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文集》二十卷，其中《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补遗》八卷，清吕留良撰，俞国林点校。明清之际，多有反思王阳明心学而推尊朱子之学者，吕留良即为当时朱子学说的鼓吹者。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以及陈亮等事功之学。吕氏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汇辑成《四书讲义》出版；而文集后虽有刻本，但大都不全。作为易代之际的理学家，吕氏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重节义、反功利，此即朱子理学之精髓。戴名世云：“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可见吕氏著作之风行海内，且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所以说，吕留良的著作，对清初朱子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乾隆一朝，曾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面禁毁，以致流传极稀。所以对吕留良著作的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此次《吕留良文集》的整理，以雍正三年吕为景辑刻《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为底本，以《吕晚村文集》（御儿吕氏钞本）、《吕晚村先生古文》（康熙五十九年孙学颜刻本）、《妙山精舍集》（张谦宜钞本）等书并其馀散篇文字，汇编成补遗八卷，并略做考辨。末附生平资料、序跋资料、友朋书信、年谱简编，以供读者参考。

本編選錄傅斯年圖書館藏二十七種善本古籍，以明人史部著作為主，均為珍貴罕見的版本，內容包括科舉文獻、奏議公牘、地理方志、職官政書等，涵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軍事、文化、地理等諸多面向，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全套三十冊，每部書均撰有提要，論述作者生平行略、撰述原由、內容概要及價值等。末附人名索引，收錄各書編撰者、卷內輯文作者、序跋者及手書題記者。

《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套装全30册)》所辑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全宗。其中官员履历片10291件，履历单8021件，履历折36668件，补遗履历折903件，共计55883件，本卷内容包括雍正朝末期到乾隆五年的履历折。

中國古代的商業發展歷史悠久，早在先秦文獻中便有關於早期商業場景的描述，《周易·系辭下》中記載：『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隨著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發展變化，商業活動從以物易物的交換，發展到以貨幣進行交易，在不同時期中國古代商貿的發展有著不同的發展形態。在商業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行商還是坐賈，隨著商業貿易的持續進行，各種與經商有關的經驗與技巧知識不斷産生，早期這些商業經驗通過父子以及親友間的口耳相傳進行傳播，明清時期則出現了由書坊刊印傳授從商經驗的出版物，學界稱之爲商業書或者商人書。商書作為中國古代商業知識複雜演化的物質載體，是順應商業發展需要應運而生的蘊含豐富內容的日用類書，也是研究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
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步入晚期，國家安定，水陸交通日漸發達，商品流通頻繁，市場發育日漸成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集市貿易增多，逐漸形成了新興的集鎮，商業城市不斷湧現，商人的活動更加踴躍。這一時期商業組織發生演變，傳統的分散型商人行動轉變成以地域或血緣爲紐帶的地域性商人群體活動，地域性商人組織商幫的崛起，對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風氣産生了影響。這種變化融入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各階層對從商者以及商業活動的看法發生了轉變，商人的社會地位提高，從商者人數愈發增長，商人群體擴大。伴隨著商幫的興起，商人群體對於經商知識的需要日益擴大，而書冊作為傳播知識的載體適應商人對商業知識的需求。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商業出版空前繁榮，私家刻書日益增多，坊肆林立，出版行業漸興發達，出版印刷的繁榮促使教授從商經驗的商業書廣為流傳。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商書的大量刊行，是順應商業發展與文化商品化的趨勢，是明清特有的文化現象。
明清商書文獻種類繁多，數量出眾，所涉內容十分豐富，不僅包括水陸路程、商業條規、商品知識、經營技巧等經商的必備基礎知識，還包括經商行為准則、職業道德以及防盜防騙等方面。『宦軺之所，巡商泊之所趨，訪屐之所涉，庶此編爲之旌導也。』（《士商必要》）明清時期的代表商書主要有以著重記載各地水陸交通路線的行程書，如《一統路程圖記》《新刻水陸路程便覽》《商程一覽》《周行便覽》《環遊地球軍商行船備要》等，滿足商人對商業地理知識方面的需求。另有介紹相關經商知識，強調商業道德以及爲商之道的商業經營書，如《士商類要》《商賈便覽》《客商一覽醒迷》《生意經傳》《貿易須知輯要》等，這類商書是明清商書中的重要類別，成為後世商書的必輯篇章。還有一部分商書主要介紹專業行當，是專精一門的知識類商書，其中代表性的有介紹辨銀器的《辨銀譜》《銀譜》，介紹典當行業的《典業須知》《當行雜記》以及鑒別玉器珠寶的《銀洋珠寶譜》《玉器皮貨譜》等專業書。明清商業工具書作為日用類書中的傳授商業知識的代表作，分門別類地介紹了經商的專業知識，是這一時期商人經驗的總結，是研究明清時期經濟史、思想史、社會史等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綜上所述，明清商書是順應商業發展需要而産生的，內中所載是其他官方文獻難尋的實用知識，是這一時期商人經營實態的珍貴記錄，展示了各地商貿路線、商品産出情況、商人經營方式、行業規則以及各地風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況，有助於明清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商業史等領域的研究。商業在社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明清商書的深入研究對於現代商業文化發展也具有現實意義。長期以來，雜史類書的史料價值未獲得應有重視，商書的研究更是有待推進。有鑒於此，我們多方搜集整理明清商書六十三種彙為一編，影印出版，旨在全面呈現中國明清兩代商業發展的歷史進程，希望能為社會經濟的歷史研究和現代商業文化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

