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出土易学的成果集结。前两章，分别讨论了数字卦问题，梳理了《说卦》三篇后得和汲冢竹书《易》等问题，解决了“《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是什么”的重大疑难问题。中间五章，研究了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文本和思想；从解《易》原则、阴阳说、乾坤说及今本、帛书之思想比较四个方面，全面概括和论述了帛书《易传》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点及其学术价值；还论证了《缪和》《昭力》二篇的“子曰”和“孔子曰”的观点。最后两章，梳理和分析了《老子》《周易》这两种经典的文本演变特征及文本思想之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从出土易学材料的角度论述了《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问题。

博士論文『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 : 清国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を中心として』 (東京大学 2000年提出) に増補·訂正を加えたもの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本书2001年由我社出版。本书主旨是研究梁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通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完成的。全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内涵都讨论到了。例如“新民说”是怎样来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从革命到立宪的由来，儒家思想、佛学思想、文学传记思想等，均一一论列。以新发现的资料充实他们的议论和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见解新颖而甚平实。

本文是對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所作的回顧和總結。所謂古文獻新證，就是在整理和研究先秦、兩漢古文獻時，採取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相互印證的研究方法。本文所說的出土材料不僅包括出土文獻，而且也包括不帶字的一般考古材料。古文獻新證是對傳統古文獻學研究的繼承和發展。
本文共分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爲緒論。在緒論中我們對與古文獻新證有關的幾個概念包括新證、古史新證、名物新證、新證派等做了梳理和界定，指出“新證派”這一概念指稱含混，以後應慎用。我們還討論了古文獻新證研究的意義，具體包括三個方面：1、爲古籍的校讀開闢了新的途徑。2、使我們對古書體例的認識更加客觀、科學。3、爲一些長期以來被視爲僞書的典籍恢復了名譽。最後，我們簡單回顧了古文獻新證研究的歷史，並對二十世紀上半期古文獻新證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第一章中我們討論了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的相關學術背景。通過回顧中國傳統學術在近代的走向和嬗變過程，如經學研究的衰落和史學研究由邊緣走向中心、宋學的興起和傳統金石學研究的復興、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以及學界對此所持的不同態度、今文經學乃至後來疑古思潮的驟興等，並由此探尋和疏理古文獻新證研究產生的内在理路。
第二章我們以學術界對“三句兵”真偽的爭論為例，探討了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在看待和利用地下出土材料時的態度和研究取向，以及由此導致的研究思路和結論的差異。這一章的討論是通過對個案的分析，總結古文獻新證的方法論問題，用以統攝以下各章節的具體討論。
利用古文字材料校讀古書中的字，是古文獻新證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第三章對此做了總結。其中又包括利用古文字字形校讀典籍和利用古文字材料中所體現出來的用字習慣校讀典籍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們按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文字的不同分別進行了討論，指出了這一研究方法容易出現的問題，並特別介紹了“以今律古”法在古文獻新證具體研究中的應用。在第二部分中則主要總結了利用古文字通假規律校讀古書和利用古文字用字習慣理解古書文義。
第四章我們主要討論了古文獻新證研究中利用古文字材料校讀古書中的詞語這一研究方法。我們爲了討論的方便，把古書中的詞語分爲普通類詞語、專名（包括人名、地名）、器物名以及制度類詞語，並分別總結了過去利用古文字材料對這些詞語的校讀工作。最後，我們又集中討論了在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校讀典籍中的詞語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具體來説就是對比研究的雙方要有確定性、古文字材料與古書中的詞語有時貌同實異、古文字材料中的一個詞與古書中多個詞具有對應的可能性三個方面。
第五章我們總結了過去在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對讀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和不足。首先我們談了利用出土典籍訂正古書譌誤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訂正典籍中的譌文、脫文、衍文、倒文、誤讀通假、斷句錯誤等。另外，還考察了典籍中存在的整齊化現象，指出古書不僅在文句之間存在整齊划傾向，而且在文句内部也有整齊划的趨勢。其次我們主要以《老子》為例，討論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在篇章結構方面的差異。再次，我們討論了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所體現出來的思想上的差異。最後，我們批評了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對讀過程中存在的趨同和立異兩種不良傾向。
第六章我們主要討論了利用古文字材料總結古書體例。這一章，我們分了三節。第一節談先秦兩漢古書的書寫方式，包括書寫前的準備工作和書寫時的一些具體情況，並分析了竹書和帛書在這兩個方面存在的差異。第二節談了先秦兩漢古書本身的一些特點，如古書不題撰人、古書多無大題、古書多單篇流行、出土的先秦兩漢簡帛古書用字與傳世本有很大差異等。第三節則主要總結了古書在流傳過程中的一些情況。具體説來，主要有如下十種：1、佚失無存；2、名亡實存；3、爲今本一部；4、後人增廣；5、後人修改；6、經過重編；7、合編成卷；8、異本並存；9、改換文字；10、分合無定。
第七章，也就是最後一章，我們主要討論了如何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判斷古書的真偽及其年代。這一討論牽涉學術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因此十分重要，也十分複雜。我們分兩節進行了探討。第一節我們主要談了利用甲骨文、金文判斷古書年代及真偽的問題，例如將古書中的官制、文字、記事、辭例等方面的内容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比較，以斷定古書的年代和真偽。第二節我們談了根據出土簡帛古籍判斷古書的年代及真偽。在討論時，我們將簡帛古籍按照其與傳世古書之間的關係分爲直接對應和間接對應兩種情況。在直接對應部分，我們以《老子》和《歸藏》為例，指出如果人們對某種傳世古書的年代及真偽存在爭議，而地下又恰好出土了該古書的早期寫本，那麽往往會使該問題的解決產生突破性的進展。在間接對應部分，我們以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與《墨子》、《管子》、《尉繚子》等書相關篇章具有間接對應關係為例，指出有時出土簡帛古籍在傳世文獻中沒有與之直接、完全對應的古書，但它與一種或幾種傳世古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也可以為斷定古書年代提供積極證據。
除了正文以外，本文還有一篇附錄，主要談了古書中“屯”字譌為“毛”字的現象，是對正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三個問題中相關討論的補充。

