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方法，而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的范畴”、“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物化”等一系列概念。

中译者前言

《世界的散文》或《世界的散文导论》是梅洛-庞蒂的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或许是出于有意放弃的缘故。在他死后由文稿执行人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整理，并于1969年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主要是《世界的散文》和《可见者与不可见者》(1964)两部没有完成的书稿，另外还有诸如《论自然》(La Nature)等讲课稿。由于梅洛-庞蒂系英年早逝，《世界的散文》和《可见者与不可见者》这两部未竟之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们既是《知觉现象学》的延伸，又是其断裂。所以，它们既代表着其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又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转折或过渡。《世界的散文》主要涉及语言哲学问题，《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则旨在探讨本体论，两者共同构成为他后期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探讨。
《世界的散文》尤其探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一般语言问题、表达问题、交流与对话问题、形式化问题，集中代表了他对于绘画、文学、科学的评论与思考。作为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代表作，《世界的散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可以为探讨现象学向结构-后结构主义转折的契机以及梅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重要文本。本书因此对于从事哲学、语言学、文艺理论与批评诸领域的同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或许由于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中，梅洛-庞蒂有意放弃了《世界的散文》的写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其中的思想，实际的情形可能是，由于把该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纳入到了本体论框架之中，《世界的散文》因属多余而被置于一边。但是，《世界的散文》的独立地位不容否认，它着眼于从“文化与知觉”(或“社会与知觉”)的关系角度探讨真理与真实，《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则着眼于从“自然与知觉”的关系角度探讨。两者共同推进了关于“知觉”的现象学，但明显出现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要探讨的主题，梅洛-庞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共同理论兴趣也因此突显出来。某种卢梭式的田园美梦和神秘意识，使梅洛-庞蒂从文化回归自然(当然是灵化了的自然，是世界之肉，也因此融合了文化和意识)。这或许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显得更为重要的原因。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从《知觉现象学》到《世界的散文》再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梅洛-庞蒂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他始终走在限定和还原科学、修正和超越纯粹意识哲学的途中。
我们可以由梅洛-庞蒂本人的一个说明来理解本书书名的源起和他的语言理论之倾向性：“在我们为《真理的起源》所做的准备性工作中，在指望完整地处理这一难题(关于形式思维和关于语言的难题)之前，我们在一本已写成一半的、探讨文学语言的书中已经不那么唐突地旁及这一问题。在文学领域更容易证明：语言并非是在完全清楚明白中自我拥有的思想的一件素朴的外衣。一本书的意义首先不是通过其思想，而是通过语式、叙述形式或现存文学形式的系统而非同寻常的变化被给出的。如果表达是成功的，言语的这种口音、这种特殊的韵律特征逐渐被读者所吸收，并使他能够进入到一种他有时漠视甚至最初抗拒的思想中。文学的交流并不是作家对于构成为人类心智的先验性之一部分的含义的简单求助，相反，这种交流通过训练或者通过一种间接的活动使这些含义在心智中产生。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且按照它特有的意义产生变化。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或许不过是炫耀地肯定了这种自主的那一部分文学。全部伟大的散文也是对意指工具的一种再创造，自此以后这种工具将按照一种新的句法被运用。平庸的散文局限于借助习惯性的符号来探讨已经置入到文化中的含义。伟大的散文乃是获取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被客观化的意义、并使它能为说同一语言的所有的人理解的艺术。当一个作家不再能够构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并在危机中进行交流时，他就只是在苟延残喘。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评说其它的制度：当它们表现出不再能够提供一种人类关系诗学时，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自由不能够召唤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时，它们也就停止存在了。黑格尔说罗马国家是世界的散文。我们把我们的这一工作命名为《世界的散文导论》，通过改造散文范畴，这一工作打算在文学之外给予散文一种社会学含义。”(见随后的《法文版“致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译稿中的注释分为三种，一是梅洛-庞蒂原注，以①、②、③……数字系列表示；二是法文编者注，以*、**、***…符号系列表示；三是中译者注，以[1]、[2]、[3]…符号系列表示。如果在第一种形式的注释中出现第二种、第三种，或者在第二种中出现第三种时，则分别在注释文字前面标上符号*或符号[1]。

杨大春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 版 说 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法文版出版说明

