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旨为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原因，分析这种思想的表现及其对清韩关系的影响，阐明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利用之以建立其政权的正统性，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作出全面的榫和重新解释。为此作者研读了中、韩和日本的几乎所有相关文献，穷十余年之功，撰写了这部被相关专家誉为具有震撼性的著作，持论公正，述事理性客观而有深度。应当说，这是近年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越南受降日记》是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和处理善后事宜的真实记录，由作者在越期间撰写的日记改编而成，详细记述了国民政府在入越受降前后对越南政策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与法国殖民势力的矛盾冲突。书中另有不少作者在滇越两地的游历记载，对越南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亦多有涉猎。全书内容详实，文笔生动，一直是人们了解研究越南受降的第一手资料。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Urbanization was central to develop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et its impact is heatedly debated, although scholars agree that it triggered neither Weberian urban autonomy nor Habermasian civil society.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is conceptual impasse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eemingly continuous urban expansion was in fact punctuated by a wide variety of “dynastic urbanisms.” Historians should, the author contends, view urbanization not as an automatic by-product of commercial forces but as a process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cultural trends in each dynasty.
This characteristic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Ming. As the empire grew increasingly urbanized, the gap between the early Ming valorization of the rural and late Ming reality infringed upon the livelihood and identity of urban residents. This contradiction went almost unremarked in court forums and discussions among elites, leaving its resolution to local initiatives and negotiations. Using Nanjing—a metropolis along the Yangzi River and onetime capital of the Ming—as a central case,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prompted by this unique form of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 the actions and creations of urban residents transformed the city on multiple levels: as an urban community, as a metropolitan region, as an imagined space, and, finally, as a discursive subject.

日本の僧笑雲瑞が15世紀半ばに遣明船に従僧として乗り組み、京都・北京間を往復した際の旅行記。この時代の遣明船の具体的な行程を伝える最古・唯一の貴重な史料である。

《明代粮长制度》中所讲的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明代的里甲制度有密切联系。《明代粮长制度》系统论述了这个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并分析了粮长的职务、特权和经济掠夺方式，阐明了粮长制度和里甲制度的关系及对人民的祸害。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本书录徐铉诗文集《徐公文集》三十卷，后附徐锴诗文、徐铉传记资料、文集序跋著录及年谱。以徐乃昌影宋明州重刊本为底本，校以《四部丛刊》影印清黄丕烈校宋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版本及《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诗》《全宋文》等总集与宋人笔记等。笺注一般注出事由、出典，兼及词语解释。全书采用全式标点。

本书客观地记录了一些可观察的地方礼仪传统的表达（也可称之为“有意义的礼仪标签”），这些标签包括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先生的第一部专著。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明末农民战争史》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
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明末农民战争史》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明末农民战争史》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

《晚明史籍考》二十四卷，系作者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受梁启超先生启发指导，发愿撰成。着録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蔚为大观。初版于1933年，线装十册，1964，经修订后，改名《增订晚明史籍考》，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量。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消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地反清运动的历史。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北京为都城的明朝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 、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限于南方，陕、甘、晋、冀、鲁、豫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

王畿（王龙溪）是中晚明阳明学的核心人物，本书探讨其思想内涵与发展线索，既有深细的个案研究，又以问题为中心条分缕析地把握阳明学的发展，尤为突出的是思想讨论深入，理论分析常常发前人所未发。本书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辈学者。

本书从不同的人物传记、著作和历史评价的述析中，显示出宋末至清初儒者或受儒学影响者的一些学术、文化理念和理想，他们应对所遇到的身心家国和道德文化问题时的思想和作为，以及他们的构思和体现所受到的历史认受。这些人物的个人表现及其获得的当时及后代反应，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世读书和士大夫对于儒学的实质的思辨、习行和问学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