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献出土于吐鲁番盆地内的石窟、寺庙、墓葬等遗址，时代跨度长，对研究中古时期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所谓“散录”，是指相对于已经集中刊布的大宗藏品、零散收藏于世界各地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残卷，包括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东亚艺术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四天王寺岀口常顺氏、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等散藏的非佛教文献，与本书所收文书可以直接缀合的大谷文书也予收录。本书将这些一般人难以见到的文献汇为一编，便于学者研究使用。
本书共收录372件文书（属同一写本的若干残片计一件），分为上下编。上编为“典籍”，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并考虑到吐鲁番文书的特殊性，经部下单列小学类，道教文献、摩尼教文献、佛教写经题记三类也归入“典籍”。下编为“文书”，以年代为序，收入所有公私文书。
每件文书，参考前人成果拟题，并做解题、校录、标点等工作，以期为读者提供可靠的文本。本书还附有部分表示缀合情况和获得版权的新旧照片，共计六十余幅。书后有本书所收文书的按编号排序的索引。

《吕留良文集》二十卷，其中《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补遗》八卷，清吕留良撰，俞国林点校。明清之际，多有反思王阳明心学而推尊朱子之学者，吕留良即为当时朱子学说的鼓吹者。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以及陈亮等事功之学。吕氏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汇辑成《四书讲义》出版；而文集后虽有刻本，但大都不全。作为易代之际的理学家，吕氏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重节义、反功利，此即朱子理学之精髓。戴名世云：“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可见吕氏著作之风行海内，且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所以说，吕留良的著作，对清初朱子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乾隆一朝，曾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面禁毁，以致流传极稀。所以对吕留良著作的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此次《吕留良文集》的整理，以雍正三年吕为景辑刻《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为底本，以《吕晚村文集》（御儿吕氏钞本）、《吕晚村先生古文》（康熙五十九年孙学颜刻本）、《妙山精舍集》（张谦宜钞本）等书并其馀散篇文字，汇编成补遗八卷，并略做考辨。末附生平资料、序跋资料、友朋书信、年谱简编，以供读者参考。

錢惟演（九七七—一〇三四），字希聖，五代吳越國武肅王錢鏐（八五二—九二三）曾孫、忠懿王錢俶（九二七—九八七）第七子。作爲納土歸宋的吳越國王室後裔，他的人生道路可謂十分順暢，甚至一度貴爲宰輔。雖然期間也有失意，但卻成就了他以西昆體爲名在文學方面的貢獻，并因判河南府時獎掖後進而獲得後世美稱。關於錢惟演的文學成就，池澤滋子女史在其《吳越錢氏文人群體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五章《錢惟演》中有很詳盡的論述，書後還附有《錢惟演年譜》。對錢惟演的綜合研究，則有馬天寶的《北宋吳越錢氏後裔——錢惟演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二〇一一年）予以研究。其他涉及到錢惟演的論文亦有數篇。然而，對於錢惟演的詩文，由於並無別集流傳後世，則至今散佚各處。雖然有《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輯其詩二卷（卷九四、九五），《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輯其文十數篇，阮廷焯（一九三六—一九九三）《錢惟演金坡遺事輯》（刊《大陸雜誌》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七年）輯其筆記《金坡遺事》二十四條，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輯考》（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輯得四十六條佚文。但依舊查閱不便。筆者遂不惴淺陋，希圖在前人工作上進一步匯集錢惟演詩文，整理出一冊詳實的《錢惟演集》。
此次整理，錢惟演的詩文，各依《全宋詩》、《全宋文》所提供的原始出處進行校對，并加入整理者新發現的佚文和存目文。其中，詩詞整理爲卷一、卷二，前者歸類錢惟演西崑體詩，後者歸類錢惟演其他詩詞。文章整理爲卷三、卷四，前者歸類錢惟演表奏制書，後者歸類錢惟演其他文體。錢惟演的雜著，則在王河、真理輯本和阮廷焯輯本的基礎上，依據兩者所提供的原始出處進行校對，并加入整理者新發現的佚文。其中，《金坡遺事》依據兩種輯本所輯整理爲卷五、卷六，以分上、下，并刪去兩者誤輯條目。整理者新得佚文，彙編爲補遺，作爲卷七，并附晁迥《別書金坡遺事》三則。錢惟演的其他雜著，爲筆者初次整理，匯集爲卷八。
另外，爲了便於對錢惟演有更全面的認識。本書有兩種附錄：
附一，《錢惟演年譜新編》。池澤滋子已有《錢惟演年譜》，然頗簡略，且有失誤，今在整理錢惟演詩文、雜著的基礎上，進一步整理成包含錢惟演生卒年限內吳越錢氏其他成員動向的《錢惟演年譜新編》，以見吳越錢氏在入宋後的家族生存狀況。特別是前半部分關於錢俶父子屢次進貢的記載，筆者大量徵引了在編撰過程中編入了錢惟演《秦王貢奉錄》的《吳越備史•補遺》，庶幾保存已無法復原的《秦王貢奉錄》之內容。
附二，《吳越國、兩宋時期吳越錢氏藝文考簡編》。關於錢惟演的著述，張興武《五代藝文考》（巴蜀書社，二〇〇三年）有零散考證，池澤氏《吳越錢氏文人群體研究》曾據《宋史•藝文志》進行了歸納（頁一八五），李最欣《錢氏吳越國文獻和文學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吳越國藝文志考索》亦有整理，馬天寶在其論文中也製有《錢惟演一生的著述》一表。今根據前人成果，進一步整理爲《吳越國、兩宋時期錢氏藝文考簡編》，以見吳越錢氏文風之盛。
附三：《錢惟演相關傳記、軼聞》。主要收錄《隆平集》、《東都事略》、《宋史》中記述錢惟演的傳記，以及見於其他宋人著述的錢惟演軼聞，且無法確定詳細年月編入年譜者。
最後，本書所引用到的古籍版本及今人著述出處，皆匯集爲參考文獻，以供方家參閱。若有因整理者水平不足之處，以致訛誤者，敬請參考原始出處。

