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写了一部摄人心魄的小说，写西方人的偏见，写生活的意义。其中的爱情充满神秘，因此远远超越了凡人的俗气。虹影的这部小说，她放弃了描写自己的个人生活，却没有放弃她的祖国的历史。她探讨东西方之碰撞，以此批判西方之于东方文化的偏见。

《芙蓉镇》小说描写了1963—1979年间我国南方农村的社会风情，揭露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当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时，胡玉音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支持下，在镇上摆起了米豆腐摊子，生意兴隆。1964年春她用积攒的钱盖了一 座楼屋，落成时正值“四清”开始，就被“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查封，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桂桂自杀，黎满庚撤职，谷燕山被停职反省。接着“文革”开始，胡玉音更饱受屈辱，绝望中她得到外表自轻自践而内心纯洁正直的“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结为“黑鬼夫妻”，秦书田因此被判劳改，胡玉音管制劳动。冬天一个夜晚，胡玉音分娩难产，谷燕山截车送她到医院，剖腹产了个胖小子。三中全会后，胡玉音摘掉了“富农”帽子，秦书田摘掉了“右派”和“坏分子”帽子回到了芙蓉镇，黎满庚恢复了职务，谷燕山当了镇长，生活又回到了正轨。而李国香摇身一变，又控诉极左路线把她“打成”了破鞋，并与省里一位中年丧妻的负责干部结了婚。王秋赦发了疯，每天在街上游荡，凄凉地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现代西方批评理论(原典读本)》把现代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体系和四个新生体系，外加一个体裁分论部分。四个支柱体系指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精神分析、形式论。四个新生体系是指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编者通过精选这些理论体系中的数十篇经典文本并适当解读，引导读者独立思考，掌握西方文论的基础知识。

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四川大学精品课程教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四川大学国家“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助项目。《中国文学》讲授的是先秦至近代的传统文学，本书为宋金元卷。全书按照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为分若干“编”，每编分若干“节”，即一个教学单元，每节的主要内容为“作家传略”与“作品选读”，后附“辑录”与“参考书目”，并设计了一些思考题。这次修订版增删了一些篇目，更换“辑录”、“思考题”等相关内容，也更正了初版中的一些文字错误，以方便教学。本书为繁体字版。

據說，金正日小時候爬樹摸過彩虹，你相信嗎？但北韓人民不得不信。
一九九七年前後，北韓的嚴重饑荒餓死了幾百萬人，民不聊生，金正日公開槍斃負責農業的書記徐寬熙等十八名官員，就在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十三歲的姜赫與父母決定成為脫北者，游過零下十二度的圖們江逃至中國，隱姓埋名了四年。之後遭中國公安追捕，再輾轉逃至越南、寮國、柬埔寨和泰國，終於在二○○二年抵達南韓接受庇護。
二○○三年春，法國記者菲利普．格蘭傑羅在布拉格的人權會議上見到姜赫。年輕的姜赫可能出於羞澀，連麥克風都不敢拿。不過，姜赫當時的經歷都展示在這次活動租用的大廳，牆上掛著他的素描，有些描繪細膩，有些潦草，但是都洋溢著孩童身上那種自然的真誠。他難以用言語訴說經歷，卻畫得出奇得好，對細節記得非常清楚。
兩人的合作催生了這本書，從一個孩子的眼光，見證了北韓九○年代的社會實況與饑荒悲劇，沒有一本北韓的書，提供如此多北韓人的生活細節與成長經過，同時也是姜赫家族三代的幻滅故事，姜赫的祖父拋棄在日本的一切返回偉大的祖國，以為是天堂，結果卻是地獄，祖父抑鬱而終後，姜赫與父親也離開了家鄉，成為失根的朝鮮人。身處自由世界的姜赫，想擰斷金正日的脖子，但夜裡，他經常夢見自己潛逃回北韓去見過世的祖父，是的，這些夢讓他想起了北韓，是的，他們是對地獄有鄉愁的一群人。

