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aw an unprecedented explos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oodblock-printed books. What can surviving traces of that era's print culture reveal about the makers and consumers of these books? Home and the World addresses this question by carefully examining a wide range of late Ming books, considering them not merely as texts, but as material objects and economic commodities designed, produced, and marketed to stand out in the distinctive book marketplace of the time, and promising high enjoyment and usefulness to readers. Although many of the mass-market commercial imprints studied here might have struck scholar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 as too trivial, lowbrow, or slipshod to merit serious study, they prove to be an invaluable resource,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ir readers'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stage of early modernity and to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s of textual, 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 On a more intimate scale, they tell us about readers' ideals of a fashionable and pleasurable private life. Through studying these works, we come closer to recapturing the trend-conscious, sophisticated, and often subversive ways readers at this important moment in China's history imagined their world and their place within it.

本书是关于锡箔及其生产、流通、消费的历史。 锡箔是将锡片打制成箔，裱褙于纸上而制成，因其色白肖银，人们常将其折叠成元宝形状，用于象征银锭这一特定的货币形态。由于原料与工艺的特殊性，制作锡箔在历史上成为中国部分地区的特色产业，并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迷信运动中被推到历史前台。本书通过探索物质文化史的路径，以锡箔切入江浙地区礼俗消费，对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研。

