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一世纪晚期，中国上古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其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孔子时代。同一部书，在此界限前后，我们需区别对待，而非等而视之。这不仅关乎我们对传世文献的认知，也会左右我们对出土文献价值的评判。若混同这种前后的变化，以东汉以来的传世文本为基础，以《汉书·艺文志》为想象模型，来描述先秦学术或文学，我们勾勒出的只是先秦的镜像，而非早期知识世界的真实图景。
观察西汉以前的知识世界，刘向和《汉书·艺文志》是必要的起点，但也是特别需要超 越的视点。刘向、刘歆父子所描绘的早期知识世界，被班固简化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诸子等清晰的线描图谱。但是，这个图谱只是一种叙事的结构，我们后来的人被这个叙事结构给“规范”了。如何站在学术传统之外观察这个结构，以及如何超 越它对我们的“规范”，乃是此书研究的中心问题和元方法。

本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式总结。评介内容以中、日学者的论著为主，兼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的学术成果。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采择，谨慎地对学术环境和学术成果作学术批评，并努力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以期一册在手，能通览20世纪的唐研究情况，方便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引为借鉴，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扼制拼合抄袭作业，有裨

本书为考镜六艺及子学术流变而作，分八卷三十八篇，附篇四。卷总史为六艺、诸子之源，及代官沿革。其余各卷分论儒、道、墨、法、兵、名、纵横诸家术“五经”宗旨等，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其所引据，多秦典籍，于清代学者之说则唯取章学诚、汗中、龚自珍等数家，论者以潜夫、论衡相媲，或推为与《史通》、《文史通义》并称三大史学著。惟此书始刊光绪末季，经修订后，惟民初刻本一种传世，现约请专家整理标点，繁体横排，以资学人阅读利用。

内藤湖南不仅是日本二十世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记者与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而且也是当时日本具有权威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凭着记者的敏锐与历史学家的睿智，他不仅就时局提出了许多颇具预见性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中国宋代“近世说”；同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也提出了许多如今依然颇具争议性的观点。
美国著名学者傅佛果将他的这一双重身份界定为“公共事务评论家（publicist）”，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了湖南的政治与学术思想的成长过程，从而既准确地描述了湖南关心时政的记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绘了湖南热爱汉学的现代史学家风貌。
原著是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关于内藤湖南的正式研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作者有着出色的日语能力。湖南的著作自不必说，他还解读了战前日本的报刊评论等诸多文献。即使对于今日的日本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由于原著的出版，使得英语圈的人们不再觉得内藤湖南是一个要遥远的存在。
——井上裕正（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汉学基础，以及有关日本思想史和历史学方面的学识，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
——Marius B. Janse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傅佛果先生著作等身，谓之欧美中国学界成果最多的学者，也不为过。写作本书时的他就像是一位高明而细心的外科医生，根据1970年代出版的十四卷《内藤湖南全集》和他自己努力收集的数十种全集未收报刊文章，对内藤思想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一丝不苟，务求中肯和客观。其深厚的日中文化素养、谨严的学术态度和宽阔的比较视野曾受到多位书评者的肯定。
——陶德民（东亚文化交涉学会首任会长）

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关联，回应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了解之同情”能否全面反映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如何理解胡适提出的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陈寅恪所说 “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傅斯年如何看待西学？这一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何在？傅斯年、陈寅恪对宋代和清代学术有何看法？傅斯年与陈寅恪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傅斯年留学后学术观念的突变与陈寅恪有何关系？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人对新儒学产生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4． 探讨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的重要议题，把握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从教会学校切入，探讨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后发展国家民族的普遍难题：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全盘西化还是中西汇通融合？在西学与中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争夺中，教会学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探源》梳理“中国哲学”概念的发生及入华过程，探讨跨文化传通与权力渗透的深层关系。《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在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重估白话文的成败得失……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理清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及流风遗泽。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清学札记》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先生关于清代学术数十年的积累之作，按作者自序，其弱冠之后，专于清人纂述，而乾嘉诸老，又精擅笔札，是书从其毕生所积的五百余条中精选一百五十余条，内容涉及经学、考据学等诸多清中期学术著作及顾炎武、阎若璩、杭世骏、刘逢、戴震、钱大昕、惠栋等学者之学问、为人、处事、后世等诸多典故及考证、考评，亦有若干篇，由古而今，取古今一理之社会现象略作评点。文章短长不一，于学术价值颇有助益，内容广泛，读来惬意、饶有趣味，是难得一寻的清代学术札记。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若从上个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了“道藏”中的老庆庄精神、道教史、资料、道教世界、中国文化中的道教；道教和佛教等内容，供相关读者阅读或参考。

