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乾（1896.9—1971.2），浙江海宁人，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陈氏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与古籍流布数十年，先后任职上海进步书店、大东书局、上海市通志馆、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处，编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清代学术丛书》等；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室名别号索引》、《清代碑文通检》等。陈乃乾在出版、学术两界地位尊崇，组织过多种重要文献的出版，且交往极为广泛，从业一生，所经所见，殆非同时之人能及。其日记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可想而知。近人感时伤事，借笔墨抒胸臆，往往形诸日记，连篇累牍，不能自休；陈乃乾日记与此颇异，言简意赅，每日多不过数百字，而富有价值：如访书经历、掌故见闻、版本考订、编纂工作、人物交往……乃至一时物价，甚或偶闻验方，一一形诸笔墨，直截明快，便于学者读用。鉴于陈乃乾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今予出版，以飨读者。

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本书第一次以国家和地区分章分析世界环境史学的兴起原因、发展历程、主要学术观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第一次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发掘了世界著名环境史学家对国际环境史学的历史和发展的认识。这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构建出世界环境史学的完整图景。对环境史学的发展而言，本书有助于推动环境史学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对重构世界史而言，本书会提供新的思路和坚实的基础资料。对推动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设而言，本书能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论语研究史》主要内容简介：吾友戴君，名维，南方之大学者，长年隐居著书，人多不识。余初亦不识，后受聘于湖南大学，寓居碧虚之山，戴君与挚友梓根忽来造访，并赠所著之《春秋学史》与《诗经研究史》。余翻阅若干篇页，不禁肃然起敬。先生复然独立，学识超迈，时贤少见其比。“文革”劫余，左风尚炽，斯文坠地，扶起无人。其时戴君甫高中毕业，自购经传，细心研读，长年不辍。曰积月累，学问遂成。戴君僻居乡野，淡泊名利，甚少与学界人士交往，亦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所著书印数偏少，传播不广，故学界少有知其人者。

蒙文通自序中说，“撰为此篇，本为究论史乘，而多袭注疏图纬之成说，间及诸子，殆囿于结习而使然也。”他要做的就是，探究“晋人言学旨趣”
蒙文通指出，“晚近言学，约有二派：一主六经皆史，一主托古改制。二派根本既殊，故于古史之衡断自别”。但“晚近”学术二派或诋或阿，而非真今文非 真古文，因此，这仍然主要的是一种条分缕析然而却有破无立的史学意义的工作。
他认为，“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祟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原于其思想之异”。据此可以展开对于细致甄别的古史研究。

題名/著者 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輯
版次 初版
出版項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民81
稽核項 3冊 : 圖, 地圖; 27公分
ISBN 9579019118 (全套: 精裝 )
9579019126 (全套: 平裝 )
9579019169 (上冊: 平裝 )
9579019177 (中冊: 平裝 )
9579019185 (下冊: 平裝 )
附註 部份內容為英文、 日文

《近代史家批判》为“近代历史学之父”兰克的代表作。在书中，兰克系统批判了自圭恰尔迪尼和马基雅维利以降欧洲诸国的史家和史著，对有关近代历史的著作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定。在此基础上，全面展示了运用和辨别史料、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
本书为三卷本“兰克史学文选”第二部，原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副卷，但在出版后，实际上成为兰克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甚至有评论家称：“对现代历史学家的批判所做的贡献，是兰克先生的工作中最杰出的部分。”无论是理解兰克的学说，还是研究建基于他之上的西方近代历史学的滥觞及流变，本书都是一本绕不开的名著。
“历史的观念译丛”丛书主编耶尔恩·吕森教授和斯特凡·约尔丹教授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是刘正、黄鸣两位作者在长期查找、搜集、考辨陈寅恪先生往来书信的基础上，首次向学术界公开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真实、准确的陈寅恪先生书信总集。作者在核对陈寅恪先生的原始信件、复印件和传抄件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隶定文字、区分段落、增加标点、断定写作具体时间、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并加以详细分析和考证，订正了以往对陈寅恪书信研究中出现的断代错误、收信人姓名错误、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错误、书信文字隶定错误等一系列在学术上和技术上出现的诸多错误。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实和学术思想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总集和入门工具书。
两位作者历经二十几年艰苦地搜集、整理、考证和研究，不是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和汇编，而是以严谨的考证学治学方法，以古代注释经书的方式和方法，对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加以研究和诠释。
由于尚有三十几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限于收信人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尚不能公布，因此，本书只公布了不存在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的422 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

