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provides a new analysis of what has become the central debate i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European and Asian growth. Focusing o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in particular Great Britain, this book offers a new level of detail on comparative state formation that has wide-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Eurasian and global history.
Beginning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ography, Peer Vries goes on to extend and develop the debate, critically engaging with the huge volume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on the topic to date. Incorporating recent insights, he offers a compelling alternative to the claims to East-West equivalence, or Asian superiority, which have come to dominat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is issue.
This is a vital update to a key issue i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and, as such,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terested in keeping up to speed with the on-going debates.

《西洋杂志》是[曾门四弟子]的桐城派著名作家黎庶昌任驻英、法、德、西使馆参赞五年闻关于欧洲的记述，通过细致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与明洁动人的描写，作者翔实广泛地介绍日、德、意、奥、比、瑞士等西洋诸国经济发展、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俗民情等国情，呈现给人们一幅生动的西方社会全景，勾勒出近代中国人刚刚睁开双眼看世界时的认知过程与内心感受。全书共八卷，向国人详细介绍西洋各国实况，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浓郁的文化兴味，并因顺应当时历史潮流，而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好评。

本书背景为晚清时期的上海，主线剧情围绕着新新日报馆的记者梁启与清末科技发明达人谭四展开，叙述了二人结伴共同解决在“铁爵爷”幕后操控下出现的种种案件与问题，并掺入了与首富之子盛司琮、文坛鬼才荒江钓叟亦敌亦友、相争不下的种种趣事，最终在亦庄亦谐的叙事当中渐渐集结了所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与恶势力展开正面较量的大型科幻历史故事。
小说呈现段落式展开，每章或每几章之间都有相对独立的事件，同时又具备关联的线索与贯串全文的剧情。既有这群正义伙伴轻松幽默的日常，亦有惊险悬疑的桥段，完美呈现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科幻气质。

《大义觉迷录》是一部奇书！它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有离奇的故事吗？没有。有精彩飞扬的文学吗？没有。有曲折的故事吗？没有。有高深的哲理吗？也没有。严格说，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有棱有角的书，它只是一个档案卷宗，一桩谋反案的卷宗。
一个档案卷宗，何奇之有？它奇就奇在这个档案卷宗，是清朝盛世雍正皇帝自编纂的为自己鸣冤的自白书。请听雍正自己怎么说的？雍正说：
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皇帝鸣冤，剖示心迹，告谕臣民，此第一奇也。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名允禛，他不该得皇位。康熙晚年两度废皇太子允礽，形成皇储斗争。雍正机权干略，高人一筹，他收拾掉了允祀、允（礻题）、允（礻唐）等几个争皇位的兄弟，才登上了宝座，乾纲独断，刚毅戾深，蜂目豺声，是标准版的秦始皇第二。史称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被骂为“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雍正皇帝朝乾夕惕，批鉴奏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不及。雍正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实实在在是累死的。当然这也是“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免落下骂名。雍正是一个改革的皇帝，即位伊始，雷厉风行，清查钱粮，改革积弊，耗羡归公，惩贪追赃，实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打击不法绅衿，得罪了不少的人。