正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世界的散文》这一文本的篇幅为170页，写在用于打字机的通常尺寸的活页纸上，大部分都是单面写的。某些页面上有大量的修改，几乎没有哪一页能够避免修改。著作的名称和时期都没有被提及。
手稿由在第1页，第8页，第53页和第127页上用罗马数字特意标明的四个部分构成。根据其组织的内在逻辑，我们区分出了另外两个部分。第五部分开始于第145页，依据的是该页的顶端有一不同寻常的大幅空白。第六部分开始于163页，是由一个符号(三角十字)和同样处于该页顶端的一个类似的空白所提示的。我们所采纳的这种排列符合1952年8月的清单的提示(标题为“手稿修订本”)，它包含六大段，的确只有前面四段有编号。
我们相信为如此构成的六章加上标题是适当的，因为作者没有为它们提供任何标题。这些标题的唯一功能是最可能清晰地表明论证的基本主题。我们选择的标题用词完全出自该文本。
我们不可能连同文本一道发表我们找到的该计划的笔记或大纲，因为它们没有标明时期，有时含混或者过于简练，而且不一致。另外，不作解释地从中选择一些也是不可能的，这看起来理所当然地带有任意性。我们唯一能够说的是：它们提示了致力于探讨几个文学样本(最经常地与斯汤达、普鲁斯特、瓦莱里、布勒东和阿尔托联系在一起)的第二部分，以及一般性地探讨世界的散文问题的第三部分，不过这种探讨是和政治及宗教相比照着进行的。
作为补偿，我们打算再现在文本边缘或者页底发现的那些评注。它们或许会使许多读者感到失望，因为许多表述是浓缩的或者突兀的。但这些读者可以毫不困难地忽略它们，而别的一些读者则会从中受益。
在誊写时，我们把严格地限制我们的介入确定为一个规则。当被觉察到的错误是不重要的(不合语法规则的性或数的变化)时，我们予以改正，每当改正要求更换单词时，我们注明原文如此(sic)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如有可能，我们每次都尽可能使附注准确或者完整。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引入的那些注释，不管它们反映的是文本特性还是充为作者的评论，都在前面加星号(*)。而梅洛-庞蒂自己打算列出的那些注释则在前面加上一个阿拉伯数字。为了避免任何混淆，他的文本用罗马字母，我们的用意大利字母。
我们用来表示某些词不能被阅读的约定如下：如果这些词是难辨认的，用[?]表示，如果它们可疑但却有可能，则用[理由?](sujet?)表示。

克劳德·勒福尔

本书是齐泽克最重要的理论作品，齐泽克把它视为自己的代表作（magnum opus），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自己原本分散的哲学见解整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存有论。何谓视差？视差本是天文学概念，指从保持一定距离的两个点观察同一个目标时所产生的方向差异。在齐泽克看来，审视同一个客体时，视差是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构成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非对称性。以视差为起点，齐泽克透过黑格尔和拉康解读哲学、科学和政治理论，借助辩证思维和精神分析范畴分析当代文化，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本书收录巴特的两种著作，前者约14万字，后者2万余字。1952年巴特进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词汇学和社会学研究，在其后的七年间在《新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大众文化迷思的文章，后来集结成《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 1957)。从此，巴特被公认是关于我们怎样通过语言、服饰、手势相互交流的最有独创性的评论家之一。60年代初期，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他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形态作了论述，其独特的观点被称为新批评，引起其他思想家的不满，认为他漠视和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发表《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erite, 1966）与其对抗，控诉那种陈旧的、布尔乔亚式的不重视语言细节、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他热情地呼吁读者要摆脱既成观念，按照现代思想看待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总是先由一种语言与其自身的冲突组成的。

《欲望的眩晕：通过电影理解欲望》不是简单的电影批评。正如副标题所示，本书旨在“理解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一方面带我们回顾了几部著名的影片，同时在每一章中各援引一名著名哲学家，比如萨特将为我们阐释《轻蔑》里碧姬•芭铎的臀部，黑格尔为我们分析帕西诺和德尼罗在《盗火线》里的殊死斗争，吉拉尔将为我们讲解《玩具总动员》里的模仿欲，德勒兹为我们展现莎朗•斯通在《赌城风云》中的性感，柏拉图为我们描绘《柏林苍穹下》中的爱之眩晕。
总的来看，每一章都和某个哲学家密切相关：萨特在第一章里屡次出现，第二章是黑格尔，第三章和第四章均为勒内•吉拉尔，第五章是柏拉图，第六章是德勒兹；与此同时，每一章的每一节都以一部影片（很多时候只是电影中的某些片段）为例，支撑并佐证所要阐明的论题。普里奥尔把哲学和电影结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别样的蒙太奇。

《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上下)》的主要内容是：《语言的牢笼》是詹姆逊较早的一部专著，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和前一年出版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两部论著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它们在内容上评述的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两套迥异的概念和术语以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还比较陌生。虽然维克托?埃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向美国和英语国家的读者详细介绍和评价了这一对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但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除早已移居国外的人如雅可布森等外）的主要论著却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译成英语，且以单篇文章居多，种类也很有限。结构主义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九六六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带到了美国，但当时能加人这场讨论的美国人不多。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和详细介绍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论的专著都到七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出现。

沃林格的这部早期著作是从情致的反命题出发的，抽象与移情的对峙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全书的论点和框架均由这个对峙而来。抽象是一个至上的艺术律令，沃林格首先是单纯作为移情的对立面而否定性地去界定这个概念的。至于移情这个概念，沃林格则是从立普斯的美学中吸收而来的，但他与立普斯不同 ，他不认为移情是我们面对对象的审美态度以之为前提条件并始终以其为特征的普遍原则，他更多地是把移情描述为这样一种审美态度，这种审美态度仅仅适用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一切以之为传统的艺术作品和面对这种艺术作品的观赏者的态度，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这种极具人性意味的向自然的移情并不是天生自在的，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尤其是由艺术所催发出的东西。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触及到一个纲领性的核心，这不仅是艺术学和美学方面的核心，而且也是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核心。
◎出版之后短短十几年内，该书不断得到重新再版和修订，这本著作成了表现主义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学文献。
金城出版社同系列作品还有：
《席勒美学信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33436/
《弗洛伊德论美》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87860/
《文明的忧思》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07815/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是对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越越，最近十多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伤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该译丛指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首批五本译著集新叙事理论之精华，代表了其不同研究派别，视角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这套译丛是对我国已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析好的参照。

