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In 1949, at the end of a long period of war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acing leaders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how much they did not know. The government of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s was committed to fundamentally reengineering its society and economy via socialist planning while having almost no reliable statistical data about their own country. Making It Count is the history of efforts to resolve this “crisis in counting.” Drawing on a wealth of sources culled from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unabh Ghosh explores the choices made by political leaders, statisticians, academics, statistical workers, and even literary figures in attempts to know the nation through numbers.
Ghosh shows that early reliance on Soviet-inspired methods of exhaustive enumer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untenable in China by the mid-1950s. Unprecedented and unexpected exchanges with Indian statisticians followed, as the Chinese sought to learn about the then-exciting new technology of random sampling. These developments were overtaken by the tumul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61), when probabilistic and exhaustive methods were rejected and statistics was refashioned into an ethnographic enterprise. By acknowledging Soviet and Indian influences, Ghosh not only revises existing models of Cold War science but also globalizes wider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data.
Anchored in debates about statis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tate building, Making It Count offers fresh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本书为土耳其语资深学者根据长期教学经验所编写的一部语法教材。全书分为导论、词类、短语、句子结构和类型四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引入了语言学概念，对土耳其语语法进行了精讲，且每一部分都有取自语料库的大量例句，使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土耳其语语法，便于自学。对土耳其语的历史的简介，则使读者对土耳其语的前世今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湖南的湘西南 的位置，当地经济不活跃，百姓要么出去打工，要么上山开矿。由于矿难不断，政府虽努力整顿和规范，但还是不少人非法开采。矿工下矿井常不注意防护，多年后，很多矿工得了尘肺病。
本片从2010年开始拍摄，直至2018年，摄制周期近十年，直至跟拍的尘肺病主人公赵品凤去世 ，留下年幼的子女和弱智的妻子，他们的生活何去何从。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而新颖的探讨。
本书以神策军为逻辑切入点，分别以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为四个逻辑层面，逐层讨论中晚唐宦官政治的诸多表现。中晚唐“宦官政治”是继东晋“门阀政治”之后，皇权政治的另一种变态形式，也是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演进发展的逻辑主线。它由皇权政治中来，最终又回归到皇权政治中去，对五代及宋初政治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两书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清代贵州省情汇编,内容涉及人口、农业生产、水利、土地制度、军屯、城镇集市、手工业生产与销售等等诸多方面。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1辑)》主要内容：小说研究是古代文学学科中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小说中的几部经典作品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都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断代研究则有明清小说研究的专刊，这种情形在诗词、散文研究领域是不多见的。小说研究的这些学术刊物为学者提供了论坛，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平台，多年来支持和帮助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并且正在为小说学术的发展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小说研究领域既然有如此多种的学术刊物，为什么还要新编一种《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呢？现有的刊物的确不少，但从宏观来看，它们所形成的研究格局还有不尽合理之处。第一，小说研究不应当完全集中在几部经典作品上。几部经典作品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代表，但并不是中国古代小说历史的全部，有许多作品的思想艺术算不上一流，但它们存在过，有些还曾经产生过很大的社会效应，或流传到海外对域外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把这些作品摒弃在学术视野之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二，文言小说研究和白话小说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形成各自独立的两个研究领域，这种人为的分家多少割裂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互动的亲缘历史关系，不利于小说研究的深入。新编这个刊物，就是要把文言和白话打通，让两者的研究有一个对话的平台。第三，明清是小说发展的成熟期和鼎盛期，但明清小说不是无源之水，小说有渊远流长的承传因革的历史，研究的目光不能仅仅凝聚在明清小说之上，应当通观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全局在胸，方能对局部的问题作出正确和深刻的判断。基于上述几点认识，我们决定编刊这本涵盖小说全史和小说各种文体的学术集刊。
我们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响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南开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慨然在经费上予以支持，使得这个构想得以转变成为现实。值此刊物出版之际，我们诚挚地向以上单位致以谢意。
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有编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筹划，当时曾与国内外部分学者深入交换过意见并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把他们的最新成果寄给我们，钱锺书先生闻之欣然为这个刊物题写中文和英文刊名。眼看就要成功了，未料到当时联系的一家出版社因财力问题把文稿退了回来，这一搁十几年就过去了。虽然那编定的文稿中的绝大多数文章后来都陆续在国内外的刊上发表了，但我们对文稿的作者和支持我们的学者仍然长期抱着愧疚的心情，尤其愧对热心为本刊题写书名的钱镇书先生。今天，《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算对此事有了一个迟到的交代。让我们再一次感谢那些支持我们这项事业的学界前辈和学术同行们。

