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的语料收录范围涉及吐鲁番出土文书、砖志等，同时也包括一些在新疆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文书，语料参照对象主要根据文书原件或原件图版，在前贤时彦识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重新核对、校勘。

此书系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1942-1947年间所撰日记，分居湘编、入陇编两部分，约20万字，内容涵盖读书、教学、研究、学术交往、生活等方面。其中很多篇章已具学术论文雏形，常为其后出专著所引用，对于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成长轨迹具有重要意义，所记学人交往事迹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此外，日记笔力遒劲，书写流畅，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和震撼力。

胡嗣瑗《直庐日记》原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后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但在该影印版前言中，误将“直庐”视为胡氏的书斋号。实则所谓“直庐日记”，即胡氏在天津办事处的值班日记。清代，“直庐”有如徐珂《清稗类钞》“南书房旧直庐”条所言，是翰林入直之所。而且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因着所谓“胡大军机”的称呼及其担任的职务，天津办事处也被视作小朝廷的军机直庐。而据现在所见溥仪的日记，虽有“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日记存篇”的篇目，但只有1926年和1928年的部分。而《直庐日记》起自1931年2月17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止于同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二日），时值胡嗣瑗随从溥仪居住天津最后时期。其中详细保留了小朝廷的办事记录，可谓溥仪在天津最后时期的实录。

《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圖録》凝聚了我国古籍鉴定专家吴賢先生数十年的心血。　　　　《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圖録》，系吴希賢先生在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工作期间，历时十数年，从亲手整理的二百三十多万册古籍中，精心挑选出世所罕见的历代珍稀版本，将其中特点突出、有代表性的书页加以复印，并保存至今。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物质条件下实属不易。由此可见老先生慧眼独具的鉴定古籍版本的专业水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以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浩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加上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许多珍稀古籍了经失传，有些也只是有著録而见不到原书了。即便现在存于世的珍善本，也属凤毛麟角，被收藏者珍而藏上，不轻易示人。世人若要一饱眼福，識得原刻本的廬山真面目，已是一种奢求了。大多数古籍版本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籍版本，只能从相磁文献著録的字里行间和为数不多的圖録资料中去寻求。

陈乃乾（1896.9—1971.2），浙江海宁人，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陈氏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与古籍流布数十年，先后任职上海进步书店、大东书局、上海市通志馆、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处，编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清代学术丛书》等；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室名别号索引》、《清代碑文通检》等。陈乃乾在出版、学术两界地位尊崇，组织过多种重要文献的出版，且交往极为广泛，从业一生，所经所见，殆非同时之人能及。其日记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可想而知。近人感时伤事，借笔墨抒胸臆，往往形诸日记，连篇累牍，不能自休；陈乃乾日记与此颇异，言简意赅，每日多不过数百字，而富有价值：如访书经历、掌故见闻、版本考订、编纂工作、人物交往……乃至一时物价，甚或偶闻验方，一一形诸笔墨，直截明快，便于学者读用。鉴于陈乃乾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今予出版，以飨读者。

四百年前的毛氏汲古閣，不僅因雕版印書享譽當時，亦因文化傳播的功績而名垂後世並影響至今，然對其業績系統探究整理仍很欠缺。對汲古閣來說，盡管刻書、藏書、題跋均有專書載錄，當代某一專項的研究、考證亦有專著等，但在資料的搜輯運用、版本鑒定、數量統計諸方面，都存在一些不甚準確、完整之處，亦缺乏對汲古閣整體的認知。本書信而有征，主要包括汲古閣刻本、鈔本、藏本及相關書跋題評四部分，另有毛晉師友撰寫的毛晉小傳、墓誌，末附漫話一篇及簡目。
《汲古閣匯紀》對汲古閣藏書、刻書、題跋等均有研究考證，在資料的搜集運用、版本鑒定、數量統計等方面彌補了過去既有研究的不足之處，內容更加準確、完整，有利於對汲古閣做出全面的、整體的認識和研究，對於深入研究其出版宗旨、出版特點及對社會文化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對於深入研究其藏書宗旨、藏書特色及對其出版事業所起的推動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宋以前医籍考(上下)》为前满洲医科大学东亚醫学研究所研究业绩之一部分。先是，民国十五六年间，生理学教授黑田源次先生兼该所主任时，主张研究中国醫学，必先剖析醫籍之渊源，考察其传承变易，以究明其书籍之真价，否则未足以为信据也。因嘱预科汉学讲师日名静一先生，搜集资料。日名先生乃竭力搜寻，凡耳目之所及者，自历代史志而下，以至明清民国，兼及日本诸家书录，凡三百敷十家，于二三年间，所获资料累积如山。及民国十九年，余白药理学教室转来研究所，至是该所始有专任研究员。因承两先生之委嘱，将日名先生所集资料整理分类、略为条目，作成目录，颜曰《宋代医书目内容一览》，付之油印，以公诸世之同好者。嗣后余舆两先生随时会合，三人鼎坐，就数据之取舍、疑义之释明，互相论议，反复推敲。如斯者历敷载。至二十五年八月，先取其“内经”及“运气”二门，汇为第一辑，始付诸铅印。二十八年四月，刊“难经”及“脉经”二门，为第二辑。二十九年四月，刊“五藏”及“缄灸”二门，为第三辑。三十三年十二月，刊“女科”一门，为第四辑。共印三百部，其中二百部未加装订，拟俟全本完成后，合装一册而行世。其余一百部，每于印成即行装订，盖欲实时颁布于同好也。然除第一辑而外，其传布未宏，故世罕有知此书者。

