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地理考据研究》立意高远，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收集整理了清儒地理考据的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相对比较全面的清儒地理考据重要论著的基本目录，并能归纳其共性和特征，讨论的问题非常具有学术意义。四卷本虽作者不同，体例也有一定差别，但均体现了扎实的史料考辨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清儒的评价准确、客观，既能表彰其成就，也能检验其不足，用力甚勤，不仅仅是一个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发覆的工作，是以考据学的方法研究清儒地理考据的典范之作。对清儒地理考据的研究，可以展现出清儒地理考据是如何为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奠定基础的，不论对历史地理学还是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匡正学术界的研究风气也有莫大裨益。

《师友杂忆》是一本作者怀念已逝师友的小册子，由十篇文章组成。身为历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缅怀的师友也都是史学界知名学者，包括翦伯赞、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唐长孺、商鸿逵、逯耀东等。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这些师友的交往过程，记述了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历过的磨难，特别是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予以高度敬佩。这些文章饱含情意，留存了不少旧闻，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文学院教授管雄先生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小学、史学、文献学和文学，是其一生学术之精粹，也是唯1的一种论文集。学养深厚，见解卓越。论文之外，又有《复华室日札》起于1942年7月22日，止于1945年9月6日，记录平日之读书心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又有《泉山诗稿》，乃其24岁以前所作古体诗词。

该成果对宋代出版史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揭示了其物质、技术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层面之意义。主要以考证法、文献分析法及个案研究法为主，基于现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新环境与新趋势，借鉴并采用诸如计量史学、书籍史、阅读史、心灵史、比较史学、文化史等史学理论及方法，对宋代出版史研究学术史、宋代文明与出版、出版体制及其生产、发行与贸易、书籍设计与插图、书籍美学、版权保护、出版经济、书籍类型学、稿源、编辑体制及编辑规范、印刷物资材料及其生产与消费、出版资金、稿酬、出版技术及工价、国家出版管理体制、党争与出版、书籍阅读、出版质量及版本、出版史文献等方面做了系统研究，拓展了宋代出版史研究领域，挖掘出了许多新的史料并予以科学运用，体现了我国宋代出版史研究的新境界、新水平，
该成果从宋代文明的学术视角对宋代出版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拓展宋史研究领域，丰富宋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宋史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内容简介】
霍布斯鲍姆这位寿至95岁的历史学家，他的生命长度几乎等同于“恐怖的”20世纪。所以这本自传其实几乎和他的著作《极端的年代》在年代上是重合的，但不同的是自传是以个人的视角来观察20世纪。
身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他的笔触充满热情却不煽情，叙事方式叼叼絮絮却不试图勾勒一个戏剧化的人生，或者特意营造某种感染力。可是跟随他信手拈来的吉光片羽，才发现他侧面认识了许多影响20世纪发展的重要人物，不论是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社会行动方面。 他也许不是某个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在某种机缘下近身观察，加上身为历史学家对文献的娴熟掌握，帮助他速描事件中人们的处境，以及每个世代、每个地区的变动痕迹，让我们体会“那些年代、那些人、那些事”。读过本书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平凡的人生，但不只是“他的”人生，是一个趣味横生的“20世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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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霍布斯鲍姆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
涉及纳粹兴起、反法西斯、二战、冷战、共产主义、斯大林、60年代、苏联崩溃等一列重要历史事件。
◎ 地位崇高的史学大师：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 历史学家自传，既是传记、又是历史、也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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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因为训练，有着比任何人都超脱的眼光，有谁能比历史学家更适合担当自传的书写者呢？这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立面——它是“霍布斯鲍姆的年代”。
——佩里•安德森（《新左派评论》主编）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邦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世界报》

本书面向年轻人，讲述了作者在其自身成长过程中如何认识历史、怎样培养观察历史能力、怎样看待当今世界。作者着重讲述了自己与历史的缘分，学习历史、面对历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认识现代世界时，历史视野能给我们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着重强调了人与人之间跨越国界的连带关系，对于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的重要性。

“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奠基作，它以时代为经，以题材、风格、类别为纬，论述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将近七十年来，虽然继续出版了多种小说史著作，但都没有超过它的水平。石昌渝的著作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刘世德

