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语言学简史》(修订本)是根据近几年来作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和现代汉语助教班讲授欧美语言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欧美语言学史”实际上是一门学习语言学的入门课程，主要介绍欧美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对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语言学派和语言学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述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能在理论和背景知识方面有所准备。

王汎森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著作大家都耳熟能詳，有很廣泛的影響。不過，過去十多年除了專業研究之外，作者曾作過一些通俗演講、寫過一些散篇文章，可能容易讓人忽略，這些不是學術論文的文章也都有啟發性，甚至在不同層面的價值也許和他的學術著作可以等量齊觀。這些演講或文章大多跟作者的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卻多少表達了他對這個時代學術、文化狀況的觀察。選錄在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是：既跟讀書研究有關，又超越僅僅是讀書研究範圍，從一個人文優先的角度出發看事情、從科技實證之外的人文精神層次出發考量問題、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前提去考慮現代社會的發展，或是考慮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人文面向，或是主張經濟活動中應該加入人文面向等。內容從讀書、研究展開，以關懷人文精神做結，也就是，從個人的研究工作擴展到知識分子的人文社會關懷。受科技、物質宰制的社會如果不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上反思，總有一天人類會面臨不知「為何而生」的窘境。讀讀王汎森先生這些文章，可以讓我們在思考時多打一劑人文營養針。