本书收录的文字“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则与史学无关”。前者主要是几篇书评，由小及大，由近至远，既不失史家的深刻，又兼顾读者的趣味。后者属于作者的业余爱好，有回忆性的写实之作，也有纯属虚构的“文学”小品。作者在中古史领域有上佳表现，而这些“与史学无关”的文字则非常“有趣”，而在有趣之外，还能体味到作者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洞察与睿智的思考。

出这本书，简单地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回归原典”。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很好地实践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这样呼吁过，但人微言轻，应者寥寥。趁着自己热情未减，再做这样一次努力，其目的，亦不外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呼声如能遇着知音，一同为之奋进，自然是好；或者只落得个为自己壮胆，也无可奈何。
“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说得更根本一点，甚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不老老实实地研读原典，断章取义，就是投机取巧。

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具体有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等五个方面.

本书是一部译著。原书《中国史研究入门》，是以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为主的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集体编著的。1983年9月由日本山川出版社出版。书自先秦迄于当代，近百万字。现翻译介绍给国内史学界，特别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青年学生。从渊源来说，史学入门之类的书籍国内早已有之，诸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即是。但这种旧日的入门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史料学、志志学而已。与此不同，《中国史研究入门》一书的编著体例、结构乃至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作者写《中国老学史》时的一个指导思想是；老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不是作者的创见，但为作者所强调和重视，并且作了尝试性的努力。
《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的“中国”，实有两重含意，其一，老学是中国的，其二我们还仅仅记述了中国的研究，外国人的研究还未包括在内，例如日本的研究情况就是很突出的。

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1949-2000，ISBN：9787806005590，作者：陈其泰，张京华主编

《经学历史》是研究经学的重要入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经学起自西汉初年，绵延二千多年，各种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却缺乏严整、系统的经学通史。清末经今文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因此显得格外珍贵。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いかにして正しく古典を読むか―
古来、中国ではその思想の根幹たる経書テキストを考究する動きが盛んであった。
漢代以来、各時代状況において様々な学問思潮が消長するなか、清代にいたり、経書テキストを歴史的対象として考証せんとする動きが生まれてきた。
古典を実証的に解明するためには、そこに記された文字、それが示す言葉、その発音と意味との関係性を明らかにせねばならない。 古代における音韻体系の把握から経書テクストの読みの刷新を目指し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らによる「古音学」の歴史と方法を精緻に論じる画期的成果。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本书因而采纳思想史视角，以通过馆舍、馆藏和展陈等表达的知识结构为切入口，梳理博物馆在中国的诞生和早期成长历程。
中国早期博物馆既有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也有从旧到新的改造过程；既与风云诡谲的政局欲说还休，又与新生的实证科学同声共气；既有域外观念和实践的移植，也有独特本土实践和经验的总结。
从殖民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帝制孑遗到新生政体，从都会形象到民众教育，不同情境导致各类特色鲜明的博物馆次第登场。
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后，中国博物馆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进入井喷期，数量激增，类型完备，博物馆干预社会生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可见度也显著提升。中国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陈宏谋是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作者通过对他的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官员对自己、对事业和社会的认识。作者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本书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18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1928年籌備成立以來，至今整整七十年。相較於西方具有數百年傳統的大學或科學院，史語所的七十年算不得悠久，但在中國傳統中，近代意義的學術機構超過七十年的也不太多。尤其人文學方面，史語所有意標舉治學的新態度、新方向與新方法，目標明確，旗幟鮮明，罕有機構或團體能與之相比。
不論在中國學術界或世界東方學界，史語所的人力與成績固然有限，但就學術方法及其實踐而言，史語所多少還有指標意義，研究、檢討本所這七十年，對未來的人文學發展，應當可以有一些啟發。

郭沫若（1892－1978年）和容庚（1894－1983年）都是中国现代有名的古文字学家。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二人互有书信往还。在短篇寸简中，他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分享学术心得。他们的学术交游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本书以过去五十年台湾的历史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重点则在描述和分析历史意识的变化。作者所关心的范围，可以说是既广又狭。广的地方在于，本书不但叙述了历史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涉及其它与史学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台湾文学界在构造台湾历史意识上所表现出的努力。对于历史研究之社会影响，作者也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的分析，而有所描述。狭的方面则是，本书虽然是一本台湾史学史，以在台湾工作的史家的作品为基本分析素材，但作者并无意对台湾史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作一总体评述。作者的写作宗旨，只是想对台湾史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发展，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作一鸟瞰，希望能指出其发展的渊源、变化之原因和未来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