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主要内容：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X-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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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是在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下，在19到20世纪之交的形成的，并在20世纪获得了全面发展，本书着力探讨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史及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文学”走进大学课堂，到底该如何“教育”？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本书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本书不只将文学史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来把握，文笔生动，思虑深邃。

本书由章太炎、胡适的个案出发，对于二十世纪的学术转型进行论述，从而展开专题研究。为了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设想：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并以大量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以南唐为叙事主体，展开的却是整个五代十国的完整画卷。这五十三年，用纷乱、动荡甚至都难以准确地形容它的历史状态。以中华文明延续中心的中原之地为例，五个王朝瞬间更代，最长的十七年，最短的仅仅三年多，祖宗王法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本书以五代十国为背景，展现了丰富的历史场景和画面，讲述了历史的真实。作者尽情披露了皇帝、士人的内心感受，还原了皇帝、士人的面目。在那动荡的、朝不知夕之所至的不确定时代，他们是那样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深深的寂寞。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本书与一部文艺片电影的共通之处。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
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
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
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辨别攻寺，远而周知天下之
故，近面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
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
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
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
反若聩聩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
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
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
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
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
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
娄）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
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豁、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
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
能及也。知求地利于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
与言地利哉！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
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
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
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
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
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
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
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
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
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
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
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
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
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
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
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
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
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
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曹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
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利于平日，岂通论哉！是故途有
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
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
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
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
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
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
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
也。
“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
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
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
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
之薮慝，与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
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
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
曰：“非也。孙子之言，国以地利者行军之木，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
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
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
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
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
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
者。”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抗清志士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是其积三十余年心力编次而成的，旨在资治，“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凡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后事、艺文等，皆探其原委，考正得失，论据精详，文理通达，确是一部名山绝业之作。道光年间，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为底本，参以阎、沈、钱、杨四家校本，并收录道光前九十余家学者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一书，是为西谿草庐重刊本。此次整理校点即以西谿草庐本为底本，校勘中汲取了黄侃用雍正年间《日知录》抄本对校西谿草庐本《日知录》而成的《日知录校刊》成果，以恢复《日知录》原貌。对《日知录》、《日知录集释》的引文，尽量一一核对原书，纠谬正误。对文意出入不大者，则不作校改，对清代的避讳字则迳改。对一些清代的违碍语，如“胡虏”、“我大明”等，则改从抄本而出校记。对《日知录》引文，尽量补足出版。阎若璩之后李遇孙所著之《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所著之《日知录校正》、俞樾所著之《日知录小笺》俱为黄汝成所未见者，择其精要，编入《日知录》相应各条之后。附录有《谲觚十事》、《日知录之余》。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代前言）
校点说明
黄汝成叙
潘耒原序
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
《日知录集释》正文三十二卷
附录一
谲觚十事
附录二
日知录之余

本书为元明史料笔记之一种。 作者李清曾任明朝刑、吏、工科给事中，明亡后隐居故里，著书自娱。本书大都是他任三科给事中时耳闻目睹有关朝章典故和当时朝廷重要官员的言论行事，以目睹与耳闻分为“笔记”和“附识”两大类，足见作者之谨严。本书提供了明末崇祯、弘光两朝各方面的真实史料，或不见它书记载，或它书言之简略此独言之详悉，足见此书之价值。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研究戊戌变法，康有为的自传《我史》是一本必读的书。 康有为的《我史》生前并没有发表，上世纪50年代更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出版，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引用率极高；但自上世纪70年代被指出多处说谎。结果造成了当今学术界自困的境地：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本书即为作者对《我史》所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是厘定史实与谎言，让读者对这部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献，可以放心使用。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把清朝置于内亚的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双向互动中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本书除了选辑国外新清史研究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尖锐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学生必读参考书。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本书“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本书不是一部“大书”，没有一大串的目录，只有一篇篇并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连续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编“读史”中的《历史的湮没与改写》，讲的是关于1946年中共武装在安平镇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事件的始末，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独立的前提》则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是揭秘长征之后的中共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经过。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个人情感、所掌握的资料、解读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这就需要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不断商榷，最终“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发现历史真实。第二编“讨论”便是杨奎松教授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与人碰撞、商榷的讨论性文章。如与邓野的关于中条山战役中共“出兵”之争的商榷——《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与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探讨——《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本书的第三编比较特别，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并非是针对历史事实而写，它们实际上是一篇篇书评，是对书籍作者的历史观和写作方式的评价和批评。正如所言，杨教授是一个行走在雷区、敢踩雷的学术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杨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观、求真见疑的态度，所以其才会在《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一文中，对金冲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一些“避重就轻”的写法和观点提出质疑，也才会对畅销一时、影响甚深的《苦难辉煌》一书做出正误之举并提出最尖锐的批评。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为现实需要而不断变幻着自己都模样。然而当现实以这种虚假的历史为镜子，借着它反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往前走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是悬崖深渊。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作者的这一段话，或是是对书名的最好注释。

汉朝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之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资助项目。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