近代中國由於社會局勢之丕變，學術發展亦因之新變。此一時期，新學之興起自不待言，即使淵源深長之傳統學術，固然仍以强大的生命力、循自身固有之邏輯持續發展，但受其時社會變革之影響，無論是研究方法、研究理路，抑或是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均不可避免地出現新的變化、新的拓展。當此大變動之世，多元風氣的激盪，催生了大量卓有建樹的學術名家；他們的許多著作，近百年來光耀學林、堪稱經典，時至今日，仍有難以超越者，值得當今學界深入研究。然近代學人之著作，即使此前已有刊本行世，因年代久遠、存世無多，今天查閲已頗爲不易；部分著作雖不乏整理本行世，然與原作真貌終有距離；況且尚有不少未曾刊行之稿本、抄本深藏公私藏家之手，既鮮爲學界所知，遑論爲學人所用？有鑒於此，我社在有關專家學者的指導下，蒐集學術影響深遠、學術價值重大之近代學人著作，輯爲‘近代學術集林’叢書，絡續影印出版。作品之遴選，首重未刊之稿本、抄本，次擇校勘精善之刻本，少量兼及稀見之石印本或鉛印本，以冀展現某一學者著作之原貌、全貌。此《張爾田著作集》即爲其中之一種。

“凡朝野掌故，秘闻轶事，以及诗文评骘，名物考据，莫不兼收博取，巨细靡遗。”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神农本草经〉研究》一书侧重于文化学、药性理论、辑复文献的研究，在众多《神农本草经》研究著作中独具特色。不仅揭示了《神农本草经》的学术思想内涵，更重要的是深刻阐述了《神农本草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填补可《神农本草经》研究的空白。对中医临床、中药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步天歌以三垣二十八宿為主體，共三十一區（從角宿至軫宿，然後為太微、紫微與天市垣），介紹每區包含星官（共283個）、描述恆星數目（共1645顆）與其位置。歌詞以七言壓韻詩歌形式編撰，全篇373句共2611字，簡潔通俗，朗朗上口，容易記誦，《通志‧天文略》中稱譽為「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豐或約，無餘無失」（意即每句之中生動描述，彷彿讀後已有星點之形象，每句吟誦後仰天觀賞星象，星宿的星數有多有少，但歌中與實際看到的星數能一一對應，沒有多也沒有少），成為初學觀天認星的必誦口訣。
而步天歌中對當時流傳甚廣的「三家星」（即石氏、甘氏、巫咸氏星官）體系因顧及詩歌的簡明為前提，只選擇性以部份標注（石氏以黑點、甘氏以小黑圈、巫咸氏以黃點），也是一大特色。因此自宋朝以後為欽天監或占星家研究引述之範本。

在多次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对欧美、日本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的考察报告，按收藏单位介绍各国的收集、收藏、研究情况。（《敦敦煌学十八讲》后附参考文献解说）