从器物想象追索上古中国的样貌、沿经典文本上溯精神源头的气象。作者在考古发掘的“重新发现”中，对上古中国进行了“重新发现”。本书是李零先生关于上古思想史与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篇目由作者亲自选定，多为首次结集出版。

大山里的孩子
托笔尖诉说
孤独与渴望
诗便在他们心中流淌
黑夜隐身了
星空不忍淹没灵性的光芒
《大山里的小诗人》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携手中国银联策划出版的一套公益诗歌作品集，辑录了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的诗歌200余首。全书分归期、童心、野望3辑，所有征集诗歌，均来自中国银联诗歌POS机公益项目。该公益诗歌项目旨在让山里孩子们的才华被看见，让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帮助他们的才华继续成长。

本书是国家项目“三方工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与平台研发”中的“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研究”课题的内容之一，由北京语言大学负责，著名方言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教授任主编。本书被列入《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A系列，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汉语方言调查”类项目的工作规范和调查表。

本书是作者近八年来有关义和团研究的成果集成。作者自1986年年末开始连续五年多与日中两国的学者（由佐佐木卫、路遥两位先生任团长），对义和团曾经活动过的九个村庄进行调查，同时，还从不同层面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特质以及民众运动进行思考，促成作者恢复了中断一时的义和团研究。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农村调查结果结合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的分析，对 “义和拳”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武术起源到清末义和拳运动的产生、扩大直至列强出兵、清朝的宣战与败北、最终向“扫清灭洋”转变，这一历史全过程进行微观分析，并将其与当时国际关系、中央政治动向的宏观分析相整合，从而勾勒出一个整体框架，使全书不仅有可读性，而且耳目一新。

贺兰山位于宁夏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在历史和地理上都具有显著的地位。贺兰山是西夏王朝的发源地，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历史长廊，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首度相会的地方，这里，同时也是宁夏平原绿洲和阿拉善荒漠的界山，是中国内流区和外流区、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本书是作者在研读了近千册文献，跋涉10余万里，对贺兰山进行了16年不间断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作者以文学的语言、参照纪录片拍摄的叙事手法，从贺兰山的历史、地理、宗教、人文等各个视角来挖掘这座山的文化，还原了一部史诗般的山脉。

本书对弦乐组、木管组的各种配器手法，弦乐器与木管、圆号、小号、打击乐、钢琴等的结合，以及扩大的乐队编制、交响乐队为独唱、独奏伴奏的各种配器手法均作了详细的阐述，本书是从事作曲理论工作者的必备用书。

中国北宋（公元960-1127年）。译官孙穆在他出使高丽俊撰写的《鸡林类事》一文中，用汉字字音记录了三百多个当时朝鲜半岛住民的社会生活用语。通过以之与现代朝鲜语比较可以发现，《鸡林类事》所记当时朝鲜半岛高丽话语汇的音义与今朝鲜语相近甚至相同。也就是说，迄今被称作朝鲜语“固有词”的语汇，与中国最早的语言典籍如《山海经》、《尔雅》、《说文》等记录的古汉语语汇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程度和极大的相似比率。经过比对和分析可以作如下推测：朝鲜语的祖先和汉语的祖先，在较久远的历史时期（大约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可能是同出一源的；自彼时的古代朝鲜语至现代朝鲜语的发展，较之自彼时的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的发展要缓慢得多。朝鲜语是极其稳定的一种语言。而这，正是现代的朝鲜语与汉语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的原因。非但语法，只就本书对朝鲜语语汇的考察，就可以得出如上的结论。
本书依掳现代朝鲜语，擇取《雞林類事·方言》记录的部分十至十二世纪朝鲜半语彙，与古汉语有关语彙进行比较。结语是：二者相与共存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重点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利用中国考古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阐述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取材丰富，论证严谨，为近年所见论述这类课题的比较全面的专著。

This book provides readers with the first survey of social conditions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borders between China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1990s, which saw radical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various states involved, in particular, China, Vietnam, and Laos. Each chapter provides a close-up survey of a particular area and problem, but cumulatively they provide an invaluable general pictur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