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家普罗普的开山之作。其写作初衷是为了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势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作者根据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中100个俄罗斯故事进行形态比较分析，从中发现神奇故事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规律，被20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学家们奉为精神源头，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成为人文学科众多分支学科的经典。
1928年问世的《故事形态学》，是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的开山之作，其写作初衷是为了“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作者根据对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100个俄罗斯神奇故事所做的形态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了神奇故事的结构要素，即31个功能项，以及这些功能项的组合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这构成了全书的轴心。作者富于独创性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后来被20世纪中期欧洲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奉为精神源头，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成为人文学科众多分支学科的经典。
20世纪80年代初，《故事形态学》的一些内容通过英译和法译介绍到中国，钱钟书先生当时便说过把这本书译出来“是当务之急”。近年来，国内不断有民间文学、叙事学等方面的研究应用普罗普的形态分析方法。此次是根据最新版俄文本全文译出。

《图像的生与死》是一部讲述图像在西方的起源、演进和死亡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通过分析图像及其传播手段而建立的西方思想史。
《图像的生与死》是一部跨学科研究之作，在书中，雷吉斯•德布雷第一次解释了他所创设的一门新学科：媒介学。该学科处于艺术史、技术史、宗教史等多学科的交汇之处。全书论述了西方人视角下图像从魔幻的到艺术的再到经济的演变过程，对技术革命与集体信仰对于图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分析。作者从西方哲学、宗教、艺术、科技、媒体等方面，对图像起到的作用和反作用进行了详尽又深入的解读，许多观点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本书是一部研究小说魔力的神奇之作——分析其主要元素，颂扬其持久动力。书中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最时髦的批判深入到了讲故事时的机械设定，由此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说”认识”某个虚构的人物时，这意味着什么？生动的细节由什么构成？何谓成功的隐喻？现实主义是现实的吗？为什么有些文学惯例变得过时，而另一些却保持活力？
从荷马到《给小鸭子让路》，从圣经到约翰·勒卡雷，詹姆斯·伍德广泛取材。本书既是一部虚构手法的研究佳作，也是一部小说的另类史。它幽默、深刻，无论你是作者还是读者，甚或是对此书该兴趣的路人甲，它都将对你有所启迪！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正文仅210页左右，却在“导言”之后分别列出“基本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三个内容宏富而阐述精练的专章。与《文化与社会》相似，威廉斯以四个关键词——文化、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唯物论的“基本概念”，既展示四个概念所标示的领域的学术史演迁，又揭示理论脉络背后汹涌的历史潮流。在其后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中，则又以一系列关键词为主干展开逻辑推演。

语言中是如何诞生了另一种新的语言，致使整个语言向其极限或自身的“外在”倾斜。
精神病的可能性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
言语活动的外在是如何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然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
为什么通过词语，作家从写作这一刻起都成为着色专家和音乐家。

《反思音乐与音乐史》是美国当代著名音乐学家特莱特勒的学术论文选，由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选文并组织翻译。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是：美国音乐学实践原先习以为常的目标、方法和概念语汇受到质疑，人们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在批判精神和理论建构的维度中推进学科建设。
在这些论文不同的思考主题和巨大的历史时间跨度背后，是作者思想方法上的一致性——由此构成了经由学术旨趣的导向而串联起来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问题-思想场域。特莱特勒教授力图让人们意识到，音乐学是一个具有广阔参数的领域，而不是特别课题的集合。他的音乐学研究展现出历史（叙事）、美学（思想）、批评（分析）三大学科分支之间的相互支撑和融汇，进而呈现出一种“大家气象”。特莱特勒教授相信，音乐学诠释受制于各类文化的信念和情境，只有在具体的文化中，音乐的客体才得以显现，对它们的诠释才得以可能，但同时也不能忽视音乐给我们带来的跨越文化和时空的丰富审美享受。
本书所选篇目的视野广阔性和思考深入性，会让汉语世界的音乐读者耳目一新。中国的音乐学子，也将因而意识到他（她）们所选择研究领域的开放可能性。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教授于2012年11月应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项目的邀请所做的系列演讲实录。演讲围绕“主体·互文，精神分析”的主题宣讲了克里斯蒂娃关于符号学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等核心观点。