1637-1638年，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与数位中国士人在山西绛州（今新绛县）合作著译《修身西学》，完整呈現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伦理学的概念与理论系統，代表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中国的首次系统译介，早于晚清西方伦理学的东渐二百余年。本书由两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的六篇研究论文中，三位学者主要考察《修身西学》的作者于成书过程，其与两个拉丁文底本之间的关联，以及由其构成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第二部分通过校注的形式，全面细致地展現《修身西学》的核心概念与论述的西方思想来源，并比较其与中国伦理思想之间的异同之处。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全2册，收入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其他旅日华人与日本文人之间的笔谈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为研究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参考。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 》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收入《大河内文书》《宫岛文书》《芝山一笑》等重要日本文献资料中的内容。
囊括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是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日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规》
1877年1月15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i日本国钦差大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1877年12月，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抵达日本。
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这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这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视界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
参加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如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还有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如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等人、游历日本之文人王韬、李筱圃等；
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本书所收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以版本的不同，把《大般涅盘经》的异文分为两部分来谈：一是敦煌写本中的异文，这类异文主要是文字学意义上的，主要研究其类型、成因及意义；二是传世刻本中的异文，这类异文主要是校勘学意义上的，主要以《大正藏》为材料，通过调查和比勘南北两本《大般涅盘经》之间的异文，考察南、北本《大般涅盘经》在语言上的差异。

格致汇编是晚清最早的自然科学杂志，由传教士傅兰雅主编，该期刊在当时影响很大，直至二十世纪初仍然不断翻印，对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挥了很大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古旧书店曾经影印，已经很难找到。目前国内研究该杂志的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认为南京古旧书店影印的非最好版本，所选底本多为后期印本，而且对原期刊广告等有删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图书馆藏有着名数学史专家李俨先生藏本，该藏本为较早印本，而且比较全，此次重新影印出版，以飨学界。

本書所謂「晚明」，斷自1583年利瑪竇抵達廣東，止於1647年衛匡國於南明永曆朝譯《逑友篇》。所選《交友論》、《聖若撒法始末》、《況義》、《天主聖教聖人行實》、《達道紀言》、《聖夢歌》與《輕世金書》等十七個文本，文學性強，天主教的色彩亦重， 乃典型的宗教文學，在中國翻譯史上皆具開山之功。所選諸作包括歐洲上古與中古最重要的聖傳，也有歐洲聖歌集、格言集、小品集與修辭學專集，更有歐人的勸學篇與散體敘事性虛構，無一又非屬當世奇書。希臘與羅馬時代的歐洲詩人與名哲名王亦側身其間，包括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亞歷山大與凱撒大帝等人；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代的名家亦有其人。他們搖身一變，在天主教耶穌會譯者筆下變成明末西方道德與宗教的代言人。本書集腋成裘，一一重現上述譯作的晚明原貌，並比對可得之原文，由專家詳說細剖，將中國翻譯史上這為人遺忘的一章招喚回來，使之以箋注本的形式再現於中文讀者眼前。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7册)(精)》内容简介：西藏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组成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汉藏载籍，史不绝书，不容争辩。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有效主权管辖。公元十三世纪的元王朝，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赋予萨迦系统治西藏地方的权力，并建立了相应的施政制度。十四世纪后期开国的明王朝，承袭元朝治理西藏的体制并实行“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的政策，同样行使了主权。公元十七世纪以后，清王朝在西藏设治派官，册封政教领袖，制定地方法规，强化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中央政府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具体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体制的成文法。终清一代，《章程》的基本原则西藏地方政府信守不渝。
清朝后期，中国国势衰弱，英国两次武装侵入西藏，中国政府被迫签订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

「五経」の名で総称される儒教の古典は、もともと一つ一つが個別に生成した典籍だった。それらがいつごろから、中国人の精神生活の規範となる経書として、いかに体系的に組織され、そのために誰がいかなる役割を果たしたか。この大きな課題を解き明かすために、著者は巨視と微視の二つの視点を駆使しながら、縦横の論を展開している。読者をして中国文明史の核心に迫る壮図を感ぜしめずにはおかないだろう。——興膳宏

《渡海方程辑注（繁体版）》辑录的汉文古籍至1912年前止。所录古籍内容均加标点。凡原著或旧编者的注文用（）表示；本次编辑新加的标注用[]表示。针路往来国家、地区的名称均用古代的称谓或自然地理名称，不涉及现代国家的疆域。上编针路主要地名集中注释，以拼音为序，附于该编之后。对全书所辑内容中有关的专业词汇、历史人事及文字校勘等，以脚注的形式作必要解释。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進行合作進行「荷蘭時期大員(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城總督書信整理翻譯」計畫，將十七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VOC)檔案中，來臺十三任長官呈報給巴達維亞城總督之書信進行抄寫、整理與中文譯註，本書所整理、譯註之內容即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第三任長官彼得.納茨於1627-1629年間之書信檔案。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進行合作進行「荷蘭時期大員(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城總督書信整理翻譯」計畫，將十七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檔案中，來臺十三任長官呈報給巴達維亞城總督之書信進行抄寫、整理與中文譯註，本書為司令官雷爾松及第一、二任臺灣長官於西元1622-1626年間之書信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