作者在本书中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 19世纪职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 ”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本书已被译成十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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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中文及历史学系於2014年7月1日正式成立，是香港城市大学过去追求人文及创意文艺领域卓越表现的成果；学系的成立，不但为城市大学，同时也为香港高等教育界加强人文学科乃至跨学科教研贡献力量。为了更好地发展学系的潜能，新系建设之初即成立了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就学系如何面向国际 化发展的学术研究提供意见，其中成员均是现时“中国学”研究的顶尖专家，分别有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及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梅嘉乐教授（Barbara Mittler）、日本东京大学的大木康教授、台湾中研院的黄进兴院士、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与厦门大学文科特聘教授郑振满等等。他们为我们实施学系学术发展策略提供了专业意见，认为本系立足香港、面向中国和世界时，於未来须以“全球化下的中国沿岸城市”为重点发展的方向。
2015年7月前後，即学系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举办了两场围绕中国沿海城市及海上世界的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探讨近代中国和东南亚、日本、韩国、欧洲等地的文化交流、移民组织、商业网络、军事战略等课题。
第一场会议名为“传统中国的沿岸城市及其近代转型”国际研讨会，於2015年6月16至17日举行。会上邀请了来自大陆、港台及海外合共22名学者，提交了多篇以传统和近代中国沿海城市为研究中心的论文，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和东南亚、日本、欧洲等地的文化交流、移民、商业网络及传统节庆等课题，藉以深入分析沿海城市的居民五方杂处、文化复杂多元以及流动多变。在会议最後，多名学者达成一致共识：沿海城市并非静态概念，而是不断经历时代、历史变化的有机体；沿海城市需要置放在更加宏观的空间场景中进行考察；以及相较於沿海城市的海洋属性，其陆地属性表现出的丰富文化传统应得到更多重视。
第二场会议名为“16-19世纪东亚的海上世界”国际研讨会，於2015年7月7至8日举行，这场会议乃是香港城市大学和台北故宫合作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由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室策划和拨款资助，并交由中文及历史学系承办、台北故宫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协办办。我们在此特别感谢郭位校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大学杰出教授）与林群声副校长（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兼秘书长、生物学讲座教授）光临会议以及在筹备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作者旅美多年，与海外学者多有交往，本书是作者的学术随笔集，收入谈洪业、胡适、赵元任、方志彤等著名学者的学问轶事，因为作者与这些学者多有交往，所以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传记资料。另有文章谈及罗素、杜威和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

朱熹是中国经学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学者。元明至清代前期，礼学以朱熹为宗；近代以来，朱熹则以哲学思想为学者所重，礼学渐被淡忘。回顾两千年经学史或礼学史，朱熹尤其重要，一则以其元明前后五百年主导学术之重要历史意义，二则以近两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朱熹礼学的陌生。本书正是一部探讨朱熹礼学的论文集，共收录22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朱熹礼学的特点、朱熹礼学逐渐形成的过程以及特性、礼制与礼学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对研究朱熹礼学的核心文献《仪礼经传通解》进行版本详考。本书内容丰富多彩，同时主题明确，对朱熹礼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及丰富的启发。

《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收录王国维家书和寄师友信札266通，各家致王国维书札1259通，附录相关书信18通，共1543通2600多页，均为原件彩色影印，其中数百通首次公布于世。往还师友计90多人，有罗振玉、沈曾植、缪荃孙、劳乃宣、陈衍、张元济、张尔田、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梁漱溟、容庚等诸多名家。
王国维对时政的种种关切，对国家民族之所忧患，对人事进退的好恶，对交游向背的去取，以及师友间学术讨论、文字切磋，无不表达于书信。国家图书馆所藏这一批书信，可谓王国维及其师友们学说思想、学术活动的实录，是一宗内容极其丰富的近代史料集。

1500年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诞生，它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
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历史场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中国西方古典学知名学者王焕生、张强、黄洋、晏绍祥
专业导读 鼎力推荐
西方古典学、古代史、古典文学专业必读
跨越百年、数次再版、印行至今的经典
最权威系统的西方古典学术通史 中译本首次出版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西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第一卷上册自西元前600年之雅典时代诞生期，至西元约530年罗马时代之末，主要
讲述希腊拉丁学术的发生以及演变，涉及荷马的史诗研究、戏剧及其他诗歌作品的研究、演说术与修辞学、语法学与词源学、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斯多葛学派、帕伽摩学派、帝国初世纪的文学批评以及古典晚期的希腊、拉丁学术等诸多方面，视野宏远，涵括诸端。
本书第一卷下册讲述希腊拉丁学术在拜占庭时期和西方中古时期（西元约530—西元1350年）的流布与嬗变。在这八个世纪里作者把目光投向君士坦丁堡，对于古代到中世纪之间文献的传承、抄录和校勘进行细致整理和深度阐述，对拜占庭学术、9世纪的经典著作（希腊文苑英华集、苏伊达斯辞典等）、早期经院学者及其经典著作、中古时期的文献考据等情况细细爬梳，使得枝蔓繁多的中古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专家推荐
《西方古典学术史》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博大精深。虽然此后西方陆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或去繁就简，或加强史料批评，但在资料的翔实方面无出其右者，且往往以此书为依据，充分肯定其价值。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王焕生
本书是一部系统叙述自古典雅典直至19世纪末西方古典学术传统的巨著，细录人事浩如烟海，于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及古典文化传承，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洋
桑兹鸿篇巨制的出版已逾百年，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影响深远。中文版的发行无疑会推动古典学，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期待着《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的问世。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教授 张强
本书是英国知名古典学者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它对拜占庭和中世纪有关情况的介绍，足以填补中国学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对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古典学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19世纪古典学的进展，作者按国别、分阶段叙述，内容之全面，叙事之系统，至今似乎仍无人能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晏绍祥