W.G.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开创性地考察了英格兰景观的古今之变，成为景观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在地方史、英国史及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影响深远，自1955年出版后不断再版。该书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辅以田野考察报告及时人记述，系统地梳理了从公元前2500年到20世纪中期英格兰景观的变化历程，勾勒出了景观形成的清晰线索，说明了人类活动对景观演进的作用。在书中，霍斯金斯表明了自己对前工业时代英格兰如画景观的追忆与缅怀，以及对其现代景观的反思与批评。该书用大量的图像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一、本書以錢玄同編、寧武南桂馨民國二十六年印行《劉申叔先生遺書》（簡稱“南氏本”）爲整理底本。內容排序，今仍其舊，唯加《例言》於卷首，以明整理體例。
二、每書新增《題解》一篇，注明南氏本資料來源。各專著原刊名稱、欄目、署名及出版、發行等情況，及今校對資料出處，並於《題解》中注出；一文重複發表者，一並列出。《左盦外集目錄》於所收各篇下，已詳述其出處，則不注。
三、南氏本《左盦集》中，有與《左盦外集》文同詞異者，或由他書別裁爲篇者，今就所知，於各篇校記中標出，以便參見。
四、本書校記均以頁下注形式，逐一標示。同一篇中錯誤相同，且下文均從改者，於首條校出，並說明之。校記引文，注明名書、卷次或篇目，其原文已引卷次或篇目無訛者，從略。
五、南氏本中，有常見之誤字者，如“應劭”、“劉劭”之“劭”誤作“邵”、“盧辯”誤作“盧辨”、“干氏”誤作“于氏”、“何休”誤作“何修”之類是；又有古籍刻印諸字混用者，如“間”與“閒”，“无”與“旡”，“己”與“已”、“巳”、“戊”與“戌”、“戍”之類是；又有從清諱改字者，如“玄”作“元”、“宏”作“弘”、“丘”作“邱”之類是；又有卦形偶誤者。此四類均較顯然，今徑改，不出校記。
六、南氏本中，其無歧義之或體字，今徑改作通行字，不出校記。如“于”與“於”、“考”與“攷”、“贊”與“賛”、“俞”與“兪”、“喻”與“喩”、“污”與“汚”、“强”與“強”、“蓋”與“葢”、“羣”與“群”之類是也。其正體與俗體字並存、古字與今字混用者，如“創”與“剏”、“叚”與“假”、“訛”與“譌”、“脫”與“捝”、“實”與“寔”、“从”與“從”、“汙”與“污”、“灾”與“災”、“据”與“據”之類；字可通假，如“日曆”之“曆”作“暦”、“厤”之類，則仍其舊，不作統一處理。蓋劉師培晚期喜用古字，與前期不同。據其用字之異，亦可考知其寫作年代也。
七、《賈子新書補釋》原刊於《國粹學報》，南氏本以其有“就《國粹》本而刪定者。鄭君因刪定之本先已成，謂此初本可以不印，故未收入”。今以其有考學術演變之跡，乃爲收入，以附《賈子新書斠補》之後。
八、各篇有其他版本可資參校者，如雜志發表者，或有原印本者，逐一覆校。其原刊錯誤而南氏本已校改者，不出校記；原刊不誤而南氏本誤植者，注明出處及改乙情形。如《逸周書補釋》“囗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南氏本“勤”誤作“勒”，《國粹學報》本作“勤”，今從《國粹學報》本改，並作校記。又如《白虎通義斠補》附《白虎通義闕文訂補·宮室》“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之下“闕”字，南氏本據行末，另行題“雜錄”篇名，再下行另面作“者何闕疑也”，又另行爲“案《水經注》”云云，其後又另行接“案此篇莊輯各條”云云。鄭裕孚《闕文補訂校勘記》云：“末‘闕’字衍。”又云：“‘者何闕疑也’，‘者’上捝‘闕’字。”然據《國粹學報》本作“闕者何？闕疑也”，且與“門必有闕”云云共爲一條，另行接“案《水經注》”云云；“雜錄”爲篇名，單行置於“案此篇莊輯各條”前。蓋南氏本排版錯行耳，今據《國粹學報》本改正。其所云“鈔本”，校者未見，無以爲證，則闕如。
九、有今人新校本可資參考者，一並說明。如《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殷孟倫先生《子雲鄉人类稿》有《校讀偶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裏的錯字》一篇，可資校刊；《論文雜記》有舒蕪整理本，《攘書》有李妙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校本，《經學敎科書》有陳居淵整理本是也。然於文字、句讀、章節，仍有改正，非全依新校本也。
十、南氏本排印格式參差不一，如校注之文，有原文單行、校文另行、自注雙行者，如《周書補正》是也；亦有原文、校文同爲單行，其中空兩格者，如《管子斠補》是也。今一律以原文單行、校文另行低兩格、雙行小注改變字號的方式處理。其無章節記號者，加編序號，以便引用，且于《題解》中說明，如《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之類是。書中表格之續表，以加注表頭者爲常例，以便閱讀；其行數較少者，則從略。
十一、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其引《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引《魏書·禮志》簡稱“魏志”之類，今標點作《漢·志》、《魏·志》；其引《三國志·魏書》而簡稱“魏志”者，則標點作《魏志》，以示區別。其引《文選》，往往連舉作者及篇名，今標點時，于“文選”下加間隔號，篇名則不加單書名號，如《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之類是也。其引書，每于篇名下加“篇”字，今標點時連同“篇”字入書名號內，如《論語·憲問篇》、《書·湯誥篇》之類是也。“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均指書中一篇而言，今標點並作《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論韻之書。其韻部各名，均加書名號。
