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也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茨维塔耶娃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与她同时代的诗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价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
这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也叫做13号样楼”。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在多年劳改、流放、沉冤蒙难的日子中，他已淡记了女人，当他来到“癌症楼”治疗的时候，性意识在他身上猛醒，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成为生命力后标志……

★梁文道“最想为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世界报》等全球媒体鼎力推荐，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执鞭苏斯洛夫称此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纳粹灭绝营、苏联古拉格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格罗斯曼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译者序言首次完整发布。独家收入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 媒体推荐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部经典。”《纽约时报》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活与命运》令人压抑沉痛，它毫不妥协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与他们在危难中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只有一位俄罗斯人能完成的杰作。”《华尔街日报》
“分毫不让的现实主义和深具远见的道德张力，这部小说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纽约书评》
“格罗斯曼不是一个天生的文体家。但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卫报》
“格罗斯曼讲述的苏联生活是百科全书式的，毫不妥协……令人叹服……又一部俄罗斯文学的遗珠得以重见天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阅读这部书令人欣喜：20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位思想深远的人道主义作家。书中人物经历的苦难与自我发现，是当代文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考验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奋的故事。”《华盛顿邮报》
“在当代俄国文学中没有可与《生活与命运》相匹敌者……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评论杂志》
● 名人推荐
“作为索尔仁尼琴的先行者，格罗斯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弗朗索瓦•富勒（著名史学家）
“格罗斯曼是苏联时代的托尔斯泰。”——马丁•艾米斯（英国著名作家）
“格罗斯曼真正的主题是善的力量：不经意的、平庸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正是善对抗着极权主义的人性丧失。”——琳达•格兰特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奥兰多•费吉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就是以这样沉痛的题辞开篇。1973年，索尔仁尼琴决定将这本书秘密送往西方发表，这成了苏联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说，苏联当局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强行驱逐到欧洲，与这本书的出版关系极大。
这部长达140 万字的巨著，堪称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书中有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也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是深刻理解苏联政治体制重要的参考著作。

《金蔷薇》是一部总结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活动、探讨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和目的的美文集。文学大师用他别具一格的文笔气势磅礴而又精致入微地描绘了人类的美好感情和大自然的如画美景，阐述了作家的使命、文学创作的目的和方法，使每一位读了《金蔷薇》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家得到极大的启发。本书以新颖优美的文笔塑造的一个个鲜活动人的形象，具有无可抗拒的强大的感染力，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催发人们博爱的美好感情。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凡读过《金蔷薇》者，无不称赞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并且肯定该书在自己文学创作的道上起过重要作用。相信这本书今天依然会给读者以诸多教益。

《大师和玛格丽特》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它是一本“对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现实进行恶意嘲讽”、“主张向恶势力投降并为它服务”的怪诞小说呢？抑或是“启迪人们内心的善，净化人的心灵”、“帮助人们牢牢把握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准绳”、歌颂“人对真善美的大胆追求的”“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一部主要杰作”呢？众说纷纭。本书作者布尔加科夫又究竟是一个“不理解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暴露了本身的人道主义弱点”的平庸作家呢？还是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恶提出挑战”、“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的文学大师呢？他为何曾把花费两年心血写到第十五章的这部作品的原稿付之一炬，后来又重新握笔，前后历时十二载，八易其稿呢？他在自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的情况下，在生活困苦、精神压力沉重、明知这部作品不可能发表的处境中，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坚持修改并补充它，直至生命之烛燃尽呢？现在看来，至少可以说：盖棺时某些人论定他为“反政治的小说家和不严肃的幽默家”，把他的作品说成是“存心取悦于读者”、“恶意讽刺现实”等，这些结论是下得过于仓促了。为布尔加科夫恢复名誉成为苏联文艺界一桩重要事件，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仍如此畅销，这里必定有其内在原因。我们应该努力通过作者的思想、生活及创作道路探索他的创作意图，在作品本身中寻找其艺术魅力的源泉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萨特文集》汇集了萨特创作的全部小说、戏剧、书信及重要文论，基本上可以展示出文学家萨特的全貌。萨特善于运用小说、戏剧等艺术手段形象化地图解其思想、学说，使之更加清晰易懂，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萨特文学作品的最大特色是直接介入当代社会生活，展示人们共同的生活处境，将人们面临的选择提到哲理高度来启发人们深思。特别是他的戏剧，往往将极限状态下的人生选择置于戏剧冲突的中心，具有很高的挑战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海登•怀特被誉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1973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元史学》以来，怀特的作品对于历史学、文学研究、人类学、哲学、艺术史、电影传媒研究等将叙事学作为关注焦点的学科而言意义非凡。
本书由罗伯特•多兰作序，他巧妙地将怀特重要但难得一见的文章汇集成册，研究探讨他关于历史书写和叙事的革命性理论。怀特的这些文章大多采用论文体，内容涉及多位思想家，探讨诸多主题，文笔犀利，语言优美。
《叙事的虚构性》追溯怀特重要思想的演变轨迹，是历史编纂学者和学习者、历史理论和文学研究学者们的重要读物。

