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严耕望先生所撰之未完成稿。对佛教东传及其早期流布地域，东晋南北朝高僧宏佛地域及其驻锡、游锡分布，以及这一时期产生的佛教城市与山林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南北佛教教风进行探讨，认为北方讲论也盛，不似一般人误解北方只有禅诵，北方也重讲说。是一部对于佛教研究颇有价值、颇具新见的专著。

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编著的《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资料为基础）》是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始于1956年延续至今的考古工作的结晶。这项持续数十年的科学工作对象是犍陀罗考古领域中首次基于可靠的地层发掘佛教遗址，时任领队的多米尼克·法切那据此编纂了一部对大量的石刻资料进行分类、描述的术语汇编。其中包括雕工工具、建筑、装饰纹样、人像神像、动物纹、植物纹、兵器、乐器、礼器、日常用具、家具、交通工具等十二部分内容。译文在忠于原文的同时，尽可能使用中国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术语词汇。文本仿照原版插图、意语术语、英语术语三栏式布局；将意语译成中文，保留示意图和英语术语，以便读者对外文资料的查引和研究。与原著的主要不同在于，书末附加斯瓦特地区部分浮雕照片以清楚展示文中涉及的不同元素所在的整体语境。此次中文译本，旨在为国内犍陀罗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增添一项资料工具，亦可为中国佛教考古和艺术领域编纂类似的工具书提供一个范本。

《犍陀罗艺术探源》是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始于1956年延续至今的考古工作的结晶。这项持续数十年的科学工作对象是犍陀罗考古领域中首次基于可靠的地层发掘遗址。斯瓦特地区是犍陀罗艺术起源的重要地域，多为学者对此有深入研究。此次中文译本，旨在为国内犍陀罗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增添一新的成果。译文在忠于原文的同时，尽可能使用中国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术语词汇，同时力求信达雅的表达。文后还保留了考古队的英文论著书目和《犍陀罗艺术探源》的参考书目，以便读者对外文资料进行查引和研究。另外，《犍陀罗艺术探源》还选用了大量精美图片，以求图文并茂。

唐代玄奘法师(602～664)是我国著名的僧人、旅行家、学者、翻译家，曾西行印度求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法师的一生。
《释迦方志》二卷是道宣著作之一，意为释迦牟尼佛居住国(五印度)之地志。与法显的《佛国记》命名相仿。

数量不菲的日本古写本佛经，其价值不让于中国敦煌佛经写本，而国人难以寓目。作者梁晓虹，以深厚的训诂学功力，长期在日本从事汉语与佛经音义的研究。本书即以日本古写本佛经中的大量音义资料为基础，肯定其汉语研究方面的珍贵史料价值，并从《四分律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等古写本中收集资料，研究汉字、俗字、词汇双音化、同义复合词以及外来词汉化等的发展变化。同时，作者竭力推崇以无著道忠为代表的中古、近世日本僧人对汉语研究的贡献，强调“禅林句集”之类禅宗史料的研究价值。本书还分析了疑伪经的情况，并指出疑伪经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佛祖统纪》是南宋著名佛教史家、天台宗僧人志磐所撰的一部纪传体佛教通史。《佛祖统纪》把纪传体、编年体成功地融于一炉，还采用了宋代袁枢新创的纪事本末体这一修史法撰写《历代会要志》，将佛教的制度及历代兴废故实逐项详述，以补救纪传、编年二体的不足。志磐借着叙述佛教的历史巧妙地将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的教理寓于其中，为这部佛教史籍注入活的灵魂，形成至为全面系统的佛教史观。无论其组织规模的创制、修史体例的运用，还是佛教史观的自觉表达，《佛祖统纪》都堪称中国佛教史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佛教史巨著。

This study i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cluding its historical foundations, textual classifications, criteria of authenticity, and collections made by individual catalogers. The need for such a study is urgent, for although references to and even in-depth studies of individual Buddhist catalogs and the data they contain have been written, there has not been until now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 China. Understanding just what those who organized the canon over the centuries have left out, or preserved, is key to recovering a fuller appre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East Asia in all its complexity.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bibliographers’ positions is equally cruci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tandards of authenticity and assignment of value to one group of scriptures over others. History of books, libraries, and learning in China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Ultimatel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Buddhist bibliography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Tripitaka,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collection of sacred scriptures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this collection need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comparative discussions of Scripture and Canon in world history.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hat covers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 China in any European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only study that provide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all influential catalogs of the Buddhist canon written in the second through the end of the tenth centuries. It is the first attempt, in both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deas, and these theolog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principles used in creation of an authoritative canon by Christian and Buddhist scholar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Censorship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ipitaka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Asian studies, history of classifications, textual criticism, history of books, and history of libraries. This book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courses in Chinese Buddhism,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s. It will also be an excellent supplemental textbook for cours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us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religious scripture.