一、本書以錢玄同編、寧武南桂馨民國二十六年印行《劉申叔先生遺書》（簡稱“南氏本”）爲整理底本。內容排序，今仍其舊，唯加《例言》於卷首，以明整理體例。
二、每書新增《題解》一篇，注明南氏本資料來源。各專著原刊名稱、欄目、署名及出版、發行等情況，及今校對資料出處，並於《題解》中注出；一文重複發表者，一並列出。《左盦外集目錄》於所收各篇下，已詳述其出處，則不注。
三、南氏本《左盦集》中，有與《左盦外集》文同詞異者，或由他書別裁爲篇者，今就所知，於各篇校記中標出，以便參見。
四、本書校記均以頁下注形式，逐一標示。同一篇中錯誤相同，且下文均從改者，於首條校出，並說明之。校記引文，注明名書、卷次或篇目，其原文已引卷次或篇目無訛者，從略。
五、南氏本中，有常見之誤字者，如“應劭”、“劉劭”之“劭”誤作“邵”、“盧辯”誤作“盧辨”、“干氏”誤作“于氏”、“何休”誤作“何修”之類是；又有古籍刻印諸字混用者，如“間”與“閒”，“无”與“旡”，“己”與“已”、“巳”、“戊”與“戌”、“戍”之類是；又有從清諱改字者，如“玄”作“元”、“宏”作“弘”、“丘”作“邱”之類是；又有卦形偶誤者。此四類均較顯然，今徑改，不出校記。
六、南氏本中，其無歧義之或體字，今徑改作通行字，不出校記。如“于”與“於”、“考”與“攷”、“贊”與“賛”、“俞”與“兪”、“喻”與“喩”、“污”與“汚”、“强”與“強”、“蓋”與“葢”、“羣”與“群”之類是也。其正體與俗體字並存、古字與今字混用者，如“創”與“剏”、“叚”與“假”、“訛”與“譌”、“脫”與“捝”、“實”與“寔”、“从”與“從”、“汙”與“污”、“灾”與“災”、“据”與“據”之類；字可通假，如“日曆”之“曆”作“暦”、“厤”之類，則仍其舊，不作統一處理。蓋劉師培晚期喜用古字，與前期不同。據其用字之異，亦可考知其寫作年代也。
七、《賈子新書補釋》原刊於《國粹學報》，南氏本以其有“就《國粹》本而刪定者。鄭君因刪定之本先已成，謂此初本可以不印，故未收入”。今以其有考學術演變之跡，乃爲收入，以附《賈子新書斠補》之後。
八、各篇有其他版本可資參校者，如雜志發表者，或有原印本者，逐一覆校。其原刊錯誤而南氏本已校改者，不出校記；原刊不誤而南氏本誤植者，注明出處及改乙情形。如《逸周書補釋》“囗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南氏本“勤”誤作“勒”，《國粹學報》本作“勤”，今從《國粹學報》本改，並作校記。又如《白虎通義斠補》附《白虎通義闕文訂補·宮室》“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之下“闕”字，南氏本據行末，另行題“雜錄”篇名，再下行另面作“者何闕疑也”，又另行爲“案《水經注》”云云，其後又另行接“案此篇莊輯各條”云云。鄭裕孚《闕文補訂校勘記》云：“末‘闕’字衍。”又云：“‘者何闕疑也’，‘者’上捝‘闕’字。”然據《國粹學報》本作“闕者何？闕疑也”，且與“門必有闕”云云共爲一條，另行接“案《水經注》”云云；“雜錄”爲篇名，單行置於“案此篇莊輯各條”前。蓋南氏本排版錯行耳，今據《國粹學報》本改正。其所云“鈔本”，校者未見，無以爲證，則闕如。
九、有今人新校本可資參考者，一並說明。如《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殷孟倫先生《子雲鄉人类稿》有《校讀偶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裏的錯字》一篇，可資校刊；《論文雜記》有舒蕪整理本，《攘書》有李妙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校本，《經學敎科書》有陳居淵整理本是也。然於文字、句讀、章節，仍有改正，非全依新校本也。
十、南氏本排印格式參差不一，如校注之文，有原文單行、校文另行、自注雙行者，如《周書補正》是也；亦有原文、校文同爲單行，其中空兩格者，如《管子斠補》是也。今一律以原文單行、校文另行低兩格、雙行小注改變字號的方式處理。其無章節記號者，加編序號，以便引用，且于《題解》中說明，如《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之類是。書中表格之續表，以加注表頭者爲常例，以便閱讀；其行數較少者，則從略。
十一、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其引《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引《魏書·禮志》簡稱“魏志”之類，今標點作《漢·志》、《魏·志》；其引《三國志·魏書》而簡稱“魏志”者，則標點作《魏志》，以示區別。其引《文選》，往往連舉作者及篇名，今標點時，于“文選”下加間隔號，篇名則不加單書名號，如《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之類是也。其引書，每于篇名下加“篇”字，今標點時連同“篇”字入書名號內，如《論語·憲問篇》、《書·湯誥篇》之類是也。“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均指書中一篇而言，今標點並作《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論韻之書。其韻部各名，均加書名號。