这是一本我花费的力气最多，但也是在编写中最快乐、最兴奋的书。因为在编写过程中，我感到有机会与那么多的学术大家对话。搜寻到这些学术大家的每一本难觅的著作，都给我一种莫名的喜悦，就像是中彩或发现了宝藏。
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逐句校对了全书约70多万字的选文，我把此项工作当作与大师们的心灵对话，不仅受益匪浅，而且乐此不疲。做学生的时候，主要是系统地读西方社会学的著作，过去还没有像这次这样非常系统地读中国社会学早期的著作。
本书共介绍了56位学者的生平、著作和学术贡献，精摘了他们的约75本著作。这项工作就像探寻中国早期社会学在各条路径上的发展轨迹，并在这些轨迹上确立一个个的界碑，每一个界碑都将成为此后轨迹延伸的起点。
——李培林

中国史前考古学是近代的新兴学科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过程的由来，对正确理解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论述，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本书长达二十余万言，有史实，有论述，不失为考古学史佳作。为考古学、古代史研究者所必读，对近代科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借助大量翔实的资料，如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的文集、全集、日记等资料，当时的报刊如《知新报》《清议报》《湘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国闻报》等，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脱出了以往以“新旧”二元对立解读戊戌纷争的窠臼，较为全面立体地揭示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和真实内涵。

《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陈振孙将对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历20年撰成私家藏书目录此书56卷。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

编 例
一、本书尽可能完整地著录20世纪辽金史领域的所有中外文论著，时间下限迄于2000年底，但其上限并不限于1900年，20世纪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亦一并收入。共计著录辽金史论著9216条，其中辽史部分4721条，金史部分4495条。
二、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辽史，下编为金史。其分类之详略，主要取决于条目数量的多少。
三、本书著录的辽金史论著，计有汉、日、俄、朝、蒙（包括国内出版物使用的蒙文和国外通行的新蒙文）、英、法、德等八种文本，考虑到排版的困难，外文论著目录均译为中文。
四、若有重复发表的情况，其所有出处均予以登录；但发表之后再收入各种文集者不在此例，只著录其原始出处。
五、为方便读者查阅，凡兼及辽金两朝的研究论著，原则上分别收入上编和下编的相关门类；但考古文物资料及学术动态之类的文章，则酌情收入上编或下编，不再重出。
六、著录项目包括序号、篇名、作者、出处四栏。每条目录均按顺序分别编号，上。下编自为起迄，上编序号前加A，下编序号前加B，以资区别。
七、本书著录篇目，尽可能核对原书原刊。如篇名、作者等项内容，原书刊目录与正文不符时，一般以正文为准。
八、凡作者为两人者全录，三人以上者只录第一人，作“XXX等”。
九、按照国内学术界的惯例，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时多署单位名称，而在文末注明执笔者。为了反映实际情况，本书一般署执笔者姓名。在执笔者不详的情况下，署名仍旧。
十、中文论著部分所收录的译文，作者姓名之前均标明其国籍；外文论著部分因按语种编排，一般不再标注作者国籍。
十一、外文论著部分，西方学者凡有中文姓名者，尽量取其中文姓名；但中文论著部分的翻译作品，其作者之译名则据原书刊照录。
十二、日文论著部分，书刊名称等或有涉及“满洲”者，系指由日本关东军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本书均一仍其旧。
十三、出处一项中，如有同名书刊，则于书刊名称之后标注出版地。如：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甘肃）；东方学报（东京）、东方学报（京都）。
十四、书后附录《作者索引》，系接作者姓氏笔画排列，在每位作者姓名之后列出其所有论著的序号，以便检索。
十五、作者用笔名、别号、简称者，以及外国作者译名不统一者，本书均按发表时所署姓名照录，而在《作者索引》中互相参见。如：贾敬颜（参见伯颜）、伯颜（即贾敬颜）；邓广铭（参见邝又铭、宗牧）、邝又铭（即邓广铭）、宗牧（即邓广铭）；傅海波（参见福赫伯）、福赫伯（即傅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