蒋礼鸿教授（1916-1995），浙江嘉兴人。毕业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之江大学）国文系。留校任助教。后在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1978年任教授。论著有《敦煌词校议》、《读变枝谈》、《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还著有《商君书锥指》、《义府续貂》、《怀任斋文集》等。
《将礼鸿集》编委会由原杭州大学蒋礼鸿先生的同事、弟子及家属组成。成员有吴熊和、肖瑞峰、祝鸿熹、黄金贵、陵堅、颜洽茂、俞忠鑫、方一新、黄征、任平、并由蒋礼鸿先生的夫人盛静霞教授给予指导。
《蒋礼鸿集》收录蒋礼鸿先生所撰各种专著、论文及诗词。编排次序：先专著，次论文，次诗词及附录。论文则以已发表，尚水发表，及未完成者为先后。已出专著凡误排字句均已改正。

《日本汉籍图录》序
这是一部《日本汉籍图录》，是我和卞东波兄合作研究日本汉籍的成果之一。
古籍图录是各种图录中的一种，其功能在于揭示重要的有文物、文献价值的善本书，使图书馆内最好的精华之本能够得到彰显、披露。这些善本书都是数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搜集才得以保存，平时，读者很难一睹善本之庐山真面，有了图录，即能略窥大概。此外，图录也可以作为版本鉴定的参考。
各种图录的专业性都很强，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利器，以古籍版本图录来说，这些年所见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收录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所藏珍贵善本，如《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再一种是收录各省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的图录，如《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另一种是私人收藏家编成的图录，如《书香人淡自庄严——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图录》、《西谛藏书善本图录》。第三种是通代或断代的版本图录，如《中国版刻图录》、《明代版本图录》等。最后一类为专题版本图录，如《中国活字本图录》、《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等。各种图录收录的刻本多为宋、元、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也包括历代的抄本、稿本、校本、版画、套印本、活字本，以及馆藏的比较难得的尺牍、碑帖，乃至旧报纸、旧期刊。
中国最早的书影式图录，是清末学人杨守敬编的《留真谱》，他于光绪六年至十年（1880—1884）作为清使日大臣何如璋、黎庶昌的随员，驻日期间，肆力搜集日本所藏中国古代典籍，并在日本学者森立之影抄各种古抄本书叶汇订而成的书稿基础上，增入了大量中国宋、元刻本和日本古刻本的书叶。这是在中国各种版本图录中第一次出现日本雕版出版物和旧抄本的见证。
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图书，包括中国刊刻的宋、元、明、清、民国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及版画等，大部分是由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换，或由学人之间的馈赠，或由在华的文化使者携回，也包括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肆无忌惮的掠夺而达成。这些图书中，不乏珍贵稀见的「文化财」，或者宋、元、明代刊刻而中土已失传的典籍。此类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称之为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典籍。而在日本、韩国，则视这些中国典籍为「汉籍」，「汉」者，中华民族也。
「域外汉籍」，是指在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翻刻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学者著作的统称，而翻刻本的版本著录，则分别为日本刻本（和刻本）、韩国刻本（高丽本、朝鲜本）、越南刻本（安南本）等。如今，有些研究者又将「域外汉籍」演绎成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作。
现今保存在欧美地区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中国古籍数量庞大，其中善本在两万部上下，而普通线装书则不计其数。这些藏书是中国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含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在美加地区的各个东亚图书馆里，这些中国古籍都和中文图书放在一起（善本书则置放于善本书库），对于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来说，这些中国古籍就是纯粹的中国雕版印刷物，以及用汉字书写的稿本、抄本，并不被视作什么「域外汉籍」。
历来文化的传播，主要依据于书籍的传布，因为书籍可以长期保存和利用，重要的著作可以一再翻刻，影响深远。中国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影响到周边国家，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绵亘两千年，这种交流主要是通过学者和书籍来完成的。日本翻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即「日本汉籍」，书内多有日本假名和各种符号，这是日人为了阅读中文原本，在汉字句旁添加假名和符号，以直接用日语读就。用日本学者大庭修的话说，就是“这一仅通过变换语序来翻译、理解外语的汉文训点术，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项惊人的创造。加训点后在日本出版的汉籍称‘和刻本’，此乃日、中文化交流最具体的见证物”。日本和刻本汉籍，有长泽规矩也氏所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及其补正（汲古书院，1978年、1980年）可证。