本书是那体慧所撰汉文佛教文献方面论文的结集，收录了包括《〈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谁作了〈大明度经〉（T225）——证据上的一次重新考察》等那氏著述，很好地代表了那体慧的学术成就，可供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那氏的学术思想。本书译者在序言里介绍了那体慧学术研究的经历，读者 可从中了解那氏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全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近年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整理入手，对《缁衣》的简本和传世本进行了详细比对和考索；第二部分则从晋代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入手，集中讨论了《竹书纪年》不同整理本之间的异同，并试对墓本《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和重构。通过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同一文献的众多版本虽然多脱胎于同一祖本及其相关副本，但历代整理者因受当时语言和思想环境的影响，在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献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和重写，且由于中国古书早期多以竹简为载体，对散乱的简本进行重新编联时，很可能因为错简而致使文本排序有异，而这种种可能皆可在古代和当代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得以印证。
本书的出版，应对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古书真伪问题的辨证多有借鉴意义，其中诸多观点值得深入思考。

本书是一部探索《史记》与《春秋》之间学术关联、考察从《春秋》到《史记》著述思想传承与嬗变的研究专著。书中将《春秋》与《史记》两部经典置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宏观学术背景下，力图还原《史记》效法《春秋》而撰作的复杂过程。
《春秋》与《史记》，相隔五百年的两部旷世之作，分别开创了中国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两大体例。首先，本书从文献性质出发，讨论《史记》撰作立意与《春秋》的紧密关联。通过对先秦两汉太史职官的考证、对“《春秋》”概念的辨析、以及对《汉书·艺文志》的梳理，阐明《史记》是孕育于《春秋》学又独立于《春秋》学的一部特殊著作。其次，本书从结构体例入手，明确《春秋》学对《史记》取材方式及体例形成的深刻影响。最后，本书从文学层面论证《史记》叙事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春秋》学发展的自然结果。书中尝试以历史故事题材汉画像石作为文学研究的新媒介，利用绘画揭示叙事文学的艺术性，从而更贴切地论证从《春秋》学著作到《史记》叙事文学的发展状况，描述《史记》借鉴《春秋》学著作叙事方法的具体过程。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作者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宋元学案(共4册)(精)》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著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宋元学案》，共100卷，最早为明末清初黄宗羲整理。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续修此书，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私淑弟子全祖望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成91学案，也未竟而卒，后来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人卢月船手）、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梓材、冯云濠受督学何凌汉委托，整认讹钟，始成100卷。成91学案，共记宋元学者超过2000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于浙江，却毁于鸦片战争，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此书为初步了解宋、元二代理学家、哲学家的生平，思想大要，全书首冠《考略》，历叙成书始末，次《序录》，次学案正文。并节录了宋、元二代诸儒思想的文章。
《宋元学案(共4册)(精)》虽然是根据黄宗萎确定的思路和框架编写而成的，但黄宗羲本人完成的书稿并不多，他对宋元学术的认识以及对当时学者的评价，远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而后续者的思想和识见，又显然没有黄宗羲深刻，因此，在《宋元学案(共4册)(精)》中，类似《明儒学案》那种深入和有点睛之笔的精彩评论较少，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对资料的搜集、甄别、整理和保存方面。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現存有數量眾多的書信，是研究朱熹生平、思想及其育人施教方法、成效的重要文獻資料。通過彙編朱熹往來書信，予以系年，將有利於朱熹及其思想研究、朱熹時代學者的學術交流互動與影響等研究的深入。
【編寫體例】
一、本《彙編》收錄迄今所見之朱熹與朝中公卿、師友故舊、 鄉親門人等往還書札，計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二千五百八十餘通，他人至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三百七十餘通。然不包括《晦庵文集》卷二○至卷二三所載之“申請”、“辭免”等文書。
二、本《彙編》所收載之書札全文，主要錄自朱熹《晦庵文集》、朱熹所交遊者之文集以及後人之輯佚著述等；其殘篇、斷句則主要錄自朱熹與時人之其他著述如記文、序跋、碑傳誌文等所收錄之文字，并有部分自元、明人著述中所輯錄者。
三、本《彙編》所收錄者，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之姓名漢語拼音為序。其姓名、身份皆無考者，則皆歸於“某人”條下；而題為朱熹佚札、然經考辨為偽者，則附見於相關條目之下，以祛疑惑。據考，自紹興十七年（1147）至慶元六年（1200），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達五百三十餘人。
四、本《彙編》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為條目，於其下收錄其與朱熹往還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以所考辨出之撰寫年月先後為序；并於該條目前簡述其生平事跡以及其與朱熹之交遊情況。又，古人著述中多有關於朱熹往還書札之本事、說明、評論等，為便於閱讀，故一般收錄於相關書札之下。
五、書札名以原書題名為定，如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朱熹《答吕伯恭問龜山中庸》、朱熹《與趙帥書》、朱熹《與章侍郎》、張栻《答朱元晦秘書》等。然自他書中所輯之佚書，則一概取其字為題，如程洵《與朱元晦書》、朱熹《與程允夫書》等。
六、因朱熹與某人之往還書札往往不至一通，為示區別，則於書札名下加以改書札之首句，加以括號，如朱熹此《與張欽夫》（前書所扣）、朱熹《答許順之》（此間窮陋）等。
七、《晦庵文集》中存在一書於不同收載於不同卷帙下、或一書收錄於不同人名下之現象。本《彙編》於前者即收錄一書，然注明其重載於不同卷帙之情況，於後者則分別取為條目，然後注明其於其他條目下之重復情況。
八、為便於查閱，書後附有《人名索引》和《徵引書目》，皆以漢語拼音為序編排。《人名索引》中以與朱熹有往還書札者為目，如“蔡元定”、“陳俊卿”等；然其書札中大多以其字、號、官爵等為題，故為其做參見條，如“蔡季通見 蔡元定”及“陳侍郎 見 陳俊卿”、“陳丞相 見 陳俊卿”、“陳公 見 陳俊卿”、“陳帥 見 陳俊卿”、“陳福公 見 陳俊卿”等。
九、前賢時彥對於朱熹書札之考訂研究成果甚多，尤以陳來先生《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為著。本《彙編》於此頗有借鑑、引用者，著見諸相關條目之下，在此一并致以謝意。