本书是2009年9月在彭浩翔博客开设的《爱的地下教育》答信专栏，专门解答读者各种奇难杂症。内容涉及爱情辅导、性教育、心理治疗等范围。
由于文字恶搞辛辣，推出后迅即于网络火热。每周数十万网民追捧转发，更被各大报刊杂志邀请开设《爱》的专栏，在《外滩画报》、《城市画报》、《男人装》等总发行量超过一百六十多万份的报刊杂志上连载。同时，该书已被网络媒体及电影公司洽购改编版权，计划以其内容改编成同名单元式网络感情节目及电影，足见此栏在答问界中风头的一时无两。

千呼万唤的李海鹏首部专栏集，中国当下最好的专栏作家之一。
本书是著名新闻人和评论人李海鹏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集结。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时评和杂文。语言睿智幽默、见解险直犀利，让民众听到一种最清醒有力的声音。
李海鹏的身份并不是作为《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记，或者《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名家，或者《GQ》的专题总监而被大家记住的，他被人尊敬和认识，是因为他近乎天真的对自由的执着，对伟大社会成形的关注及焦心。抽丝剥茧的分析，吹毛断发的文字，掷地成声的观点，恣肆放达的叙述，这些都注满了李海鹏的所有文章，其间到处安放着才情、思想、和对自由美好世界的向往，以至于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图书品牌：磨铁——文治图书
请海鹏写专栏是《第一财经周刊》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很多时候我们怯于表达，海鹏有勇气；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不够准确，海鹏对语言和逻辑的把握让他的文字充满力量；最关键的是，海鹏的优雅和从容，于是有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阅读的文字。
——伊险峰 《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海鹏把第一篇专栏《台风》给我时，不确定地说“不知道是不是GQ要的”。至今我都很感谢他，那篇专栏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回望内心的写作，感受到他“手指触及真理核心时的极度快感”，那声音好古怪。我想，这些细碎、微妙、不经意又很本质的描述，才是生命最原本的光辉啊。
——王锋 《智族GQ》编辑总监
在世界到处是光的今天，我们缺少另一种光。李海鹏的书像一颗小钻石，清醒、隐蔽，光芒四射。
——马莉 诗人、画家、《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无论作为记者还是专栏作家，李海鹏都长于发现无所不在的荒诞，但他文字的底色是悲悯，悲民生之多艰，悲世人昏庸而不自知。因此他刻薄、幽默、不羁却温热。汉语被他如此高妙自如地运用，像一个狡黠而骄傲的小男孩把玩他心爱的弹弓。
——杨瑞春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本书是一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来进行文学史概念的引导，传递出文学史的信息；同时，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现，显示出特定时代多层面的精神现象。
本书贯穿了主编陈思和的几个颇具创见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观念：“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以此梳理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成分和发展流变。
本书以文学现象为依据，在介绍文学运动史料和文学史背景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作品分析方面，使学习者通过解读作品去实现对文学史中体现出的精神传统的理解。书中将当代文学史分为1949——1978、1978一1989、9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主导特征战争文化规范、和平建设时期新的文化规范以及“无名”时代的文化多元状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本书既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史教材，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探索性，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阅读，也适合文学研究者做参考。

《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 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 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 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 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 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 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 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 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 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 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 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 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 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 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文学理论基础》讲述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事实又是什么呢?文学不同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或者再现社会的历史画卷，或者叙述现代个体的私人生计，或者描摹瑰丽多姿的大自然。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世界来认识文学，认识它的本质。