十二、所有引文，原刊指明版本者，以其指明之版本校；有雖未明指版本，仍可尋出其版本者，如《說文》多用段注本、《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引文多用類書等，其文字有出入者，仍其舊而不輕改。其版本確不可明者，則以今通行本校。全引之文確屬訛字者，據今本改，並出校記。如《禮經舊說》卷十一：“至元康八年，丞相相等奏”，查《漢書·韋玄成傳》，事在“元康元年”，非八年；《左盦外集》卷七《憲法解》引汪中《釋闕》“闢其南爲門”，南氏本誤“門”爲“文”。今改正文，並出校記。節引之文有異字，其無關原意者不改，不作校記；其有關論旨且與通行本異者，逐一出校記。所引書名、篇名、人名、地名偶誤者，亦據通行之本徑改，並出校記。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引《釋名·釋地》“周制：九夫爲井，其形似井字”云云，“釋地”乃“釋州國”之訛，今改原文並出校記。又如《周禮》“載師”誤作“戴師”、《左盦外集》卷九《孔學眞論》引龔自珍《古史鈎沈論》誤作“古史解鈎沈論”、《王學釋疑》引王陽明《與辰中諸生書》誤作“與甲辰諸生書”之類是也。
十三、作者句讀有明文而異於今通行本，其關涉原文解說者，從其句讀，不依今通行本，如群書校釋類各句讀是也。又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六《遂人職》，《十三經注疏》本句讀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而劉氏此《疏》旣稱“凡治野者”，又稱“云‘以下劑致甿’者”，則其句讀當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今從劉氏句讀。南氏本編者所加句讀而誤者，依文意重爲句讀，如《周禮古注集疏》各卷是也。其無明文者，從今通行句讀。
十四、作者行文之辭有明顯錯誤，且今可確信其誤者，改其正文，且于校記中說明原字及改字。如《古政原論·古代田制論》：“檯來耑也。字更作鈶”，其誤而不可讀。查《說文·木部》“枱”字下云：“耒耑木也。”今據之改正文爲“枱耒耑也。字更作鈶”，且于校記中注明：“‘枱耒耑’，南氏本誤作‘檯來耑’。《說文·木部》：‘枱，耒耑木也。’今據改。”又如，《荀子斠補》卷四“有務而拘領者矣”條自注：“《學上禮篇》作‘无卷領’。”“學”字不可通。考《文子·上禮篇》引《老子》云：“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即此引文也。蓋“文子”訛作“斈”，又誤改作“學”也。今據引文改，且出校記。或知其有誤而苦無確證者，則不輕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說明疑某爲某之誤。如《古政原論·古代封建論》有“大彭國，今徐國。”然劉師培在清末時，已無“徐國”之說，考其地爲今江蘇徐州，因無特別書證，故不改原文，僅出校記云“‘今徐國’，不可通，疑爲‘今徐州’”。又如《中國歷史敎科書》第一冊原本二十五頁B八行與上下文意不屬，實爲第五十五頁A面第十行錯簡而重出者。今無版本依據，未敢輕刪原文，僅於校記中說明。再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疏》云：“云鄕共吉凶禮樂之器者，同弓大玉卽說鄕制云：‘立君子以脩禮樂。’”“同弓大玉卽”，語不可通。據引文“立君子以脩禮樂”，乃《逸周書·大聚解》之文，則“同”卽“周”字形近而訛，“弓”乃“书”字形近而訛，“玉”乃“聚”音近而訛，“卽”乃“解”字行書訛字。因無他證，亦未敢輕改，而出校記以誌疑。
十五、作者解釋有誤而非僅誤字者，一仍其舊，而僅出校語以誌疑。如《古政原始論·田制原始論》有云：“焚訓燒田。”自注：“《說文》‘焚’字下云：‘焚，燒田也。從火、林。’字亦從‘焚’，作‘棥’。”然《說文》無“焚”字而有“燓”字，其誤一也。“焚”字從火、從林，其說雖當，然無所據，其誤二也。《說文》釋“燓”云：“燒田也。從火、棥，棥亦聲。”而此謂“字亦從‘林’，作‘棥’”則誤也。據文意，當作“字亦從‘棥’，作‘燓’。”其誤三也。意者，劉師培以爲《說文》有“焚”字，且“燓”爲“焚”字之別體也。因涉及其論述本旨，故校勘時未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誌所疑而已。
十六、南氏本卷首或列該書目錄，或目錄下又有解說之文字。其目錄有解說文字者，今予保留；其唯列目錄而並無解說者，則刪除目錄。全書今另編目錄，以便檢索。
十七、南氏本每冊下均有“儀徵劉師培申叔”題名一行，今均不保留。
十八、全書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
十九、南氏本附有鄭裕孚先生《劉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所校爲《白虎通義斠補》、《晏子春秋逸文輯補》、《白虎通義闕文補訂》、《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白虎通義源流考》、《老子斠補》、《周書補正》、《墨子拾補》、《周書略說》、《春秋繁露斠補》、《晏子春秋校補》、《楊子法言校補》計十二種，另有附於各書之後者。今並分錄於各條之下，並于校記中說明。
二十、劉氏行文，每有互見之例，有稱“見某期某文”者，有稱“別有考”者。今就所知，略加說明，以爲互考之便。其所不知，闕如也。
二十一、南氏本編纂時，承擔校對諸人校正訛誤，貢獻良多。今編爲《南氏本校對者表》，作爲附錄，以示景仰之忱。
二十一、覆校南氏本所引各書，今編爲《儀徵劉申叔遺書引書舉要》，略舉卷數、撰者及通行版本，以爲附錄。舉要而已，非求其備也。