十二、所有引文，原刊指明版本者，以其指明之版本校；有雖未明指版本，仍可尋出其版本者，如《說文》多用段注本、《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引文多用類書等，其文字有出入者，仍其舊而不輕改。其版本確不可明者，則以今通行本校。全引之文確屬訛字者，據今本改，並出校記。如《禮經舊說》卷十一：“至元康八年，丞相相等奏”，查《漢書·韋玄成傳》，事在“元康元年”，非八年；《左盦外集》卷七《憲法解》引汪中《釋闕》“闢其南爲門”，南氏本誤“門”爲“文”。今改正文，並出校記。節引之文有異字，其無關原意者不改，不作校記；其有關論旨且與通行本異者，逐一出校記。所引書名、篇名、人名、地名偶誤者，亦據通行之本徑改，並出校記。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引《釋名·釋地》“周制：九夫爲井，其形似井字”云云，“釋地”乃“釋州國”之訛，今改原文並出校記。又如《周禮》“載師”誤作“戴師”、《左盦外集》卷九《孔學眞論》引龔自珍《古史鈎沈論》誤作“古史解鈎沈論”、《王學釋疑》引王陽明《與辰中諸生書》誤作“與甲辰諸生書”之類是也。
十三、作者句讀有明文而異於今通行本，其關涉原文解說者，從其句讀，不依今通行本，如群書校釋類各句讀是也。又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六《遂人職》，《十三經注疏》本句讀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而劉氏此《疏》旣稱“凡治野者”，又稱“云‘以下劑致甿’者”，則其句讀當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今從劉氏句讀。南氏本編者所加句讀而誤者，依文意重爲句讀，如《周禮古注集疏》各卷是也。其無明文者，從今通行句讀。
十四、作者行文之辭有明顯錯誤，且今可確信其誤者，改其正文，且于校記中說明原字及改字。如《古政原論·古代田制論》：“檯來耑也。字更作鈶”，其誤而不可讀。查《說文·木部》“枱”字下云：“耒耑木也。”今據之改正文爲“枱耒耑也。字更作鈶”，且于校記中注明：“‘枱耒耑’，南氏本誤作‘檯來耑’。《說文·木部》：‘枱，耒耑木也。’今據改。”又如，《荀子斠補》卷四“有務而拘領者矣”條自注：“《學上禮篇》作‘无卷領’。”“學”字不可通。考《文子·上禮篇》引《老子》云：“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即此引文也。蓋“文子”訛作“斈”，又誤改作“學”也。今據引文改，且出校記。或知其有誤而苦無確證者，則不輕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說明疑某爲某之誤。如《古政原論·古代封建論》有“大彭國，今徐國。”然劉師培在清末時，已無“徐國”之說，考其地爲今江蘇徐州，因無特別書證，故不改原文，僅出校記云“‘今徐國’，不可通，疑爲‘今徐州’”。又如《中國歷史敎科書》第一冊原本二十五頁B八行與上下文意不屬，實爲第五十五頁A面第十行錯簡而重出者。今無版本依據，未敢輕刪原文，僅於校記中說明。再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疏》云：“云鄕共吉凶禮樂之器者，同弓大玉卽說鄕制云：‘立君子以脩禮樂。’”“同弓大玉卽”，語不可通。據引文“立君子以脩禮樂”，乃《逸周書·大聚解》之文，則“同”卽“周”字形近而訛，“弓”乃“书”字形近而訛，“玉”乃“聚”音近而訛，“卽”乃“解”字行書訛字。因無他證，亦未敢輕改，而出校記以誌疑。
十五、作者解釋有誤而非僅誤字者，一仍其舊，而僅出校語以誌疑。如《古政原始論·田制原始論》有云：“焚訓燒田。”自注：“《說文》‘焚’字下云：‘焚，燒田也。從火、林。’字亦從‘焚’，作‘棥’。”然《說文》無“焚”字而有“燓”字，其誤一也。“焚”字從火、從林，其說雖當，然無所據，其誤二也。《說文》釋“燓”云：“燒田也。從火、棥，棥亦聲。”而此謂“字亦從‘林’，作‘棥’”則誤也。據文意，當作“字亦從‘棥’，作‘燓’。”其誤三也。意者，劉師培以爲《說文》有“焚”字，且“燓”爲“焚”字之別體也。因涉及其論述本旨，故校勘時未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誌所疑而已。
十六、南氏本卷首或列該書目錄，或目錄下又有解說之文字。其目錄有解說文字者，今予保留；其唯列目錄而並無解說者，則刪除目錄。全書今另編目錄，以便檢索。
十七、南氏本每冊下均有“儀徵劉師培申叔”題名一行，今均不保留。
十八、全書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
十九、南氏本附有鄭裕孚先生《劉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所校爲《白虎通義斠補》、《晏子春秋逸文輯補》、《白虎通義闕文補訂》、《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白虎通義源流考》、《老子斠補》、《周書補正》、《墨子拾補》、《周書略說》、《春秋繁露斠補》、《晏子春秋校補》、《楊子法言校補》計十二種，另有附於各書之後者。今並分錄於各條之下，並于校記中說明。
二十、劉氏行文，每有互見之例，有稱“見某期某文”者，有稱“別有考”者。今就所知，略加說明，以爲互考之便。其所不知，闕如也。
二十一、南氏本編纂時，承擔校對諸人校正訛誤，貢獻良多。今編爲《南氏本校對者表》，作爲附錄，以示景仰之忱。
二十一、覆校南氏本所引各書，今編爲《儀徵劉申叔遺書引書舉要》，略舉卷數、撰者及通行版本，以爲附錄。舉要而已，非求其備也。