本书是作者受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托，在1961年开办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上所授用的讲义稿。印度的佛学思想开始流行，是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扩展发达起来，一直到公元10世纪大乘佛学在印度衰微，前后经历了一千五百年。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印度佛学的学说本身也经历了好几次大的变化：由原始佛学到新派佛学，再后又发展成大乘和小乘，大乘本身也还分初、中、晚期之分，这是很明显的几个阶段。本稿将印度佛学分为原始佛学、新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和晚期大乘佛学六个阶段，根据汉文、藏文的大量文献，对勘巴利文三藏以及现存的有关梵文原典，按照各阶段出现的典程生后顺序，说明它们各时期学说的特点和变化，对印度佛学一千五年的历史发展概况，基本上勾画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据整理者称，这是我国第一部原原本本讲述印度佛学史的书藉。

本书以对藏文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入手，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藏传佛教文献分别在不同时期的出现、形成和发展的描述，来讨论藏传佛教之各种历史叙事的内容，及其建构和变化的过程，从而说明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与藏传佛教历史的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
同时从对源自西夏、元、明时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本的研究出发，运用以通过多语种佛教文本的对勘和分析来构建历史的学术方法（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成功地构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元、明三代传播的历史，并为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建构建立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
此外，本书还对国际藏学界于近二三十年来对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及其成果，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可以为相关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一个详实的参考和明确的起点。

北魏云冈石窟规模宏大，气势雄浑，这样的大型工程在当时如何规划设计，又如何施工开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通过考察石窟外部的山体崖面、斩山遗迹，石窟内部的空间层次、壁面龛像，分析各类工程遗迹的空间关系，探讨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
研究表明，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州山南麓，原为两级阶地地貌，阶地后缘分布有自然断崖，石窟工程利用了山体上部的自然断崖，并向下斩山局部改造了山形。进入到洞窟开凿阶段，第一期工程主要为大像窟，依就大像头、身、腿的设计高度，从上往下分层施工，对大像以外的壁面控制力度较弱，允许民间势力进入开龛造像。而第二期工程逐渐采用了室窟设计，强调洞窟室内空间，壁面平直，多无凸出石壁的大像，逐渐流行统一施工，加强了壁面控制力度，分栏开龛造像，营造出规整完善的洞窟空间。可以说，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从一期到二期有一个大的转变，规划设计、施工模式、工程组织都在逐渐进步。
彭明浩著的《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从营造工程的视角，考察云冈石窟各类工事活动的关系，注重空间层次及打破、避让等遗迹现象，可视为考古层位学在石窟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与考古类型学结合，或有助于更为全面完整地考察石窟。

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读者借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佛教不断本土化的壮阔历程。

本书借鉴宗教社会学的观念，依据西域文献、出土铭文和传世资料，以个案的形式分析佛教对于都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考察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分为秩序和理性两个主题：前者从多角度讨论了佛教在长安社会秩序形成与转变中的意义，后者展现了盛唐以降传统信仰方式与理性信仰对于居民生活的不同影响。从社会史的角度克服宗派史视角的缺陷，有助于讨论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作者立足于多元史料的排比，考订僧侣行实、世俗社会的供养事迹以及寺院史迹，揭示都城佛教社会史的新面貌，清晰呈现了从隋初到唐末长安寺院的历史脉络，对于中古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初期禅宗史研究都有学术推进。

