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为民国时期注明史学家，其研究范围广博，成果丰富，且多有开创之功。然因之前其著作大多未刊，相关研究极少，其史学成就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存在被淡化的趋向。本书则认真梳理其成就，以期揭示其对中国史学转型所起的作用，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近代化发 展的进程。
资料丰富，考订精细。作者广泛发掘史料， 包括朱希祖本人已刊与未刊的大量著作，考订各种著作的撰写时间、背景，了解其撰述宗旨，以完整勾勒其史学研究特点，客观评价历史地位及影响。本书结合朱希祖的人生际遇、时代思潮，探讨他在中国史学史、史馆修史、文献整理、方志学、边疆史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爬梳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期完整呈现朱希祖之史学成就。

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汉学家，历任彼得格勒大学助理梵文教授、北京大学梵文与宗教学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并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驻燕京大学的中印研究所所长。他与当时国内外学术界交往甚广，如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伯希和、戴密微等，与国内学者，如陈寅恪、胡适、赵元任、王云五、汤用彤、吴宓等等更是交情深厚，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年谱主要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藏钢和泰往来书信及相关著述编制，绝大多数材料首次公开发表。

アジアを研究対象とする近代日本の人文社会科学は，欧米の東洋学と中国の伝統的学問を強く意識しながら，それらとの交流と対抗のなかで発展していった．その緊張した磁場を体感しつつ，日本とアジア諸地域との双方向的視点と，今日のアジア学につながる長期的視野から，近代日本の東洋学の軌跡を振り返る．

狐狸窗，是日本民间至今流传的一种手诀。当人类遭遇狐狸嫁女、妖怪作魅等怪异现象时，赶紧用八根手指头搭成一个菱形的狐狸窗，置于眼前。透过狐狸窗你就能看见，那些粼粼点点的鬼火，其实是朝圣的狐狸们拿着提灯，列队前往狐狸王国的首都，东京王子稻荷神社。作者十年来，多次往返中国、日本，实地考察、调研日本民俗，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并且寻访珍本善书。因此，名为“勘破狐狸窗”，是回到历史现场，看破被既有历史叙事遮蔽的迷雾，形成一种“祛魅”的视角。书中，作者分梳了“人事”与“书事”两个范畴，在细密寻访中，将它们各自奇妙的经历与发现，呈现给读者。在书中，既有寻访“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也有“饮食中的夏目漱石”；既有“日本早的中国道观实地调查”，也有中国民俗学鼻祖钟敬文留日生活的一览与“日本民俗调查计划”。

蒋维乔自1896年起连续记了60年日记，由于其本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些日记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本书整理了蒋维乔先生1896年至 1914年共19年间的日记(蒋先生1896年至1914年均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并作辑注。日记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所跨时段正值国家翻天覆地之时，也是民族觉醒的开始。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同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记录，并非仅仅是日记主人的个人行为，更是社会觉醒的缩印。从日记中可了解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对读书人的巨大刺激和启蒙作用，记载了一代读书人的社会担当，从而体会到沈雁冰所谓“新出版”的思想源起和时代背景。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原是梁启超1923年夏至1924年春夏间，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之讲义。作者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大问题。其目的“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纵横并立，经纬互持，将清代学术置于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发展中，对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金石学及其他科学等二十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做了整体评述和清晰勾划，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将其启蒙、发展与流变展示在人们面前。
本次整理以最为通行的1936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稿本、清华学校讲义本、《史地学报》刊载本、《东方杂志》刊载本、民志书店第四版单行本、《东方文库续编》本为通校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稿本、南开大学暑期讲义本、辅仁大学铅排本、重庆中华书局重排重校单行本以及《学灯》《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晨报副镌》等报刊所刊载者为参校本，举凡脱、讹、衍、倒者一千数百处，一一校订，使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文本，更为完善。

文獻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記錄；文獻學是人們圍繞文獻展開的科學研究。周秦時期人們在長期的文獻活動中，形成了基本的文獻觀和方法論，文獻學因此萌生並為漢代文獻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文獻學在漢代成為專學，它以周秦遺產為資本、從時代土壤汲取養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學者們的傾心研習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自覺而形成為學術思想理論。漢代文獻學以校讎學、經學、辨偽學為主要學術形式，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多聞闕疑，無征不信”、“崇廣道義，融匯和合”為主要理論內容。漢代文獻學主張積極入世，追求經世致用，並受時代思潮的影響，顯示出與“大一統”、“天人感應”相呼應的思想特徵。漢代文獻學思想的最大時代缺陷，是對政治的屈從。漢代文獻學及其思想確定了中國文獻學的基礎和發展路向，在學術史上具有深遠影響。

该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征引史料千余种，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新版修订历时数载，增补十五万字，几乎每章每节都有增订。
本书以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对清代学术史做了开创性的探讨。首先论述清代学人游幕的演变轨迹，勾画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进而以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标准，选择了徐乾学、李光地、张伯行、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等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从事个案研究，分析了这些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各自的特点、活动与学术成就等。最后探讨学人幕府与学术的交流传播、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和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指出幕府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幕府内宾主与宾僚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和学术争论，以及幕主主持、组织的大型学术工程等，对清代学术的兴盛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由学人游幕这一社会性活动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兴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姚際恆研究論集（專刊11）近八十年來，有關姚際恆學術的研究相當興盛，所研究發表之論文散佈於海內、外各種期刊中，檢閱起來相當不便。林慶彰教授繼編《姚繼恆著作集》之後，又與蔣秋華先生合編此書。全書分學術總論、《古今偽書考》研究、《古文尚書通論》研究、《詩經通論》研究、《儀禮通論》研究、《禮記通論》研究、《春秋通論》研究、《好古堂書目》研究八大類，計收研究姚氏論文四十二篇，另附錄林慶彰教授所編〈姚際恆研究資料彙編〉、〈姚際恆研究年表〉、〈姚際恆研究文獻目錄〉，可謂對研究姚際恆奠定最堅實的文獻基礎。

