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清初康熙朝至乾隆初年纂修的《明史．儒林傳》為核心，探討《明史．儒林傳》纂修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其所代表的學術意義，並以此來側面觀察清初官方學術文化政策的建構過程。相較於歷代的正史纂修，《明史》不僅纂修時間最長，所得到的關注以及保留下來的史稿、各類史料等，亦相對豐富。長久以來，受限於史料的分散，學者們多將焦點放在康熙十八至二十年（1679-1681）前後的〈理學傳〉爭議，並以「一切總歸儒林」作為結論。作者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延伸觀察視角，利用所蒐集的眾多史稿，檢視在總歸儒林「之後」，《明史》館如何實際處理〈儒林傳〉的問題，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政治意義，並論述《明史．儒林傳》在中國史學史、學術史上所確立的「新儒林傳」範式。

本編選錄傅斯年圖書館藏二十七種善本古籍，以明人史部著作為主，均為珍貴罕見的版本，內容包括科舉文獻、奏議公牘、地理方志、職官政書等，涵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軍事、文化、地理等諸多面向，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全套三十冊，每部書均撰有提要，論述作者生平行略、撰述原由、內容概要及價值等。末附人名索引，收錄各書編撰者、卷內輯文作者、序跋者及手書題記者。

《紫柏老人全集》分《紫柏老人集》、《紫柏老人别集》两部分。《紫柏老人集》三十卷，收录其法语、经释、序跋、铭传、书信和诗歌等；《紫柏老人别集》四卷、《附录》一卷，收杂文、赞偈、诗、书问、语录和附录等。此为紫柏著作第一次完整的汇编出版，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

とくに明・清の時代に国家権力と対峙し、それ故に非合法とされ弾圧さ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連綿と興亡を繰り返した秘密結社白蓮教の動態の分析を通じて、白蓮教の宗教的位置づけと、中国の秘密宗教結社の普遍的性格と多様な姿相の流れまでも探る!

《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书。全书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在《明通鉴》中，夏燮把明代历史分为三个部分来撰写：《明前纪》，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迄于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用元朝的年号，记叙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参加农民起义军到建立明朝的历史。《明纪》，起自洪武元年，迄于崇祯十七年，记叙朱元璋称帝后到崇祯缢死煤山、清兵入关的历史。《附编》，起子清顺治元年，迄于康熙三年，用清朝的年号，记叙南明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抗清斗争的历史。《附编》这种形式，是夏燮在编撰《明通鉴》中的一个独创，是与清政府作合法斗争的产物。因为清统治者害怕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对南明的历史讳莫如深，不使编入官修的《明史》，因而这段历史缺乏记载。夏燮找出乾隆《附唐桂两王本末》于《通鉴辑览》后的诏令作护身符，巧妙地将南明历史收入作为《附编》，纳入明史体系，这不仅保存大量南明史料，而且使明史首尾相连，成为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
《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

1420年，明成祖朱棣下诏，以明年正月初一始，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明朝正式把北京作为首都。
从南京迁都北京，两地相差8个纬度，距离1000公里以上，整个迁都过程历时近40年才尘埃落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案例。
迁都北京大致经历了“靖难之役”后推行的“两京体制”，永乐年间实现迁都北京，三大殿烧毁引发的北京地位动摇，洪熙帝决定还都南京，宣德帝再次定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年间正式定都北京等进程。
本书把历来作为孤立政治史事件的迁都北京，放到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整个明朝初期政权确立的大背景下考察分析，对其迂回曲折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继而论述了迁都北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此后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深远影响。
本书在明朝迁都北京60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无疑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具意义的纪念之一。

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当时的士人和官员似乎把这种方法看作一种工具，它不仅有助于改善他们个人道德，也有助于教化百姓，巩固社会秩序。
本书集中研究明清嬗变时期功过格广泛流行的社会现象，是非中文世界第一部详细探讨该问题的专著。书中既利用了大量的第一手中文研究资料，同时也吸收了酒井忠夫、吉冈义丰、奥崎裕司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功过格来考察精英阶层对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变化，诸如中央权威的腐败和低效、不断增长的商业化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理学一统局面的瓦解等等此类时代和社会变迁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华夷译语》中的“鞑靼来文”为中心，对明四夷馆鞑靼馆的蒙古语教学活动、蒙古语译官在明朝、鞑靼、女真的朝贡贸易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对比考察了明四夷馆洪武本《华夷译语》和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这两个不同时期编撰的朝贡文书，勾勒出当时明朝蒙古语教学及蒙古语译官的活动情形。并通过对洪武本《华夷译语》和永乐本《华夷译语》的内容，考察了明朝初期朱元璋和朱棣对蒙古的不同态度，并对洪武本《华夷译语》汉字音译规律、永乐本《华夷译语》的文书格式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異文化接触への視点がひらく豊饒な歴史世界
近年、研究が飛躍的に進展し、その歴史的重要性が注目される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関係。
日中のみならずアジア諸地域にまたがり、外交、貿易、宗教、文化交流など、さまざまな視角・論点へと波及する「遣明船」をキーワードに、14～16 世紀の歴史の実態を炙り出す。
日本史・東洋史のみならず、文学・美術史・考古学などの専門家総勢35名を執筆者に迎え、現在における研究の到達点を示す待望の入門書。