本书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当年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如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这样的访谈口述记录，读者足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与思想精华，值得参考。

Authoritative and wide-ranging, this book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nguistics over a 2000-year timespan, from its origins in ancient Greece up to the crucial moment of change in the Renaissance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linguistics. Some of today's burning questions about language date back a long way: in 1400 BC Plato was asking how words relate to reality. Other questions go back just a few generations, such as our interest in the mechanisms of language change, or in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shape the way we speak. Vivien Law explores how ideas about language over the centuries have changed to reflect changing modes of thinking. A survey chapter brings the coverage of the book up to the present day. Classified bibliographies and chapters on research resources and the qualities the historian of linguistics needs to develop,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the tools to go further.

本书是根据已故仓石武四郎教授于昭和二十一年度（1946）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课的备课讲义整理本翻译而成的。整理本的底本为其亲笔原稿，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后经大岛晃教授等多人的精心整理，以补注的形式补充了大量信息，还收录了仓石教授另一篇论文《日本汉文学史诸问题》，由汲古书院出版。日本著名汉学家、原东方学会理事长户川芳郎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并撰写了序言，对作者的生平与学术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述。

The study 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proclaimed in 1917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y the vernacular as China’s national language and medium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 unique, multifaceted approach is used to explai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lassical/vernacular divid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change that followe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5. Seeing education as the central battleground for all debates on language, the study in six thoroughly documented chapters investigates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governments, vernacular journalism of the revolutionaries, the activities of urban script reformers, the linguistic thought of the national essence advoca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cholarly interest in the vernacular in academic circles.

《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大学用书》作者张清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一些学生虽然有志于学，却因不懂治学之道，读书、写作事倍功半，遂于文艺学专业研究生中开设“治学之道”课程，意在授人以渔，使学生了解、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方法、规范，使志于学者有规章可循，省摸索之苦。自2004年以降，不断增益、修改，成为目前这个样子。书中所讲的理念、方法、规范，都是学术研究中的通理常则；所取例证，也都是学术研究中的公例。

本书首次揭示出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即“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并进而指出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步骤，即首先对极具争议性的《大学》文本进行重新厘定，然后根据新厘定的文本进行重新诠释，并从中概括出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一己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再围绕此核心观念发展出新的理学体系，最后借助盛行的讲会组织和讲学活动来传播新学说。
本书价值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本书根据《大学》文本和诠释变动揭示出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重要模式，有助于重新认识理学乃至儒学的内在自我更新机制，重新审视儒学经典在文本和诠释上的变动不居特性，这个双重可塑性正是其与时俱进而又价值长存的关键所在。
二、本书有关中晚明理学学者的讲学活动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群组织、知识交流和学术心得分享方式，同样也有助于了解在官学体系之外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教育和教化方法。其中的部分内容，诸如书院式教学方式、重视师生对话和互动的沟通渠道，在当今的教育理念中仍然不失为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三、本书有关李材的个案研究，为透视中晚明时期的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以及观察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扎实可靠的参考案例。
刘勇所著《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一书，以明儒李材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为中心，探讨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理学群体中新兴学说和学派的产生、传播、扩展与传承的模式，并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这种模式产生和运行的思想根源与内在动力。全书正文共七章，主要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宏观综论的方式，从理学经典《大学》的文本变动和诠释竞争切入，探讨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理论根据；下编以李材的“止修”学说及其讲学活动作为个案研究，探讨理学学说和学派的传播及传承的社会化途径。
本书认为，中晚明两百年间产生新兴理学学说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模式——“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性步骤，即透过对《大学》文本进行重新厘定并作出新诠释，从中拈出一个高度概括的学术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个人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围绕这个核心观念演绎出新的理学体系，然后主要借助当时盛行的讲学、讲会活动传播学说。这是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生成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宗旨是各种新理学学说的标志，《大学》则是林林总总的理学宗旨得以成立的经典依据，而讲学活动为新理学学说和学派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传播途径。本书结语章对这个建构模式进行解释，指出创立新说、提倡讲学和建立学派的思想根源和内在动力，源于理学自身的两个基本诉求，即中晚明理学中普遍存在的对自得之学和道统之传的追求。阳明学的兴起为挣脱经典和权威的束缚，追求自信本心的自得之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道统论则是理学兴起以后，普遍影响士人思想和价值系统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中晚明理学学者的改《大学》、拈宗旨、创新说、兴讲学活动，既是其学有自得的重要体现，也是其致力于度越前人、凌驾诸儒，从而直接孔曾宗传，为一己学说和学派在道统系谱上寻求地位的标志。