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又说，满人夷狄，入主中原，得统不正，导致天怒人怨，天崩地塌，灾害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曾静上书岳钟琪，策动造反，推翻清朝。曾静还说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做皇帝。这是该当凌迟处斩、灭宗灭族的大逆之罪。雍正乾断结案，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揪出死了近半个世纪的浙江吕留良做垫背，说吕留良著书立说害死人，才是真正的罪魁。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由曾静造反案引出吕留良文字狱案，合称曾吕案，经过四年专案调查审讯，处理结果重吕轻曾，震骇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雍正自称为“出奇料理”。真是帝王断案，与众不同，赦了主犯，灭门死人，此第二奇也。
秦始皇统一思想，焚书坑儒。雍正统一思想，搞全国运动，称为“观风整俗”。曾静谋反，著书立说，骂得雍正狗血淋头，雍正不怒不恼，说什么要对曾静实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死刑重犯，可以看中枢机密文件。审案不用刑逼，坚持说理，要求罪犯写检讨。皇恩沐浴，曾静在灵魂深处开刀，果然奇效，“昔日为禽兽，今日转人胎”，一个灭族重犯，居然脱胎换骨，成为吃皇粮的观风整俗的宣传人员。批判洗脑，必造灵魂，雍正特创，此第三奇也。
雍正自信，认为大义觉迷，真理化人，“无物不可化诲”。谋反谰言，不实之词，不必隐讳，布告天下，全国批判，可以化毒草为肥料。雍正特谕说：
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联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内容包括，雍正皇帝的十道上谕，曾静以罪犯被审讯的口供形式写出的检讨和读书体会，反映了这个造反重犯思想改造的全过程和改过方法，附录曾静的忏悔书《归仁说》。全书四卷，约十二万言。题名之义，上谕称：“特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理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法。”即用纲常伦理之大义，君臣之伦的天理，去排除无礼义无廉耻之锢蔽，觉无父无君之愚蒙。通过刊布《大义觉迷录》，在全国范围宣讲，开展观风整俗的思想教育运动，以使大清之民，拥护清朝统治。这也是亘古以来未有，雍正皇帝的独家发明。此第四奇也。
雍正驾崩，儿子乾隆即位，还没有改年号，不到两个月，一切又翻了过来。乾隆圣谕，着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下令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此第五奇也。
综上所述，《大义觉迷录》有五奇：皇帝受谤，自白辩诬，一奇；赦免造反重犯，拉个死人灭门，二奇；改造极刑重犯，脱胎换骨做新人，三奇；刊布谋反档案，开展批判运动，四奇；老子编的宝书，全国士子必读，儿子谕令禁毁，五奇。有些五奇，亘古罕闻，还不是一部奇书么？
雍正是一个临近近代门坎的封建皇帝，又是一个大有为之君。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地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
康熙帝六十一年，雍正帝十三年，乾隆帝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一代立国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之半，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三分之一世纪，如此长久承平，可谓盛况空前。清代盛世，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版图最大，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和民族大家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雍正改革，承先启后，在康雍乾三帝中，执政最短而成绩最大。雍正处理政务，独出心裁，“出奇料理”曾吕案就是一个显例。康熙末国库储银才八百万两，雍正五年国库储银达五千万两。即此一端，可见政绩非凡，真是奇绝妙绝。
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仁义可言。雍正夺嫡，是皇家自己家门事，当然事关国体，论其中曲直是非，要切在国计民生上。民间传说，野史小说，大都贬斥雍正，最集中的是说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雍正不是样样都好，对待政敌残暴不仁，这正是他的成功秘诀，在朕即国家的时代，何可苛责，天下乌鸦均是一般黑。阿其那、塞思黑上台，未必对雍正就有仁慈之举。政治斗争如同战场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有温良恭俭让可言。帝王的历史定评，最终要落实在兴国仁民这四字上。历史不诬古人。本书解读雍正皇帝的自白，领略他的治国手段、战斗奇招与帝王之术，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思维，促进成熟，冷眼看世事，是很有意义的。雍正好与人斗，其乐无穷，总是手握胜券，其战斗艺术，令人拍案惊奇。雍正称思想改造为“大义觉迷”，本书提供了鲜活的榜样，将使你无尽叹惋！本书半文半白，不难读懂。人们看一看雍正是如何批判一个走火入魔的古代知识分子，读一读这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书呆子的检讨、体会，即审讯口供挺有意思。我们深信这本记录一件全国大案、要案的实录，是能引人入胜的，颇能启迪思维的。本书最积极的部分，是雍正皇帝辩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合法，宣扬民族大家庭的第一道特谕。这道特谕做了全文串释，意义在此。