宋代以来，《大学》就被赋予了变动不居的特性。朱熹、王阳明先后借助改动《大学》文本获得各自学说思想的经典依据，这种做法为中晚明理学精英提供了关键性的方法论启示：从《大学》文本改订入手，进行理学思想的创新。
本书上编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明代理学精英争夺《大学》文本话语权的各种奇思妙想，以及由此催生出的众声喧哗的改本竞争运动。下编着重从制度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这些《大学》改本在明代中后期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如何通过公开上奏、经筵讲读、科举教育和商业出版等多种途径，冲击既有制度规范，影响当时的社会文化。

16、17世纪的中国民间社会非常流行一种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功过格是一种善书，它将善行与恶行分别加上功德分与过错分。这样，如果使用功过格的人做善事，积累了许多功德分，就有希望获得升迁或好报。通过考察时末清初使用功过格的情况，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

明朝积极利用了各种媒体塑造并传播军事大典壮观场面，在信息科技尚未发达条件之下，皇帝希望借此与外界接轨，利用文臣诗赋的平台来传播圣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皇帝与廷臣之间冲突层出不穷，但是至少在明初时期，在颂扬军事大典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关系比较一致。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政治文化变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排斥了大规模军事大典，将其描述为极其虚伪、毫无实质意义之举，军事大典很难起到展现皇帝魅力、彰显王朝军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军事大典同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它是一种消遣方式、一种运动爱好和军事训练，也是一种政治符号、宫廷典制等。
——鲁大维
【内容简介】
与大多数帝国一样，明廷为展现王朝实力和军事力量，赞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动。在明朝的头两百年，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骑术表演、校场阅兵和皇室兽苑数次激起争议，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围绕它们，皇帝与重臣就统治者权力、君臣关系、尚武元素的作用等问题，展开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张。鲁大维充分挖掘明朝的诗歌、散文和画作，在亚欧大陆近代早期历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动为立足点，剖析明朝宫廷文化的变迁，并揭示了明与帖木儿汗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共性。
【本书荣誉】
《神武军容耀天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明代的君权、君臣关系，以及明在亚欧大陆统治模式中地位的认知。为检视明廷统治中的这个重要但长期遭到忽视的方面，鲁大维令人印象深刻地搜罗了大量史料，包括朝鲜关于明的记录，并把它们合理地组织起来。他致力于消除学术界中的“长城心态”，把明朝带入欧亚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关于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宫廷间的比较研究。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神武军容耀天威》把明朝放在亚欧历史的大框架下，强调了尚武文化对明廷统治权维系的作用。鲁大维阐明了尚武文化为何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明显——因为现存文本大多出自持反对态度的文官之手。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仔细阅原始资料，并深入理解相关政治语境，而就此方面来说，鲁大维的博学和知识面之广值得推崇。这本著作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空白，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尚武展示活动，以及其对明朝武力展示——无论这种展示针对的是国内还是国外观众——的重要意义的了解。
——石康（Kenneth Swope），南密西西比大学
书中的叙述生动形象，又一次展现了鲁大维对中文原始史料和东亚学术成果的出色掌握。他清楚而具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观点，让读者进一步认识了明朝朝堂和文人精英之政治生活，以及明廷所处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韩慕肯 (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本书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历史上的漠南地区,这里通常指今天横亘蒙古国中部直到内蒙古北部的大戈壁以南地区.元代此地居住着很多蒙古部落,在明初与北元的战争中,除一部分南下归附明朝外,大部分退处漠北.自明宣德、成化年间开始蒙古各部逐渐南牧,至明嘉靖末年,形成了明末清初的漠南蒙古诸部.

本書收錄明史論文十篇，內容及性質主要關涉人物及史料，故名《明代人物與史料》，與作者早前出版的《明代人物與傳說》等量齊觀。歷史研究首重證據，本書的論文雖然各自為題，但總歸為幾個特點︰一、以考證史實、鑑辨史料為立論基礎，尋溯歷史真貌，賦予意義；二、重視筆記小說、野史稗聞，擴拓史料，增廣見聞；三、廣博採訪，考覈資料，推翻穿鑿附會、流傳廣泛的說法；四、挑出前人未曾注意的問題，爬梳勘察史料，尋根索源，另闢蹊徑。本書在解決與明史有關問題的同時，提供一種研治中國歷史的方法，值得讀者深思。

《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东西洋考》记录了明代与我国朝贡贸易关系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有些资料不见于他书，也可以校订《瀛涯》、《星搓》诸书，对研究明代的中外关系和航海史很有用处。样注本用最早的借月山房本校注整理。《东西洋考》记述了明中叶后期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后，闽南地区对外贸易和海外交通迅速发展，反映了与漳州有关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有关西欧国家与中国的接触和东西二洋的针路的记述，都是珍贵资料，书后附有详细的地名索引。

底本《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共10卷，新校点本改为12卷，将附录收入正文，又补入了一些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