《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上)》内容简介：先生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义，凡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种，成都古籍书店尝甄选其中六十五种、一百五十一卷影印，因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使一代大师巨擘之伟着，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是最为全面且极其严谨地集中、编次了陈氏的生平资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于1981年初版前，因种种原因，原稿有过二十多处删节，增订本恢复了手稿的原貌；另一方面，初版成书后，作者生前订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码率，并增加了若干新发现的材料，增订本亦依作者手迹一一予以补正。书末，附录内容还增加了作者生前撰写的陈寅恪传及有关专家披露的《陈寅恪文集》编集经过等文若干篇。

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一项语言学史考察，ISBN：9787511710307，作者：鲜明 著

陈汉章先生是清末民国浙江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师，他在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无所不通，均有很高的造诣。作为土生土长的象山人，他对家乡更有一片赤诚，但由于历史原因，他的著作较为零散，一直没有系统整理。自2006年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正式启动该书的编纂工作，耗时八年，在海内外学界的帮助下，终将此书付梓。全书收录陈汉章著作七十余部，既包括《民国象山县志》这样的大志，也有如《老子本证》这样的小书，同时又全录陈氏之作序跋、书信、日记、寿序、未刊稿，末附年谱，可谓搜罗备至，是极其具有史料价值的一部全集。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收录浦江清先生1928－1949年间的全部日记，为存原貌起见，未加删削窜改。从中既可看到一位现代学者真实的生活、感情记录与教学、研究工作，又能时见陈寅格、吴宓、钱穆、朱自清、冯友兰等学人的言行风神，对理解或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尤其是清华与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化，颇多史料价值。其中“西行日记”提供了一位文弱学者不顾关山阻隔，置生命安危于不顾，历尽磨难，千里迢迢地自上海投奔昆明，赴任西南联大教学岗位的坎坷经历，显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坚毅、执著、爱国的感人精神。

本书收录了古典史学史名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论古代与近代历史学的21篇文章。在书中，莫米利亚诺不仅深入解读了希腊、罗马、犹太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史家，如塔西陀、波利比乌斯；还重点探讨了晚近的数位史家，如维科和克罗齐。这些文章旁征博引、论述精辟、收放自如，无论在论述的深度还是题材的广度上，都不同凡响。
莫米利亚诺的高足、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导读。
莫米利亚诺不愧为一位深刻而富有开创性的学者。他亲自挑选了收入本书的论文。在这本书中，读者会找到这位人文主义大师最好的介绍。——安东尼·格拉夫敦
莫米利亚诺是最杰出的学者，在对古代世界历史写作的研究上，无能出其右者。——唐纳德·卡甘
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研究领域，几乎没人比本书作者更有资格展开讨论。——《泰晤士报文艺增刊》
这些论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莫米利亚诺本人完美地集古物研究者与哲人于一身。——《古典评论》
清晰有力、意义深远的洞见在书中俯拾皆是。最令人难忘的是，莫米利亚诺以广博的学识，引导我们分辨过往的史学家中，哪些是轻率的哗众取宠之辈，哪些做出了真正扎实而深刻的学术成就。——《美国历史评论》

这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宅兹中国》一书中包含了作者的诸多思考与感悟，虽为多篇文章组合而成，但丝毫不显罗列堆砌之感，而是体系完整，一气呵成。通读全书，可以感到作者心胸之宽广，论证之细致，说理之透彻，令人由衷敬佩。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古代小说历来是古代文学重要一支，而相对于古代诗词研究而言，对古代小说的研究稍显薄弱。本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三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以对话形式探讨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文体、风格、结构、情节等，生发出诸多新的思路和观点，富有启发意义，对古代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前沿借鉴价值。古代小说历来是古代文学重要一支，而相对于古代诗词研究而言，对古代小说的研究稍显薄弱。本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三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以对话形式探讨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文体、风格、结构、情节等，生发出诸多新的思路和观点，富有启发意义，对古代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前沿借鉴价值。

本书选录的原则：(一)尽量以原始资料为主，少量有参考价值的当事人的传述，杂记和后人的专著、论文亦择要选录。(二)各种观点的资料均予以选录，文字上不作改动，请读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引用。(三)所有资料按内容分编、分节，加上标题，依年代先后，文体异同排列。(四)力求详备，突出重点，顾及一般。除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教育意见和教育措施的谕折、法令、章程外，更侧重选取反映当时学校实际情况的资料。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What do all languages have in common, and what gives each language its individuality? Language typology, which has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thes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capable of delimiting the range of possible human languages and of capturing constraints on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Language typology is a major concern of all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linguistics, yet a coherent image of the field is difficult to form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and practical methodologies. This collection brings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from major schools of typological research, from the Prague School to the Generative Grammar tradition. Leading scholars offer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substantive findings of their particular school of thought, clarifying basic assumptions which are often not explicitly stat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collection as a whole provices both a survey of the place of individual typological school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ubject and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language typolog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It gives an overview of both the underlying unity of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thods employed in the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