胡宗南先生（1896-1962），浙江孝豐人。黃埔軍校一期生，畢業後歷經東征、北伐、中原大戰諸戰役。抗戰期間，駐節西安，除整編華北各戰場退入陝西的部隊外，並在陜西鳳翔籌辦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七分校學生總隊畢業人數最多，居各分校之冠；此外尚有開辦軍官訓練班、軍官教育隊、政工幹部訓練班、補訓大隊等。抗戰勝利後，投入國共戰爭，並於1947年攻克延安。國共戰爭失敗後於1950年自西昌撤退來臺；翌年前往大陳島，擔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1955年任澎湖防衛司令官。本日記即為胡宗南先生從1941年至1961年這20年間的記載，內容含括軍事部署、人事布局、親友談話紀錄、重要函電等。本館特將日記整理出版，依照日記內容逐字校對，並針對日記所提及人物字號予以註解說明，為便於讀者查閱重新繕打文字；冀望為史學研究者提供新的參考史料。

本书收集自甲骨文字以来直到公元1911年三千年间的各种有关气象的文字记载，依年序辑集。内容包括我国历史上各种天气、大气物理现象及其相关事件的记述。这是以张德二为首的课题组人员经历十载寒暑辛勤劳动，整理了8228种古籍编成的。这本气象史料与国内外的同类出版物相比较，跨越时间长、覆盖地域广、内容齐全、考订认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气象科学基础资料。
本书并非是一部枯燥的资料集，由于它广采博引，将我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些精妙文字也纳入其中，许多记述还是相当生动的，甚至带有趣味性的。尤其是甲骨文中的气象记录首次被系统地整理出来，尽管它只能按类举来辑入，却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这些多方面的历史记载，其价值不止于提供一条，两条气角记录或气候佐证，也启迪我们对古气候、古环境问题的综合思考，还让我们领略一番古代文学、史学作品的风采。从这部书中还可以了解到古代的气象观测活动和古人对大气科学的认识，这对研究古代气象科学史技术是有价值的。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為總論,主要對出土古醫書的來源、我國出土古醫書的保存情況、出土古醫書的文獻特徴以及學術價值進行總結；中篇對敦煌古醫書、馬王堆古醫書、武威漢代醫簡、張家山漢墓出土古醫書、周家臺秦簡中的醫方以及黑城出土的古醫方進行考釋與研究；下篇主要對出土古醫書的臨牀應用情況進行了研究與總結，爲中醫臨牀、科研提供文獻參考與借鑒。

本书收录了民国时期的有关佛教文献50种，内容涉及佛学图书目录、佛教语言工具书、法会记录、佛教仪 轨、高僧文集、佛教组织章程、佛教特刊、报告、佛教院校、论文集、诗 集、高僧传记、年谱等，对于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佛教状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以敦煌吐鲁番文献、墓葬出土文书和墓志、日本古抄本等资料为切入点，对照传统的文献史料，对于中古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而直观的探讨，集结成此本《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论述涉及国家礼仪、官制任命、军事边防、宗教、民间信仰以及官修书籍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是对于中古史的一部研究力著。
作者致力于敦煌吐鲁番学数年，对于出土文献运用精准纯熟，擅长于将新出的写本、墓志等新资料与传统史料相互对应论证，是采用二重证据法的佳范。本书中《中国中古时期衣物疏的源流》一文，曾被日本学者白须净真先生评价认为是同类研究中最高水平的成果。近年来有关《修文殿御览》的一系列梳理和探讨，则得到同领域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

本書收錄明史論文十篇，內容及性質主要關涉人物及史料，故名《明代人物與史料》，與作者早前出版的《明代人物與傳說》等量齊觀。歷史研究首重證據，本書的論文雖然各自為題，但總歸為幾個特點︰一、以考證史實、鑑辨史料為立論基礎，尋溯歷史真貌，賦予意義；二、重視筆記小說、野史稗聞，擴拓史料，增廣見聞；三、廣博採訪，考覈資料，推翻穿鑿附會、流傳廣泛的說法；四、挑出前人未曾注意的問題，爬梳勘察史料，尋根索源，另闢蹊徑。本書在解決與明史有關問題的同時，提供一種研治中國歷史的方法，值得讀者深思。

天一阁藏《天圣令》为明乌格抄本，存十卷，虽系残本，却记载着已失传的唐《令》、宋《令》，有许多法律条文是现存史籍中未见记载的，有不少条文比现存史籍所记更完整。从初步整理看，《天圣令》残卷计289条，所载唐《令》有222条。作为目前传世的唐宋时期的唯一一部令典，《天圣令》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令典编撰体例和形式，研究令典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并且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及日本古代律令的形成，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东西洋考》记录了明代与我国朝贡贸易关系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有些资料不见于他书，也可以校订《瀛涯》、《星搓》诸书，对研究明代的中外关系和航海史很有用处。样注本用最早的借月山房本校注整理。《东西洋考》记述了明中叶后期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后，闽南地区对外贸易和海外交通迅速发展，反映了与漳州有关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有关西欧国家与中国的接触和东西二洋的针路的记述，都是珍贵资料，书后附有详细的地名索引。

底本《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共10卷，新校点本改为12卷，将附录收入正文，又补入了一些书信。

《近代上海科技先驱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也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史学研究功底和在这一领域内的学术造诣，以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力求客观与公正。细致地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近代科技知识的贡献，力图真实呈现历史的真实风貌。全书论证严谨，观点新颖，史料丰富而扎实，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学和宗教文化研究著作。王尔敏编著的这本《近代上海科技先驱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以上海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为个案分析，通过丰富的史料梳理，从而力图呈现出近代上海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细致而严谨的史学考据与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无论是仁济医院还是格致书院，在近代中国接受西方先进科技文明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引介与推广作用。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在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引进层面，更是具有典型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