Frank Kermode is one of our most distinguished and beloved critics of English literature. Here, he contributes a new epilogue to his collection of classic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fiction to age-old concepts of apocalyptic chaos and crisis. Prompte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millennium, he revisits the book which brings h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sights to bear on some of the most unyielding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enigmas. Examining the works of writers from Plato to William Burroughs, Kermode shows how they have persistently imposed their "fictions" upon the face of eternity and how these have reflected the apocalyptic spirit. Kermode then discusses literature at a time when new fictive explanations, as used by Spenser and Shakespeare, were being devised to fit a world of uncertain beginning and end. He goes on to deal perceptively with modern literature - with "traditionalists" such as Yeats, Eliot, and Joyce,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schismatics," the French "new novelists," and such seminal figures as Jean-Paul Sartre and Samuel Beckett. Whether weigh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and earlier modes of apocalyptic thought, considering the degeneration of fiction into myth, or commenting on the vogue of the Absurd, Kermode is distinctly lucid, persuasive, witty, and prodigal of ideas.

作者在书中阐释了依靠虚构制造意义的必要性。《圣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读者由它的结尾向开头进行回顾的过程中，《圣经》从开头的《创世纪》到结尾的《启示录》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能产生意义的“十分完美和谐的结构”。古往今来，多少人凭借这一结构认识世界与自我。这一虚构满足了生于历史中间，错过了开头，又赶不上结尾的人确定人生意义的需要。因为按西方阐释学的原则，结尾必须申明开端的目的，必须赋予中间过程以秩序和意义。这也是文学这类”解释性虚构”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本书针对的是在文学、神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兴起的否定结尾、开端和结构的思潮。作者承认：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生活的时间和世界的时间的关系”，并主张文学与批评必须适应现代生存环境，但是并不相信历史连续性会被断裂与危机所取代，要有一条可行的中间路线——“我们的故事必须做到既能发现纯粹的连续性，而又不使自己变得连续”。

这本书要告诉读者在翻译实践中哪里有地雷，哪里有险滩，哪里有流沙，也指明了安全的道路。贯穿全书的思想是，译文要像中文。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先生为文介绍：此书是最适当的翻译教材。
书的内容包括序、序二、翻译要点、字典名称缩写表、引言、总论、把英文译成中文的基本条件、参考书、固有名词的翻译、新词、专门名词的翻译、中文语法、代名词、被动语气、中文修辞、中文字词、英文字、白话文和对话、白话文的节奏和音调、毛病、中国的中文、句型、改编、利用成语与迁就习惯、标点符号、英诗中译、其他、翻译评改等。

尽管直到1984年,法国着名的哲学家德勒兹(Cilles Deleuze)还在抱怨梅兹(Christian Metz)等的研究「把电影弄得不像电影的样子」,但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引入,却使西方电影理论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本书所选编的十二篇论文,不但足以让读者领略到上述的转变,同时也是研究此一领域的基础文章。

本书内容包括：广义文本之导论；隐迹稿本；虚构与行文。
译者序
1 广义文本之导论（全译）
2 隐迹稿本（节译）
3 虚构与行文（全译）
热奈特著作年表

本书将“引譬连类”这一由《诗经》发端的诗学传统上升到譬喻理论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方法，更是中国传统认知世界、通过“越界”和“跨类”的方式在类分事物的基础上连结“物/我”、“情/景”、“身/心”、“言/意”的一套生活知识、理解框架和价值体系，由此形成迥异于西方以逻辑推演为主要认知方式的中国“关联式”、整体性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作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涉经典的文学研究、思想史、人文地理学，并借鉴人类学、艺术史和新文化史对“物质”的研究，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尔雅》、《汉书·艺文志》和最早的类书《皇览》，乃至晚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纵深地考察了“引譬连类”这个譬喻理论是如何形成了一种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构建了中国几千年的诗文传统，从而将天文、人文、圣人、经典、信仰、辞章拉连在一起，成就了中华民族光华圆满的“文明”论述。