扶桑，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女子；克里斯，一个同时代的白人少年。他们在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相遇相识，发生了恋情。因为扶桑是个20岁的中国妓女，而克里斯是个家境殷实的白人少年，这爱情不仅凄迷，而且成了命运的挑战。
性格即命运，因为扶桑怪异的性格，也使得她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中挣扎起来。从被卖为妓女，到被人轮奸，到与自己的丈夫失之交臂，这一切仿佛都无法在扶桑的内心印上烙印。她从从容容地听从本能的体认，以三寸金莲走过一个又一个灾难。扶桑的性格在作者如此刻画下，有了非同一般的现代意义。

午夜过后，一场大雪迫使东方快车停了下来。这辆豪华列车整年都处于满员状态。但那天早上却发现少了一名乘客。一个美国人死在了他的包厢里，他被刺了十二刀，可他包厢的门却是反锁着的。
随着紧张气氛逐渐增强，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想出了两个侦破此案的方法……

没有人会想到，地球的命运，会因为十二个小时而改变。当氪星球面临毁灭，他们把这个孩子装入太空舱，送向宇宙。这小小的太空舱在宇宙中漂流，穿越一个又一个星云，那在宇宙中飘动了万年的光流风暴和物质云把这个孩子推向他的终点，太阳——地球——北美洲——美国——堪萨斯州——莫维尔小镇。
如果一切都没有偏差，如果每一颗恒星的引力都恰到好处，他会变成美国英雄、传奇的超人。但是，宇宙间一颗计算外的只有三万分之一立方厘米的小小尘埃擦过太空舱的表面，使它的速度降低了六亿万分之一。结果是它到达地球的时间推迟了十二小时，它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张普通的照片让一位居住在郊区的母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格蕾丝•劳森取回新冲洗出来的一卷家庭照片时，发现了一张不属于这里的照片——它至少拍摄于二十年前。照片里有五个人：其中四个人格蕾丝并不认识，而另外一个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杰克。
杰克看到这张照片后，否认他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当天晚上，当格蕾丝躺在床上等他时，他却开着家里的迷你厢型车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解释，还带走了那张照片。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格蕾丝在没有杰克的日子里独自承担起了庇护孩子们的责任。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格蕾丝心里升起越来越多的谜团，她对自己、自己的婚姻和杰克产生了疑问，同时她发现，有别的人也在寻找杰克和那张照片——其中包括一个沉默的杀手，他凶狠残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警方不肯给予协助，邻居和朋友们似乎都有各自的日程安排，她必须独自面对悲惨阴暗的过去，尽力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同时找寻真相，希望能使丈夫平安归来。

《望月》是一本关于选择，关于困惑，关于挣扎的书。书里的男男女女，如孙望月，如宋世昌，如刘晰，如南星子，在选择了要走的路之后，并非义无反顾，而是犹犹豫豫地揣摩着那条没有被选择的路。如同流出了源头的水再也回不到源头，故乡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午夜梦回的情怀，而他乡才是日日相对的现实。可他们却又始终与那个现实若即若离，不能完全溶入其间。于是，就成了他乡和故乡中间的边缘人。

每本书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作为一个分析阅读的读者，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骨架。一本书出现在面前时，肌肉包着骨头，衣服包裹着肌肉，可说是盛装而来。读者用不着揭开它的外衣或是撕去它的肌肉来得到在柔软表皮下的那套骨架，但是一定要用一双X光般的透视眼来看这本书，因为那是了解一本书、掌握其骨架的基础。
《如何阅读一本书》初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

《长恨歌》主要内容：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斗争生活后写的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由于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小说艺术地再现了农村反封建土地制度的伟大斗争，围绕着工作组领导群众揭露和斗争恶霸地主钱文贵的过程，突出了土改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只有把最隐蔽的，也是最狡猾、凶狠的恶霸地主斗倒，土改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红旗谱》(全3册)共三册：《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小说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同冯老兰一家两代的斗争历史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艺术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镇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历史进程。它在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在“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中是一个集大成者。它既真实地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灵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斗争才会胜利。正是这一点，作品揭示了民主革命阶段的若干本质特征，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反映，也就达到了生活广度和思想深度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