诸种奇异器物的制作与使用》内容简介：明朝末年，西洋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制器奇人王徵共撰的《奇器图说》，是西方机械制造学与中国古代日用器具制造结合的第一部专著。卷一讲述了有关重心、重力线、比重、浮力、压强等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定理、定律。卷二则把机械制造的常见元件分作六类，即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螺旋等，并分别介绍了各自的使用原理和计算方法。卷三为实用器械的制作图，包括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总计五十四图，并附有详细说解。
为了便于当代读者轻松阅读并运用其中的知识，我们对全书进行了白话精译，并参考《诸器图说》补入了更多器具的制造原理和方法，是了解古代制器的全面读本。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 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系一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克虏伯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学术专著。在考察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自强运动、军事变革等宏观问题的同时，重点分析了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晚清军火贸易以及建立在仿制基础上的兵器工业发展的得失成败，以及贸易、仿制与技术转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全书从历史背景、军火贸易、书本知识的输入、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装备与运用等方丽，综合论述了德国克虏伯与晚清技术转移的过程、路径及影响因素。《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 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适合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史、中西交流史、科技政策等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套装上下册)》是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部著名的读史札记，为史学工作者必读书之一。《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套装上下册)》对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作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分析考辨订正了重要的史实。王树民先生所作《校证》，对其书中引用的资料逐条校核，纠正了不少错误。自一九八四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欢迎。这次重印，整理者又对全书的内容作了修订补充。

The Chinese invented gunpowder and began exploring its military uses as early as the 900s, four centuries before the technology passed to the West. But by the early 1800s, China had fallen so far behind the West in gunpowder warfare that it was easily defeated by Britain in the Opium War of 1839–42. What happened? In The Gunpowder Age, Tonio Andrade offers a compelling new answer, opening a fresh perspective on a key question of world history: why did the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ope surge to global importance starting in the 1500s while China slipped behind?
Historians have long argued that gunpowder weapons helped Europeans establish global hegemony. Yet the inhabitants of what is today China not only invented guns and bombs but also, as Andrade shows, continued to innovate in gunpowder technology through the early 1700s—much long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Why, then, did China become so vulnerable? Andrade argues that one significant reason is that it was out of practice fighting wars, having enjoyed nearly a century of relative peace, since 1760. Indeed, he demonstrates that China—like Europe—was a powerful military innovator, particularly during times of great warfare, such as the violent century starting after the Opium War, when the Chinese once again quickly modernized their forces. Today, China is simply returning to its old position 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military powers.
By showing that China’s military dynamism was deeper, longer lasting, and more quickly recovered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 The Gunpowder Age challenges long-standing explanations of the so-called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the West and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