本书是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第三部分。作者在讨论完卢梭、莎士比亚之后，回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致力于探究爱欲。这位爱的古代哲人，他不但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而且还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来表述爱欲，并对其意义作了一番更为贴切的理性论述。他不但把爱欲呈现为一个表明我们自身不完满的痛苦而贫乏的信号，他还把它呈现为是一个给予的、创造性的信号。他探索了“爱自己”与“爱美好事物”间的张力，“爱欲对家庭的从属”与“爱欲所暗示的自由”间的张力。在爱欲里，他看到了同时达成个体幸福与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changed architecture--the way it is taught, practiced, managed, and regulated. But if the digital has created a "paradigm shift" for architecture, which paradigm is shifting? In The Alphabet and the Algorithm, Mario Carpo points to one key practice of modernity: the making of identical copies. Carpo highlights two examples of identicality crucial to the shaping of architectural modern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eon Battista Alberti's inventio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ccording to which a building is an identical copy of the architect's design; 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mass production of identical copies from mechanical master models, matrixes, imprints, or molds. The modern power of the identical, Carpo argues, came to an end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verything digital is variable. In architecture, this means the end of notational limitations, of mechanical standardization, and of the Albertian, authorial way of building by design. Char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adigm of identicality, Carpo compares new forms of postindustrial digital craftsmanship to hand-making and the cultures and technologies of variations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coming of machine-made, identical copies. Carpo reviews the unfolding of digitally base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early 1990s to the present, and suggests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in an age of variable objects and of generic and participatory authorship.

本书为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1977—1978学年年度研究班课程的讲义。
罗兰•巴尔特去世前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了三年“文学符号学”讲座，“中性”是第二年的课程主题。在这部迟至2002年才发表的讲稿里，巴尔特秉承其在就职演讲中预告的创新精神，把“中性”这个语法概念延伸到哲学、意识形态、社会行为、性观念等不同领域，即一切能够破除或避开以二分法为标志的聚合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巴尔特解构了“中性”的23种正面和负面的表征或“闪现”，并广征博引老子、古希腊哲人、卢梭、波德莱尔、托尔斯泰、本雅明、纪德、尼采和凯奇等人的思想，从而揭示了非冲突性的“中性”对于西方伦理学、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话语中的习常观念所具有的丰富意义。

哪些作品能被称作艺术品而哪些不能，由谁来评判？
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独立完成的吗？
艺术家是否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特立独行？
艺术家、评论家、艺术品商人、收藏家之间有着怎么样的关系？
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经典著作《艺术界》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对艺术的传统分析往往局限于艺术家和艺术品，而贝克尔则以社会学之眼审视艺术，将艺术看作一种集体活动，对“艺术界”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而精微的阐发。在贝克尔看来，艺术界通常与它试图与之划清界限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略有不同的视角窥探艺术界，讨论了艺术品创作进程及其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艺术活动中的特殊惯例，新的艺术家分类，艺术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艺术的名声问题等等，展现了一幅艺术界运作与变化的生动全景图。

《先锋派理论》作者首先阐释了批判科学的概念，说明批判科学要反观科学本身，说明科学知识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由此转到对先锋派理论的讨论上来，指出审美范畴不是永恒的，而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先锋派则是对这些范畴的批判。书中专门讨论了艺术自律问题。自律使艺术离开现实生活，而先锋派艺术则使艺术回到现实。最后，作者讨论了介入或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生活与艺术相互干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体制问题。本书是西方探讨先锋派理论影响最大的专著之一。 “就其对先锋派所作的准确而带有历史性思考的界定而言，比格尔《先锋派理论》一书的价值是怎么会计也不过分的”。

本书是巴赫金最缺乏信心然而也是他最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巴赫金认为，在世界文学的所有伟大作家之中，拉伯雷在俄国最不著名，最缺乏研究，对他的理解和评价也最为不够。巴赫金敏锐的注意到，在近代文学的创建者当中，拉伯雷是最民主的一个，他与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在这部专著当中，巴赫金极为深刻的注意到民间文化的诙谐问题。

《中国当代新诗史》所评述的，是20世纪50-90年代中国新诗①的状况。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称之为“当代文学”，以和前此30年(从“五四”前后到40年代末)的“现代文学”相区别。目前，尽管不少文学史研究者对诸如“现代”、“当代”的划分提出质疑，淡化这种时期划分，从整体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诗的设想，也肯定会成为文学史(新诗史)写作的前景。但是，作为一种“过渡”，也为着更深入彰显“当代”的文学、诗歌问题，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新诗)作为相对独立的时期来处理，仍有其合理之处。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新诗同整个文学一样，发生了重大转折。“转折”的征象，广泛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主要表现则是，40年代新诗多种艺术构成的关系发生重要重组，出现了在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统一规范的强大要求，并由此出现了具有“当代特征”的诗体形态。70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通常称为“新时期”)，诗界出现了反思、重新审视这些观念和规范性要求的潮流，在诗歌写作上出现多种诗歌向度的变革和实验。这种变革、实验的基点和走向，呈现与“当代”前30年诗歌的延伸、悖逆的复杂关系，因而仍与“当代”诗歌已形成的格局发生或隐或明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