在国内，收藏日本所刻的汉籍（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最多者，当推辽宁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三家，但每家所藏都不逾千。至于其他各图书馆所藏更在少数，无法形成藏书特色，在各图书馆所编善本书目里，多作为附录收入，或排在各类之后。对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没有引起重视。直至1995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宝平、韩锡铎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第一次著录了国内68家主要图书馆所藏和刻汉籍3063种，于此，研究者可以窥见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欧美地区最重要的东亚图书馆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研究汉学的重镇。除了收藏有众多的中国典籍外，也有不少日本、韩国刊刻的古籍。据统计，日本刻本（含日刻汉籍及日人纂注、释解、评点本）约3600部，韩国刻本（含活字本）约3800部，其中难得之本指不胜屈，冷僻之书时有所见，中土未见之传本往往也可窥得，数量之大，国内省市一级公共图书馆多不能望其项背。「燕京」如此丰厚的馆藏，国内研究者大多并不知晓，或不得其门而入。少数访问学者，于「燕京」虽有所获，但限于时间，多有「望洋兴叹」之感。我在「燕京」工作期间，曾将这3600余部日本刻本全部经眼一过，并编出一份馆藏日本据中国古籍翻刻书目录，约600余部，由于时间匆忙，我没有将释家类中的佛教经书1200部列入，盖因我当时想要编一套有关日本刻本的系列丛书。
我和东波兄的合作，始于他第一次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时，他多次来我的办公室聊天叙谈，也看了不少日本典籍。他给我的印象是扎实的学院「少壮派」，工作认真努力，对研究的课题全力以赴，精力充沛，似乎有使不完的力量。他也是一位聪敏好学之人，我们曾谈过合作研究的计划，这本《日本汉籍图录》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一套书。
整理、出版域外汉籍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我和东波兄合作的《日本汉籍图录》，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们应该填补这一空白。《图录》是第一部大规模展示日本汉籍的著作。中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善本的图录，但从没有出版过中国之外的汉籍图录。就日本来说，虽然也出版过日本所藏历代刊刻的中国典籍图录，如《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日本出版的一些文库的书影也包括了部分和刻本书影，如杏雨书屋所编《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但却从未出版过完全以日本翻刻的中国典籍或日本学人纂注的汉籍图录。
《日本汉籍图录》不但汇集了日本各个时代翻刻的中国典籍的书影，而且还酌量收录日本学者用汉字完成的注释、研究中国古典著作的书影，对我们了解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有很大的帮助。本书所收图录，既有比较稀见的五山版典籍，也有江户时代初期的古活字本，还有部分古抄本，以及在中国已经失传而经日本翻刻后得以保存、流传的中国典籍的书影；更有翻刻朝鲜版中国古籍（即朝鲜翻刻的中国古籍，再由日本翻刻）和琉球学人在中国刊刻的典籍。
研究古籍版本学，最讲究对书的目验，而日本及美国所藏的大量珍稀汉籍，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无法一饱眼福。本图录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深藏于日本的汉籍起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是了解日本汉籍版本形制的第一手数据，也可以藉此比对中日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所以《图录》对了解日本印刷史也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本书收录的日本汉籍图片，多得自日本各大公立图书馆、著名大学图书馆的藏本，还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日本古寺庙里的藏本，也包括日本本土之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汉籍，因此基本上可以反映各个时代日本汉籍的全貌。
这套《图録》是我们两人就经眼的日本汉籍（多为明治以前的日本出版物，明治本酌收一小部分）编成的，包括日本翻刻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中经学、史学、儒学、佛学、文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所收约1800种。《图录》中的图书版式、行款、刻工、牌记，尤其是扉页及版权页，可以反映日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刻古书原貌。所以，此《图录》的出版，不仅能窥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亦是汉学东传、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对中日书籍交流史、日本汉学史以及中国版本学、中国古代文史之学的研究都大有裨益，也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汉籍的研究内容。
此部《图录》，东波兄出力最多，他数次进出日本，除了演讲、交流、研究，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增补《图录》奔波。在海外访书，复制扫描，时间对于东波兄来说，就如打仗一般，分秒必争，我自己当年也有如此体会。《图录》中每种图书的文字说明均为东波兄所撰，读者可对书之作者、内容及版本有所了解。我在文字说明最后定稿前全部审读一过，时间仓猝，或有帝虎亥豕、乌焉成马之讹，恳请方家学者有所匡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这十多年中出版界崛起的「桂军」，他们出版的各种文史图书，颇得学者好评。我非常感谢何林夏社长以及文献分社社长雷回兴女士，他们在百忙中为《图录》的出版倾注了较多的心力，责任编辑金学勇先生更是日以继夜为《图录》操劳，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努力，这套《图录》是难以面世的。
沈津
2013/3/15