虽同为佛教，日本佛教却又有不同于中国和印度佛教之处。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末木文美士教授的《日本佛教史》对自6世纪中叶以来，经过圣德太子、空海、明惠、亲鸾、道元和日莲等数位精英、高僧的诠释、修改，跨越战争与时代变迁而形成的日本佛教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讨论。阅读此书，你将开启探知邻国日本人思想核心的一次知性之旅。
《日本佛教史》畅销日本20余年，至今已发行24版。
《日本佛教史》在吸取日本近代学术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以思想脉流为中心，来探寻人们在想什么，又向佛教求什么，同时尽可能地涉猎讨论佛教的思想带给当时的人什么样的影响。虽然本书所采的是“思想史的探索”，但全书并未依宗派的严谨史论述各宗思想。在论述重点上，本书与一般著作不甚一致。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的“大乘佛典及其受容”、“末法与净土”、“本觉思想”、“佛教本土化”“神与佛”等专门篇章，都显现了作者独特的观点和安排。
【中文版序】
日语版《日本佛教史》在1992年由新潮社出版。第一版只发行了3000本，当时并不被认为会是一本畅销书。但自1996年收入“新潮文裤”再版至今已经发行了23版，广受读者的喜爱。
虽然市面上名为《日本佛教史》的书相当的多，但大部分只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不涉思想的 讨论。针对这一点，本书的特征，如同副题“思想史的探索”所呈显的，以思想为中心，探讨日本佛教的开展。只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是不足以理解日本佛教的，理解根本上的人们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佛教的源流，或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传自中国，其基本概念因为来自中国，所以常常被认为它只不过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支流而已。另一方面，亲鸾、日莲等知名的佛教人物，虽然说他们开展出了日本独自的思想，但是由于他们的想法太过偏激，从中国佛教的常识来看，要把他们纳入佛教的范畴内，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因此，对中国的研究者、知识分子，甚至对佛教抱持关心的人们而言，他们往往认为没有必要特意去研究日本佛教。也正因如此，实际上中国对日本佛教的关注是极其缺乏的。
虽然乍看之下日本佛教好像没有什么独创性，或似乎脱离了佛教的一般常识，但是，日本佛教的思想有其必然性的发展。因此，并非只是去理解个别的片段思想，而是要把握整体思想史的发展，方能理解其产生新思想的必然性。如此才能适切地理解日本佛教独特的魅力。
中国文化受到儒学绝对性的影响，而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的想法，其根底是佛教。中国佛教以僧院为中心，其影响在某一限定的范围内，而日本佛教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丰富了日本人的生活及文化。今日虽然其影响力逐渐衰落，但为了了解日本，学习日本佛教成为不可或缺的首要之务。
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虽然很近，但却很难相互理解。如果如是没有相互理解的对立，那是很危险的。如欲克服这个难题、建立新的中日关系，理解相互的文化根底是不可缺的。因为，在理解他人的同时，也成为自我反省的契机，不是吗？
本书虽然不是大部头的书，但尽可能不受特定宗派所拘泥，从自由且宽广的视点来描述不同于中国的日本独自的佛教思想及其发展，深入探讨被视为是日本佛教特征的本觉思想、葬式佛教、神佛关系等问题。虽然是入门书，但不拘于一般的通说，尽量记述从我个人观点出发的研究结果。二十几年前的著作，或许有些地方无法反映出现在最新的研究状况，但在基本的地方，我有信心即使是现在仍然称得上开端性研究。
本书的繁体中文版由台湾商周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译者涂玉盏氏（台湾文化大学日本语文学系副教授）是我任教于东京大学时博士班的学生，以日本净土教研究取得博士学位。这一次，因有葛兆光教授的大力帮助，才促成了简体中文版的发行，身为作者的我，这是很开心的事。但愿本书能让读者更理解日本佛教，甚至理解日本。
末木文美士
2013年9月

14世纪马来世界的一部著名的经典诗史
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一部重要文本
210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在马来群岛历史的相关研究中，《爪哇史颂》占有独特的地位。这部作品产生于爪哇，是对14—15世纪时统治着爪哇及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的满者伯夷帝国最伟大的国王哈奄·武禄（公元1350年—1389年）的诗颂。《爪哇史颂》与《马来纪年》一道，为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爪哇史颂》最早版本存放于印度尼西亚龙目岛马塔兰皇宫，书写于棕榈叶上。1894年荷兰军队入侵时被带回荷兰，由荷兰学者J.L.A.布兰德斯翻译研究。最初存放于莱顿大学图书馆，后1973年朱莉安娜女王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归还印尼，现存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2013年，《爪哇史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爪哇史颂》是印度尼西亚满者伯夷王朝的一位宫廷诗人普腊班扎所写的赞美诗。全诗共98个诗章，译成中文只有3万余字。但这部诗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这部诗作对满者伯夷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几乎涵盖整个马来半岛的政治势力版图，印度教与佛教相安相融的和谐景象，经济和商贸的繁荣盛况，独具民族特色的盛大皇家宗教礼仪和民间习俗，清晰可信的皇家族谱关系，以及哈奄·武禄国王出访、巡游、拜祖、朝圣和狩猎等活动的生动场面，为读者再现了一个丰满的、跃动的、立体的帝国形象，为各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