程元敏教授集結三十年研究之大作
中國經學史上的磅礡巨獻
本書充分體現經學方面的嶄新見解
釐清漢經學上的許多學術迷團
中國經學，自孔子創始，
迄今已兩千六百年，為中國學術之骨幹，
而「漢經學史」承先啟後，大家輩出，
更是中國經學史中最重要的時代。
漢武帝實行董仲舒所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增設弟子員，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日益興盛。漢朝也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儒生通過自身實踐，並藉以官學私學教育，把經學思想深深地植入在普通民眾之中。
本書詳述自秦季漢初，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四百二十二年經學的歷史，舉凡朝廷經學方略、郡國經學教育、歷朝經學大家之學說、經學家授徒講論撰著、今古文學派之爭……等，可說是全面涵蓋，由微至顯，顯甚而衰。皆論述其事之始末，辨析其隆替之軌跡。
程元敏教授有感於目前所見漢經學史之專書，纂輯成編，碎義難免，因此致力以三十年研究之成果成就此漢經學史之全史，希冀對於揅經識史通學者有所裨益。

本书收集柴德赓留存的来往书信300多通，其中来信260通，往信25通，家书80通。除《青峰草堂往来书札》（商务2015年线装本）所介绍的信函40通以外，其内容均为首次发表。柴德赓交遊广泛，此次出版的信函均为家属留存下来的亲友往来信函，也有少数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书信。往来书信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很多历史事件都能找到佐证，具有文献价值。是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为使读者可以看到书信的原貌，选择其中 66 通书信，附有二维码。读者可扫二维码浏览原貌，这也是目前书信类书籍中一个尝试。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是201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文集。为迎接2015该论坛的再次召开，此次将2014年论坛成果集结出版。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汇编了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如法兰西学院院士、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巴斯蒂，哥廷根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施耐德，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罗志田等人的阐述，希望通过高层次的思想交锋，探讨如何在中国问题的内在脉络中探究近代变革的深刻意义。

本书共收录高田时雄教授十余年来有关近代中国学术与藏书的论文21篇，内容涉及海外汉学、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如《意大利汉籍搜集》、《清野谦次搜集敦煌写经的下落》、《陶湘所藏五百九十一种丛书购入始末》等。其中数篇未曾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