《行业神崇拜 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以中国行业神崇拜为研究对象，对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及调查采访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考辨和理论概括，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行业从业者所奉诸神的基本面貌及从业者造神的心理、方法和文化底蕴，阐明了与行业神崇拜有关的中国民间信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许多特点和规律。

本书是法国四卷本图文并茂的重头图书，是迄今为止法国最完善、最权威的文化史著作，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全书由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16、17世纪）、启蒙与自由（18、l9世纪）和大众时代（20世纪）四卷构成。

今天世界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用筷子进餐。大约7世纪以来筷子在亚洲地区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一种独特饮食习惯的产生。因此有学者指出，依照取食方式的特点，亚洲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筷子文化圈”，它同时与儒家文化产生和影响范围相一致。历史上，筷子的地位和使用，随着北方面食的出现和普及、南方消费大米的增加、茶点的流行以及合食制的产生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与之相关的礼仪规范也逐渐形成。筷子还被赋予了美好的爱情意义和道德价值，而不同材质的筷子也有独特的内涵。随着现代消费主义的流行，一次性筷子风靡全球，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引发了环保问题。

童寯先生是我国当代建筑学家、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先生一生辛勤劳作，不仅成为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而且学术著作涉及建筑学的各个领域，广为流传。先生既是中国古典园林研究、西方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又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开拓者之一。先生治学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证，不囿成见。先生文风时而典雅工整，时而诙谐成趣，中文、英文，文采俱佳。本卷编入已正式出版或已成稿的专著和文章，以写作年代为序编排。

在畲族的历史记忆中，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祖居地的传说广泛流传着。得益于学界近年来对畲族文书的大量搜集，本书得以在广泛收集和整理畲族家族文书的基础上，对畲族的祖居地与迁徙进行研究，厘清畲族由闽、粤、赣交界地区最终迁往福建东部沿海地区聚居的历史进程。

《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收录了当代较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三十年间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些从未出版过的重要论文。在本书中，格尔茨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聪明睿智的头脑评论了马林诺夫斯基、甘地、福柯等重要人物，以及伊斯兰、全球化、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失败等主题。

作者一直对佛教中国化的课题深感兴趣。我们知道在长久的历史中有许多的外来的宗教被传入中国，但是却只有佛教成功地在中国生根，变成了中国的佛教。并且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传统融合，从而“三教合一”乃成为中国宗教的一大特色。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的化身，在印度、东南亚等地，亦是象征神圣王权的男性神祇；然而在中国，“他”却变成了“她”，成为循声救苦的“慈悲女神”，并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与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生活与信仰。
于君方教授投注十多年的心血，以结合文化、艺术、社会、历史等跨学科领域的创新研究方法，探讨观音经历此戏剧性演变的原因与过程。除了佛经之外，本书将感应录、朝圣故事、寺志与山志、民间文学、田野调查，以及反映观音形象变化的艺术造型等全面纳入讨论范围，是深入研究观音信仰的突破性著作。

除“代序”（费孝通）、“序言”、“参考书目”、“注释”、“后记”外，正文计９章、２９２页。全书共２６万字。
本书是已故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１９２７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译本由傅愫斐等译、应琳等校。据作者自述，该书“不拟探讨心理学方面的种族态度，只想表明非犹太教美国白人在种种人类关系领域里如何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序言”）。为此，书中专门探讨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及其比较，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根据反对的程度，依次是黑人、东方人和犹太人。本书还提出了一些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建议。