《喪服鄭氏學》一書共十六卷，五十五萬字，為張聞遠先生最重要之著作，且於先生所刊著述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范希正作《書目答問補正》，即列入此書。張舜徽先生作《鄭學叢著》，亦對此書推崇備至。其書體例，《喪服》每條必列經傳注於卷首，然後全錄賈疏，其後再列諸儒論述，甄別明辨，凡有重大爭論者，再附己見於其末，間或錄《修禮芻議》與《釋服》章節於其中：“其於注也，有申而無破；其於疏也，全錄而不遺；於諸儒之言，發明注誼者甄錄之，與注立異者明辨之；疏亦有誤會注意者，雖錄其說，而必辨其非。其擇之也精，守之也約，可謂治經必守家法者。”
凡聞遠申己見處，必是反復斟酌權衡之結論，精思明辨，令讀者悅服。於喪服學歷史上諸多爭論，皆能有所發明，如對“婦人不杖”、“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為人後之服”、“辟領”、“升數”等，常能解千年未決之懸案，更為清代喪服學之最後定論。叔彥先生曰：“余以為，此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精微廣大，直與鄭注賈疏并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發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亂之漸，有功名教綱常、世道人心至大。”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探讨了《诗经》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发展演变的整体脉络，分析了《诗经》由文学走向经学的政治、文化和学术动因。《诗》原本是先秦时期散文诗歌总陈，在长期的流传中，《诗》由文学转而为经学，丧失了其作为文学的鲜活和灵动，却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春秋时代，“诗”只是作为为赋诗言志、引诗陈词的文学载体出现。到了战国时代，“诗”经过孔子散文整理，被提到了“经”的地位。从文学转向经学，《诗经》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更对东方各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現代中国を深く理解する手掛かりは，近代の中国にある――中国の本質に迫る学習の手引として，備えるべき研究書・工具書・史料を紹介するとともに研究上の留意点について丁寧に解説する。中国研究のみならず，隣接分野の探究を志す学生・大学院生，一般読者に贈る必携の入門書。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社会科学史纲》以“社会科学之过去与前瞻”为命题，对包括史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学科的历史和发展做了简单明了的追溯，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考察，有助于理清近代各种社会科学之相互关系，对于社会研究者有着专门的价值。全书内容丰富，资料广泛，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一本很好的参考用书。

2012年夏、大野城市で始められていた目加田家蔵書の保存・整理作業中に８冊の糸綴じの小冊子が発見された。「北平日記」と楷書でタイトルが書かれた冊子は、家族にもその存在を秘密にしていた北京留学時期(1933年10月～1935年3月)の日記で、一流の学者・文化人との交流が克明に記されていた。
本書はその「北平日記」を翻刻し、詳細な注釈を施したものである。さらに、目加田家のアルバムから当時の写真や資料を配した。

《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此书，乃英年矢逝的天才学者刘铿泉先生 的重要遗著，中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及其他名著之总集。藉以一生所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自博大。以合御分之微旨.
《推十书》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字鉴泉先生(成都双流人)之重要遗著,《推十书》内容涉猎面广且深。包括经、史、子、集、旁及西学。刘先生２０岁开始著述，到３６岁归道山的１６年内，其著作已雕版印刷及石印、排印计３６种。按其自订类目分别编为： 甲、纲旨；乙、知言（子学）；丙、论世（史学）；丁、校雠；戊、文学；己、授徒书；庚、祝史学；辛、杂作；壬、札记。共九类。其它杂著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 《推十书》内容涉猎宽，学术价值高，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校雠、版本、目录、民俗、宗教、方志学、文字学、语言学、佛学、道学的研究均极有建树。尤精于史学，校雠学。上海图书馆编入《中国丛书综录》内《推十书》的子目仅１２种，尚缺５７种。现已影印出版其中的６５种。
1926年—1937年间陆续刊行其著述六十九种，总名《推十书》。
所谓“推十”是刘咸炘先生书斋的名称。兹将《推十书》主要部分分述于下：
总絮纲旨的有《两纪》、《中书》。
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异的有《内书》、《外书》，《左书》知言，如《孟子章类》、《子疏》、《学变图赞》、《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研究诸子学的著作；
《右书》论世，如《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繙史记》、《蜀诵》、《先河录》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的史学著作。
关于校雠目录之学，则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校雠丛录》、《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等，
关于文学的著作，则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言学三举》、《子篇撰要》、《古文要删》，《文篇约品》、《简摩集》、《理文百一录》、《诗评综》、《诗本教》、《诗人表》、《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长短言读》、《词学肄言》、《读曲录》等；
书法专著有《弄翰馀渖》；论说治学门径的著作有《学略》、《浅书》、《书原》、《论学韵语》、《治记绪论》、《治史绪论》等。以上所列书籍，尤其是文学选集，多为排印、油印本，没有刻入《推十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