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hocking account of how a unit of average middle-aged Germans became the cold-blooded murderer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Jews.

For the Germans and Austrians, memorializing the Holocaust has required public recognition of their crimes; for the Jews, it has required public expression of their suffering. As James Young brilliantly demonstrates, each monument is charged with the often highly problematic struggle between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self-image, self-interest, and the aspiration toward a future. Through the memorials and monuments, Young illuminates the process whereby the meaning of the Holocaust continues to be redefined in each new generation in Europe, Israel, and America. This richly illustrated book is a groundbreaking study of the fusion of Holocaust memory and public art in contemporary life.

在德国历史中，神话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再度降临的传说、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故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轶事……由它们所衍生的神话在各个时期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现实。“二战”之后，分裂的德国对于政治神话的解读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本书采用宏大的历史分析方法，论述了德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神话，尤其注重考察它的嬗变过程，它如何塑造德国人的民族个性，德国人独具怎样的力量以激励行动，德国的政治悲剧如何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本书不仅涉及德国人的历史和心态，还是一部关于现代政治的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见解独到，译笔流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20世纪70年代初，本书首次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多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柯克却满怀希望地期盼美国秩序的复兴，将其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上下纵横三千多年，不无洞见地指出，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
柯克念兹在兹的是，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那些永恒之道，而这些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

在我们常人眼里，美国政制是当今天下的最佳政制。理由很简单：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最为富足和自由，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然权利，国家还如此强大。即便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各行学者眼里，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在美国同样如此。与我们不同的是，在美国学界，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极少数业内人士心中有数：关于美国立国原则的政治哲学探究所引发的历史性争议是非未定，以至于美国政制的德性品质是优是劣，迄今尚无定论。在我国学界，也有极少数人觉得，美国政制并非当今天下的最佳政制，却未必清楚问题究竟怎么回事。本稿尝试考察英美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美国立国原则的持续论争，以便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也有所认识。
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的对峙，是这场持续论争的集中体现，迄今仍是引人注目的学术大事件。施特劳斯筚路蓝缕的政治哲学史研究取向，回到苏格拉底问题从头开始，力图在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捋清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来龙去脉，重启“古今之争”，由此切入美国政制问题。剑桥学派以倡导政治话语史研究对抗施特劳斯派的政治哲学史研究，从近代西方的革命造反精神出发，致力打造一种名为“新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政治思想传统，挑战美国立国原则的正统解释，并在现实层面积极推动公民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奇妙的是，剑桥学派宣称，他们提倡“公民共和主义”其实是在复兴一种被历史浧埋的“古代人的自由观”，从而也是在重启“古今之争”。
无论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剑桥学派，都不是没有大政治关切的实证式的思想史研究。晚近十五年来，这两派的主要文献已经陆续译成中文，有目共睹，却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究竟什么是“古今之争”？美国的立国原则与“古今之争”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应该觉得这样的问题事不关己。毕竟，我们不仅置身于自己的“古今之争”，而且同样面临两种精神品质的人文学问的“选边站”，除非我们不理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必然会出现的情形：“自上而下的启蒙”与“自下的政治自由”的赛跑正在加速。本稿将以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在解释美国立国原则的德性基础时的尖锐对立为观察点，展示双方在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性质、目的和方法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差异。

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漢學家余英時院士的最新學術論著
《論天人之際》是關於中國思想起源的一部專題研究
余英時院士在書中特別借用了「軸心突破」作為分析的概念
他認為，只有在其他古文化──特別是西方──的對照之下
中國軸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
有關「軸心時代」、「軸心突破」一套說法，最初由雅斯培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直到帕森斯為英譯本韋伯《宗教社會學》所寫的「引論」，「軸心突破」一詞，才有了定義：即指西元前第一個千紀時，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的人，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思維，都跳上了一個新的層次。
余英時院士從軸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將其置放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重新建構出一個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

主要内容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桃花源记旁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