本书分为论考和资料两篇，研究了全真教的开祖王重阳和他的弟子二祖马丹阳的生涯和教说，研究了道教教派全真教。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丽贝卡·索尔尼
2013 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2010 年被 Utne Reader 杂志评为
25 位改变世界的梦想家之一
2004 年与乔布斯等人荣获《连线》杂志Rave 大奖
◆当你把自己交给大地，大地自然会把你交还给自己。
◆我只有走路时才能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运思。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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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走路的历史。
◆在作者索尔尼的笔下，走路不再是平日里再寻常不过的移动方式，而是一种探索，一种仪式，一种沉思。
◆双足直立行走为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古往今来的城市变迁与走路有着怎样的关系？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行者”与那些酷爱漫步、健行的文人学者们又为何沉迷于走路这一如此质朴的行为呢？
◆当行走将我们的身心和世界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一切的问题便都找到了答案。索尔尼以其丰富广博的学识、优雅洗练的笔触，为我们编织了一部关于走路的独特历史，引领我们漫步于哲学、历史、文学、建筑学、社会思考等人类智慧之林，使我们沉醉于这一亘古不变的行为所带来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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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和它的历史，索尔尼把更多的篇幅花在大自然中的漫游。相比起都会的逛街，荒野漫游好像更有灵性。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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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看《走路的历史》，你大概不知道走路、散步有这么大的学问。
——蔡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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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细细读，慢慢走，倾听内在心灵的声音，感觉周遭环境的脉动。
——韩良忆

Popular opera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ere a major part of daily entertainment, and were also important for transmitting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Chinese operas went through significant changes. During the first four decades of the 1900s, led by Xin Wutai (New Stage) of Shanghai and Yisushe of Xi’an, theaters all over China experimented with both stage and scripts to present bold new plays centering on social reform. Operas becam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is trend toward “politicization” was to become the most dominant theme of Chinese opera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70s, when ideology-laden political plays reflected a radical revolutionary agenda.
Drawing upon a rich array of primary sources,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reformed operas staged in Shanghai and Xi’an. By presenting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both traditional/imperial China and revolutionary/Communist China, it reveal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modern” operatic experiences and the changing features of Chinese operas throughout the past five centuries. Although the different genres of opera were watched by audien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foundations for opera’s omnipresence completely changed over time.

独家收录59幅1597年原版全彩插画，珍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朱丽叶为了逃婚服下颠茄，假装死去，她躺在家族墓地里，既怕听到曼德拉草叫声凄厉，又憧憬着罗密欧前来，却不曾想他命丧于乌头草；奥菲利娅借用芸香和紫罗兰，祭奠被情人哈姆莱特误杀的父亲，她用毛茛、荨麻、雏菊和红门兰编织成花环，最终与它一同殒命于水中……在莎士比亚笔下，“石块的冥顽，草木的无知，都含着玄妙的造化生机。莫看那蠢蠢的恶木莠蔓，对世间都有它特殊贡献”。
本书精选莎翁剧作中49种植物，从文学、历史、园艺、烹饪、医学、民俗、语言等多角度写小传，描绘出一幅生动的莎士比亚式花园图景。

《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变革记》内容简介：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样——也从未有人像托马斯•霍文那样对它进行管理，进行变革：从“诱捕”重要的捐赠人，到跨越国界偷运古代珍宝；从与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古董商达成秘密协议，到与对手周旋；从举办“图坦卡蒙王”等大展，到赢得委拉斯开兹的惊世杰作。在担任馆长的10年间，霍文使大都会博物馆从睡梦中惊醒，将其转变成美国最有活力的文化机构。

《博物馆变迁》是一部探寻博物馆发展脉络和 使命的综合性、通论性著作，对博物馆的历史和功能进行了宏大的叙事和阐释，展现了自18世纪以来六大类博物馆的动态发展史，剖析了博物馆行业的五大功能，史论丰富，案例详实，蕴蓄极富。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其每章最后的“挑战”部分，收录了围绕该章主题提出的开放性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关乎博物馆的现在和未来，反映出博物馆在变化环境中需思考和做出的变革。它们当中很多都还没有或刚刚引起学术关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势必会拓宽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