世界に冠たる日本の東洋学。その草創期に活躍し、基盤を築き上げた個性的な24人の足跡をたどる評伝。それぞれ親縁な関係にあった当代一流の執筆者たちが生き生きと綴った文章に、年表、主要著作一覧を付す。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分为《日本汉学史第1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日本汉学史第2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日本汉学史第3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日本汉学史第4部·新的繁盛(1972-1988)》、《日本汉学史第5部·变迁和展望(1989-)》共5册。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内容简介：李庆教授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一至第三卷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该书全帙五卷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这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因为，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影响已几乎消歇，但实际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又大为增长。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可惜的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尚无日本汉学史一类的著作。所以，李庆教授的这部大著在当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
日本汉学在当时之产生上述重大影响，首先是由于从乾隆皇帝开始，清朝统治者的唯“天朝”独尊的思想就已浃肌沦髓，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屑一顾，一味致力于对内的钳制，而对中国的程朱理学等传统则尊奉得无以复加，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才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土大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之类，根本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制度。

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ISBN：9787303137022，作者：李锐 著

本書收錄傅斯年1919-50年間寫給親屬、師友及政治、外交、教育、學術各界人士的書信。由於傅斯年身份多樣（北大、台大校長，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中研院總幹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立法委員等要職），並參與或主持中英款庚會、中基會文史科學術審查工作。這批書信是觀察中國近代政治、外交、教育、學術研究的發展，以及研究「傅斯年」的重要史料。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于1982年开办“学问生涯暨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讲座”，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来谈他的治学经历。1985年邀请的是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1990年的是古典学家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随后有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古代晚期史权威彼得•布朗等，大师云集，斯为学术之荣耀。本书收录了1983—1993年间十位著名学者的演讲，激励与启发有志于学的人，同时也是了解这些国际著名学者的重要资料。译者是吕大年、高峰枫等学者，可谓名家名译。

《神经科学的历史发展和思考》系统地回顾人类认识脑和神经功能的历史，介绍推动脑研究的著名学者的贡献，着重勾画当代脑科学的成长历程。作者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阐述对于神经科学发展的认识和思考，启迪读者在了解过去的基础上把握神经科学的现状与未来，由此摸索揭秘大脑“黑匣子”的方法和途径。
《神经科学的历史发展和思考》主要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教授撰写，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吴建屏、段树民以及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郭郛研究员参与撰写了部分内容。

胡嗣瑗《直庐日记》原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后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但在该影印版前言中，误将“直庐”视为胡氏的书斋号。实则所谓“直庐日记”，即胡氏在天津办事处的值班日记。清代，“直庐”有如徐珂《清稗类钞》“南书房旧直庐”条所言，是翰林入直之所。而且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因着所谓“胡大军机”的称呼及其担任的职务，天津办事处也被视作小朝廷的军机直庐。而据现在所见溥仪的日记，虽有“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日记存篇”的篇目，但只有1926年和1928年的部分。而《直庐日记》起自1931年2月17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止于同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二日），时值胡嗣瑗随从溥仪居住天津最后时期。其中详细保留了小朝廷的办事记录，可谓溥仪在天津最后时期的实录。

本书撷取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几个片段，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以及崩解后的传统碎片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催生、转化与突破作用。在其中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自省逻辑如何将社会进化论改造成为强大的行动机制、历史观的改变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方式、声音文化的兴起如何引发知识变革中的“声音转向”、“道”的意识怎样参与现代学术理念和制度的型塑、科学概念怎样刷新传统宗教的形象、新旧文学怎样直接间接地对新史学的科研实践提供支援。这番回顾表明，激活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既依赖于对我们自身传统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肯定，又依赖于对这些素质的强化和提升。

Review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The book is a pleasure to read: the prose sparkles; the protagonists are vividly drawn; the illustrations are handsome and illuminating; the insights plentiful and sharp. This will remain the definitive work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for some time to come.
--Lorraine J. Daston
Science : An exceptionally searching, almost loving, study of the relevant inspirations and aberrations of its principal characters James Bernoulli, de Moivre, Bayes, Laplace, Gauss, Quetelet, Lexis, Galton, Edgeworth, and Pearson, not neglecting a grand supporting cast...The definitive record of an intellectual Golden Age, an overoptimistic climb to a height not to be maintained.
--M. Ston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One is tempted to say that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 Stigler.
--Morris Kline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 In this tour de force of careful scholarship, Stephen Stigler has laid bare the people, ideas, and event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s...He has written an important and wonderful book...Sometimes Stigler's prose is so evocative it is almost poetic.
--Howard Wainer
Review
Stigler's book exhibits a rare combination of mastery of technical materials, sensitivity to conceptual milieu, and near exhaustive familiarity with primary sources. An exemplary study
--Lorraine Da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