《理论入门》自出版以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初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学生而言，该书是入门的不二之选。 各种方法、各方大家、各类技术术语，错综复杂，令人目不暇接，而这一切在《理论入门》中被解说地清楚明白，深入浅出。许多理论类书籍对于所介绍的理论和理论家都有预设立场，与此不同的是，《理论入门》仅仅提供基础的原理，而让读者自己发展观点。 此次修订版包含了当今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潮流，并新增了两个全新的章节。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到自由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同性恋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批评、文体学、叙事学和生态批评等方面的内容。

【内容简介】
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在本书中，迈克尔·弗里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出现的过程，探究了共同体、福利和国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发展，强调了伦理和科学对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影响。
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里登认为，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 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又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为现代英国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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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新型自由主义”理论中哲学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一直在被讨论，却从未被细致地论证过，直到这部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著作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一现状。
——《卫报》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部迟到的重要著作……本书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
——《英国历史评论》
说理清晰，令人信服……这本书会在我们的视野和讨论中停留很久。
——《美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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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克尔·弗里登是“意识形态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英国政治理论研究的权威人物。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张新刚为本书作中文版导读，引领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位顶级学者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本书清晰、详尽地梳理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流变，以及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出现与发展，是一部叙述英国政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著作。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从进步主义、人文主义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了许多影响当代政治思潮之起源。
◆从密尔与格林到霍布豪斯与霍布森，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的思想如何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基础？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寻得答案。
◆本书收录于三辉图书策划的“倾向与可能”书系，该书系汇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开放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真相的勇气。三辉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

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只能接受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自由平等主义者则表现出对于实质平等的强烈关怀。罗尔斯在《正义论》当中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是所谓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包括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前者要求在进行分配的时候，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就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后者要求将机会平等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具有同等能力、技术与动机的人们享有平等的获得职位的机会。煌煌50万言的文字，便是围绕这两个原则展开的。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法国大革命的灵魂。在本书中，卢梭指出人类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就加深一步。本书阐发了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为《社会契约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他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言。　　这是一本充盈着智慧的书。它的每行，都渗透着作者苦苦的求索。卢梭的思辨如蛟龙，从各个角度逻辑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读着它，就像走一条蜿蜒的路，即使他不告诉你结果，下一个拐角出现时，也往往应验你的想象，于是思路渐渐明晰，海阔天空的世界呈现在眼前，与顾影自怜相异，与日常细碎不同……

约翰·穆勒（1806—1873）为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本书是一本伦理学名著，也是功利主义的经典总结，不仅阐明了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澄清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给出了功利主义的经典答案。本书也探讨了功利主义道德标准何以可能或者说在何种程度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对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给出了哲学上的证明，最后论述了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被讨厌的勇气」并不是要去吸引被讨厌的负向能量，而是，如果这是我生命想绽放出最美的光彩，那么，即使有被讨厌的可能，我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往那里走去。」
「因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于是有了真正幸福的可能。」
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
你是否时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
你是否认为人生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
我们如何能够在繁杂的日常琐碎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真正的幸福？
这一切的答案尽在这本《被讨厌的勇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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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张德芬 陈文茜、曾宝仪、勇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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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思想拥有改变人一生的力量。剩下的就只有能否鼓起迈出一步的“勇气”

《知识考古学》此次推出的，是新的中译本。
《知识考古学》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的考古学反对连续性、起源、总体化的观念史，通过对话语形成与陈述进行分析，呈现作为主体的“人”和知识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的过程，深入剖析“人之死”的主题，最终建构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考古学。

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拉康的理论亦需“斜目而视”。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齐泽克一方面透过通俗作品解析拉康的理论，揭示“无意识的逻辑”，勾勒“欲望的原理”；另一方面借助拉康理论解读通俗作品，这既包括希区柯克、安东尼奥尼、大卫•林奇、赛乔尔•莱昂、弗里茨•朗、雷利•史考特、乔治.米勒等著名导演的电影，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等通俗作家的小说，以及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雷蒙•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娄等人物形象。作者对通俗作品的解读，彰显了“通俗”作品的“非通俗”之维，展示了“通俗”作品的现代乃至后现代蕴味。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