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明嘉靖以前历代遗事的纪传体史书。明何乔远撰。何乔远字穉孝﹐号匪莪﹐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崇祯年间累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全书三十七记﹐分类叙述各类人物﹐其中《典谟记》和《坤则记》专载明世宗朱厚熜以前的帝和後﹔《开圣》﹑《继统》﹑《分藩》﹑《勋封》诸记分述明太祖朱元璋祖先和明史上的特殊人物﹔《天因记》和《天敺记》记述与朱元璋统一和建立明朝有关的人物﹔《舆地记》记述以北京和南京为中心的各地人物﹐未全﹔《王享记》记民族和外国﹐是了解明代中外关系和舆内民族关系的史料。自司马迁撰《史记》以来﹐很少有把商人收入列传﹐《名山藏》的《方技记》和《货殖记》实际是科学技术家和商人列传﹐反映了明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情况﹐颇有史料价值。其他有《典礼记》和《乐舞记》﹐但未刻。书中还用很多篇幅专门记述刑法﹑河漕﹑漕运﹑钱法﹑兵制﹑马政﹑茶马﹑盐法﹑臣林﹑关柝﹑儒林﹑文苑﹑俘贤﹑宦者﹑列女﹑高道﹑本士﹑本行﹑艺妙﹑方外等列传。该书撰成时《明史》尚未问世﹐故对了解和研究明史有较高的参考和利用价值。书中援据虽有舛错﹐然无史局书显而不书微之弊。有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分为一百零六卷。

前记
《读诗三札记》，包括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的诗。名曰札记，其实是笔记，因为基本上都是黄节先生所讲的。（我是先写阮籍后写曹植的，现以作家年代为序。）
黄先生本是北大的老教授，大约是1929年，他到清华大学讲课，先后给我们开了《诗经》（他有《诗旨纂辞》，未完）、《乐府》（他是第一个在大学里讲乐府的，有《汉魏乐府风笺》）、曹植诗、阮籍诗、谢灵运诗和鲍照诗（均有注）等几门课。这几门课，他在北大都不只讲一次，据他说，曹植诗讲过三次，有位同学也就听了三次（毕业后还来听）。但使人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把他的言论作一番整理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因为黄先生不仅是一位诗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言论，无论是对研究者或创作者来说，都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我便利用学习的机会，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写成了这三篇札记。现在作家出版社打算把三篇札记附录在三家诗注之后，我认为有必要，也是符合个人的初心的。
这三篇札记写作的确实年份，我已记不清。前两篇大概写于1930年，由吴宓先生发表在《学衡》第70期上；后一篇大概写于1931年，由朱自清先生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上。当然，先生的言论是不可能都正确的，但为了保存真相，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在这里除了补正一些字句的讹脱外，不拟作任何修改。文中重点，是先生当日所加，现在也仍然保留。（谢诗札记因排印时删去重点，原稿早佚，只好从略。）

庄子不官不僚，也不运动社会，他只躲在陋巷著书，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向往神秘的自然。布衣草鞋，糁汤野菜，物质贫困，精神自由，他是寂寞一生的大文豪。他的书安慰了历代的失意文人。文学、哲学、宗教、武学的比较研究，彻底打通文、武体系的尝试。揭示中国文化的终极秘密。

《黄梨洲文集》内容主要包括：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汝霖）行献，移史馆章格巷先生（正宸）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子剑子行状，林三教（兆恩）傅，周霎渊先生（述学）傅，张景岳（介实）傅，申自然（浦南）傅，黎眉郭公（正中）傅，钱忠介公（肃乐）傅，黄醒泉府君（尚质）傅，王羲士（台辅）傅等等。

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ISBN：9787802544215，作者：冯国栋 著 朗宇法师，清修法师 编

《周易》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地位尊崇，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魏王弼、晋韩康伯曾为之作注，唐孔颕逹等在王、韩易注的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释，并对注文加以疏解，形成“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注疏》。在流传过程中，《周易注疏》产生了众多版本，不同版本之间文字有较大异同，此次整理，使用的底本是 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八行本。该本源于北宋监本，相较于后起的诸多版本而言，讹误较少。所用校本，经注部分，主要以《四部丛刊》影印南宋淳熙间抚州公使库刻《周易注》九卷《略例》一卷(卷七至十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序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
关于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通史”之异同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
一、引言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
四、结语
引用书目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
引言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
结语
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
一、理雅各译《春秋》经兼收《左传》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怀疑与不满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
孟子和儒家经传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
四、孟子的述经与~_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关于殷周的关系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
引用书目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二、问题的提出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
二、儒家的孝学说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
后记

本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样，系梁启超先生二十多年史学研究的总结，其中所讲许多治史经验，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全书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总论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及《五种专史概论》。梁启超说：研究“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还阐明了史家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在分论中，作者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等专史的撰写方法。 本次出版，附录作者另外两篇讲专史的文章，即《历史统计学》、《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供读者参考。
【跟大师学国学】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名家辈出，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由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的版本繁杂，错漏时见。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这些学者名家、国学大师的著作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我们所选书目，大多数是一版再版的经典著作，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有的多次重印，但1949年以后未再重印，借此次整理出版的机会，我们将之重新推荐给读者朋友。这些书，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我们希望，本书系在新的时代，能够帮助今天的年轻人熟悉自己的经典，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跟大师学国学”第一辑作品：王国维《人间词话》、章太炎《国学概论》、朱自清《经典常谈》、闻一多《唐诗杂论》、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思勉《三国史话》、孟森《明史讲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跟大师学国学”第二辑于2010年1月推出，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孟森《清史讲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清代学术概论》、曹伯韩《国学常识》、胡朴安《文字学常识》、诸宗元《中国书画浅说》、俞陛云《诗境浅说》等八种。

《卜筮正宗》，清人王洪绪辑撰，宏道堂梓行，十四卷，十四册一函全。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书页宽大，左右双边，版心单鱼尾。
《卜筮正宗》是易学六爻预测学的集大成之著作，对后世占卜影响深远。书中系统地总结、发展、完善了六爻占卜法，特别应提到的是，著者于书中驳斥了泥于神煞、古法、定例的谬误，强调六爻占卜术应该以“阴阳、动静、生克制化之理而圆神活变”，从而使六爻占卜法在千余年过程中的种种迷误，一一澄清，使得理论更加精深，更加完备。正真起到了正本清源、继往开来的作用。再加上阐述和实例的结合，点睛式的解说，使得此书犹为珍贵，在存世的同类著作中脱颖而出，首屈一指。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杜维明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是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与体验，第三、四卷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第五卷关于中国哲学等方面的论文。

"This is a work of extraordinary maturity--a well-considered, incisive, careful, yet bold and highly original summation of insights..." --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本书为作者撰写《易学史》中的主题论文汇编。本书从历史的角度综述了从先秦至近代易学典籍和人物的核心思想，勾勒了中华易学象数发展的主要线索，是简明的易学史纲要。

《世本》是先秦重要的史籍之一，原本已佚，历代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辑注工作，尤其是清代学者。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将清人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八人的《世本》辑本加以排印、校勘、汇集，整理出版了《世本八种》，此书久未重印，学界还有较大需求，我局此次依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影印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