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里面还有很多大家

本书选自意大利著名文论家克罗齐的代表性论文汇集《哲学、诗歌、历史》。在18篇论文中，克罗齐对于美学的核心、艺术表现、艺术意识及作品的诗意等根本性问题做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并对各种美学观点的代表人物及美学领域内带争议性问题、文学艺术不同门类的特点、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及语言哲学等问题进行了卓有己见的论评。全书分析鞭辟入里，论述引人入胜，充分显示了文论大师广阔的视野和对艺术的高屋建瓴的把握。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五编中每编都对文学及其背景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如下：1、文学指向或者说对应于某些文本外的现实吗？文学所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真实”？2、作者或读者的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可以对文学文本的生产作出贡献？3、文本在何种程度上是“自主的”？文本的形式和结构特性是什么？一个文本的结构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4、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吗？我们能够认识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地理及其他历史过程决定或制约着文学文本的生产吗？ 5、文学首先是一种道德经验的形式吗？作者的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清晰的或无意识的）决定他们的创作本质吗？

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里，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但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尖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是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
本书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与域辩难，呈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本书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拉康的理论亦需“斜目而视”。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齐泽克一方面透过通俗作品解析拉康的理论，揭示“无意识的逻辑”，勾勒“欲望的原理”；另一方面借助拉康理论解读通俗作品，这既包括希区柯克、安东尼奥尼、大卫•林奇、赛乔尔•莱昂、弗里茨•朗、雷利•史考特、乔治.米勒等著名导演的电影，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等通俗作家的小说，以及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雷蒙•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娄等人物形象。作者对通俗作品的解读，彰显了“通俗”作品的“非通俗”之维，展示了“通俗”作品的现代乃至后现代蕴味。

本书是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1880--19231)的文艺评论集，1924年 (大正十三年)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译文前两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10月1日至31日间的北京《晨报副刊》，全书1924年12月(实为1925年3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1926年10月改由北新书局出版，译者生前共印行了十二版次。1938年6月收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本书脱胎于热奈特在2002年国际叙述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它的出版代表着这位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在“跨媒介叙述学”领域所作的最新探索，引起广泛关注。转喻是西方古典修辞学意义上一个被忽视的概念，热奈特从修辞学中借用了这一概念，使其从最初纯粹的修辞格术语演变成叙述学意义上的“转叙”，并将之运用于叙事文本中换层叙述的研究。热奈特从文学、戏剧、绘画、电影等领域进行跨界分析，使荷马、维吉尔、普鲁斯特、卡尔维诺、皮兰德娄、马奈、希区柯克、伍迪•艾伦等大批艺术家在他的旁征博引下此唱彼和、交织呼应，热奈特在以探索性的姿态致力于基本理论范畴研究的同时，又令人眼花缭乱地展示着“转叙”这一换层叙述手法所造就的幻觉奇观。
本书同时收入约翰•皮耶所著《转叙》一文，是对热奈特《转喻》一书及相关思想的最好解读。

《明清文学史讲演录》的作者着眼于明清文学与明清文化的关系，以20世纪以来的明清文学史研究为背景，对明清文学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个案的分析。作者首先从总体上概述明清文学史的构成特点以及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难点和意义，然后从纵的线索上梳理明清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横的方面考察明清文学与明清政治、经济、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讲解如何进行明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作者在讲授时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泛而不专”，即以宽泛为主，而不以专精见长；二是“大而不小”，所选专题都具有较大的涵盖面，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研究点的；三是“实而不虚”，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大都实实在在，以大量的实例为证明，并与学生进行切实的对话。因此全书视野开阔，文史兼融，信息丰富，观点明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睿智和澎湃的激情。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及文体形态的系列个案研究。作者从先秦至明清一些具有重要文体史意义而在文学史研究中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文体与形态入手，对文体形态的语言形式、体制、渊源、流变及文体形态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等问题作历史的考察，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形态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和文学史意义。本书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本書收錄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台灣學者王德威先生的一組共四篇論文：《傷痕書寫，國家文學》、《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歷史與怪獸》、《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
本組四篇文章對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分別提出不同角度的解讀；檢討一九四九年以來身處不同境地的中國作家負載着當代政治，重新打造了一種傷痕書寫，體現國家在追尋現代性過程中被斵傷、撕裂的遭遇；進而叩問：傷痕與國家機器的關係何在？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傷痕論述與國家文學？更重要的，在告別傷痕的同時，我們如何檢討國家文學，以免成爲下一個時代的「預知」傷痕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