《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内容简介：近代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藩篱大撤，中曰文化交流呈现出别样的景象。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筚路蓝缕，孜孜开拓，如今，近代中曰文化交流史这片不毛之地，早已旧貌换新颜，呈现出一片生机。然而，人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中曰甲午战争之后，对明治前期一一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这段历史，多把焦点放在中曰签订修好条约、长崎斗殴事件、曰军侵台、朝鲜甲申事变等政治、外交问题上，由此造成了这二十七年的中曰文化关系犹如雾中之花，看不清，摸不透。其实，在甲午战争中曰关系发生质变之前，该过渡时期的中曰文化关系，有必要加强研究。只有这样，纔能搞清历史的全貌。本文认为，1894年前的中曰文化交流的舞台主要在日本，两国开展了以下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古籍题跋的盛行是在清代，这从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是清人所为的表象中即可得出结论。而究其根本，是因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真正成为专门、成为显学是在清代，而这又与清代汉学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汉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于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做学问的必要前提。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洪北江谓藏书家类分五等，则撰写题跋者亦是如此。故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与书籍相关的友朋交往，经济生活，在题跋中亦每有论述。可见古籍题跋内容之丰富多彩，其有助于后人治学实非浅尠。清代以降，辑刻题跋成为风气，然偏于私家者多，涉及公藏者少，在今天看来，其信息资源远不敷大规模研究整理古籍之需求。
上海图书馆藏有古籍善本178000册，其中经题跋者多达1700余种，以未经发表者为多；即使已见于刻印者，也常有因刊刻时出现讹夺或业经作者增删而与原书所题存有差异，此次将各书提拔按原书尺寸四色影印出版，这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件神采，不失其真。上海图书馆是国内第二大馆，编集出版该馆善本题跋将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原始文献，为鉴定古籍版本与名家手迹、印鉴提供依据；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古籍普查、收藏与保护工作贡献一重要工具。以如此形式、大规模地编纂出版一馆题跋在大陆图书馆尚属首创，意义重大。

《尚书注疏校议》，凡六卷，是杜泽逊先生在整理编纂《尚书注疏汇校》的过程中撰写而成的一部学术札记。其中，前五卷为考证版本异同，共计230条；第六卷包含五篇考证性文章及跋文，分别为《论平水本<尚书注疏>》、《十行本<尚书注疏 君奭>书后》、《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尚书？说命>孔传校议》。该书在遍查《尚书注疏》存世重要版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重要异文择要撰写札记，加以按断，其中既有对异文来龙去脉的梳理，也不乏对《尚书》义理的阐发。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本书收集鲁迅先生的画作、书法、篆刻、书籍封面、装帧设计、徽标设计以及收藏的碑帖、版画、古钱币、邮品等380余件，充分地展示了鲁迅艺术世界的广博和艺术修养的深厚。其中有不少作品是首次面世。它填补了鲁学界对鲁迅艺术领域研究的空白，是一项创举。

国書および漢籍などの書物をあつかう人にとって必須の書誌学用語をできるだけ広義にとらえた初めての総合辞典．活版本以前の1200年におよぶ写本・版本の歴史を理解し，日本文化を体現する書物をめぐるもろもろの知識が得られるよう項目を選定．総項�椰・400，関連諸分野の執筆者340人余．

《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官修提要式书目，浓缩和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义，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专注，影响巨大。但《总目》提要的疏误也并不鲜见，清代干嘉起，即有学者撰著纠其谬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将这种考正推向了一个高峰，进而形成了四库总目之学。近几百年来，国内外专家公开发表的有关订误文字有数百家。可惜这些文章多半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遍寻非常不易。如能将它们汇编为一帙，无疑有功于广大学人。本书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着、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集大成之作。

《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