《畴人传汇编(套装全2册)》为我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的传记资料。其收录自黄帝以致于清，凡243人，附西洋37人。所谓“宗算氏之大名，纪步天之正轨”，凡涉及妖里云气占验均不予收录。

明清时，中国没有发生欧美“工业革命”那种以机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变化，清末以前也并未出现“民主宪政”之类的法律与政治改革运动，但是仍然出现许多有意义的社会变迁。本书有系统地描述并论证明清中国经济与法律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点出探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提出明清中国也有商业法律的主张。
本书为使读者能容易理解当时中国经济与法律互动的复杂性，先介绍十六至十九世纪之间的中国经济变动趋势，以下各章展开对明清中国商业法律的说明与分析。作者将研究视角做了较大范围的扩充，不仅讨论处理市场交易、商事纠纷与商业契约的法律规范本身，也分析当时中国用以运作商业法律的制度变迁，更进一步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完整地纳入，以说明一些重要的经济与法律变迁究竟是如何逐渐由明清中国部分地区往外扩散至全国，进而改写了既有的近代世界经济史。

近代中国法律史必读经典
暌违十余年全新增订归来
辑录时代激变中近代法制的大转型
呈现东西方法律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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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法东渐》选录了六十余篇中国近代法学作品，囊括了来华传教第一人卫三畏、执掌晚清中国海关四十八年的罗伯特·赫德、京师同文馆首任总教习丁韪良、近代来华的最后一位外国法律顾问罗斯科·庞德等著名人物对中国法律问题的独到见解，是法学史上的一次重要史料汇编，力求深入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时代，呈现东西方法律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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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了解近代中国法律变迁的必读之书。《西法东渐》以宏大的视野、锐利的慧眼，倾力汇集晚近来华外国人观察和研究中国法的作品，力求完整再现中国法与外国法、中国政府与外国法学家之间冲突而又调适的法律史。
◆珍贵历史资料一网打尽，各类法律文献巨细靡遗。《西法东渐》汇编晚晴至民国时期来华外国人的重要文献，体裁囊括个人著述、咨政报告、法律草案、法律备忘录，内容涉及法律的中外比较、中国传统法的价值、治外法权、司法改革、法律职业、法律教育及法律学术等诸多领域，为观察中国近现代法律演变提供独特且全面的视角。
◆经典文献再次增订，广角视野、多元议题，以法律之眼洞见近代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此次全新增订版增补作品计22篇，除“治外法权”，其他章节均有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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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中国近代法律的建立始于移植，在此过程中，受聘来华的外国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八年前，王健博士搜集整理此一群体中较著者参与中国法律变革的各类文字，集为《西法东渐》一书，于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有拾遗补阙之功。如今，该书又出增订本，增补人物，添加篇章，令其内容愈加丰富完备，值得研究者阅读参考。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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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教授的《西法东渐》一书初版十七年来，已成为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法律变迁、法学交流的必读文献，其影响力实际上已超越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此次再版，新增十六篇重要文献，体现了作者一如既往强调“义理自实故出”、重视基础史料整理的研究特色，以及史料挖掘选取背后独具慧眼的理论洞察力和研究旨趣，必将惠泽学林，功德无量。
——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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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所录作品皆为“西学东渐”以降外国法学家解答近代中国转型法制问题之佳作，实属“西方法学之中国设计/汉语表达”阶段不得不深读的典藏文献。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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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清末以降，中国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期，传统中华法系转向，移植西方法制而形成中国近代法，适为转型期的一大特色。
——张谷（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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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及其书名本身都已成为经典。
——聂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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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东渐》是映照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面镜子，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在选择与移植外国法、传承本国固有法的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它既是研究那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当今继续推进法律现代化事业应当参照的历史坐标。
——张生（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私法意义上的商法及其商法典起始于晚清时期。晚清商事立法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曾颁行有效的《钦定大清商律》商法典和“志田案”、《商法调查案》、《改订大清商律草案》3部法典草案上。而且这些商法成果均是在初步成熟的商法以及独立法典思想指导下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合力推动下，政府实力主导、商民积极参与方才取得的。
除绪言外，任满军编著的《晚清商事立法研究》的主体部分共有10章。
《晚清商事立法研究》第一章晚清时期催生中国近代商法的多元性因素。“中国中心观”、“冲击一反应说”等对于晚清时期催生中国近代商法的动力解说都有着一定的创见性。从国内条件看，主要有“商战”、商本主义思潮、外来的和本土的规则资源和法典传统以及商法利益群体的直接推动；另外，体现西方列强殖民利益的一系列商事条约也对中国晚清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强制性影响。
第二章晚清商法思想的成熟和商法典的立法规划。晚清时期商法思想已经初步形成，政府为解决商法空白的法律危机而在晚清修律变法运动中首重商法，确定了独立商法典路线，并作了编纂商法典的组织预备。
第三章 《钦定大清商律》的制度构成。该律主要移植了大陆法系的商法规则，采纳了折衷主义法典体例；该律典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从内容上看，既吸收了西方商法制度的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本土商法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商事立法原则。
第四章 《破产律》和《钦定大清商律》配套法规。《破产律》虽不属于《钦定大清商律》法典的构成部分，但与之密不可分且有着共同的整合性特点。另外公司注册章程、奖励工商章程、商会章程以及铁路银行章程等相关配套法规的颁行，有力地配合了《钦定大清商律》的实施，从而成为了晚清商法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五章 晚清商法的施行及其社会适应性考证。《钦定大清商律》和《破产律》制度多来自对外国先进商法的移植，立法过于超前而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晚清商法的执行、司法和守法等实施情况反映出了晚清商法移植中不理智的一面。
第六章志田钾太郎《大清商律草案》。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法律输出与晚清“近法日本”商法建设方针发生了印合。日本商法专家受聘来华帮助草成了“志田案”，虽然该案是一部已达到国际水平的、最为系统的商法典草案，但由于缺乏理论的同步移植，也忽视了对中国商业习惯的吸收，导致其影响力不足。
第七章商人阶层的商法构想和《商法调查案》。新兴的商人阶层由于不满于政府既有的商事立法，而自行召开两次商法大会，决定自行调查商业习惯，自编商法典草案，既大量借鉴外国商法成果，又更充分地吸收本国商业习惯，进一步推动外来法律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商法建设的进程。
第八章农工商部《改订大清商律草案》。农工商部对《钦定大清商律》进行修订，充分吸收了《商法调查案》的成果，进一步借鉴吸收外国商法成就，引进了公司法人制度，并使商法总则和公司律的结构体例得以定型，而使《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成为了晚清商法建设成就的集大成者。
第九章晚清官方商事习惯调查及其商法价值。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为完成商法典的编纂计划，决定举行全国性商事习惯调查，设立专门机构，编写调查提纲，并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由于晚清政府的垮台，这些调查成果并没有及时地被吸收到晚清商法建设中，但为民国时期的商事立法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十章历史经验，中国当代商法及其法典建设。晚清商法制度建设以及法典体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有诸多缺陷，从而可以为我们当今商法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中国应当坚定独立商法典的立法思路，尽快制定出《商法总则》，俟条件成熟时再谋求一部现代商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