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华工于书画，词旨清隽。《味水轩日记》八卷，是其日常艺术生活的实录，著录书画题跋，描摹构图法度，表达一己之见，意趣盎然。日记谈艺之外，多述交游及东南海事，可补史料之阙，理论价值和赏鉴价值兼具。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取嘉业堂丛书本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对勘，并将著录的题跋文字与原作相校。

《海屯行纪》是13世纪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出使蒙古的“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是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僧侣鄂多立克口述的“游记”；《沙哈鲁遣史中国记》的作者盖耶速丁是明永乐年间波斯国王的旅途见闻。该书涉及范围广泛，对研究中外交通史、中亚史、蒙元史、明史、历史地理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中国的历史文献也可相互参照。

"本书收录石守谦教授自1994至2007年间陆续发表的十五篇论文，共分五个单元，以元明绘画为主，上溯五代，下及二十世纪。作者以中国绘画史的论述架构为经，以不同研究论题为纬，探索并示范中国绘画的研究方法。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关於中国绘画研究的方法与模式已有长足发展，其中以风格学的形式分析贡献最力，在时代风格的确立与特定风格系谱的建立方面，成果卓著，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局限。作者对此作了回顾与反思，质疑以西方狭义的「再现」（representation）标准来研究中国绘画的适当性，进而提出「画意」作为一种观看中国绘画的方式。「画意」一词原出自中国传统画史，但作者试图从艺术品与观者互动的角度予以考量，力求将作品还原至创作初始的文化情境来理解其「画意」。全书以「画意」一旨贯串，於风格分析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开展新议题，一方面对传统的议题提供新视角，如以族群冲突、交融的观点解析丰富多元的蒙元绘画、或以区域竞争的角度观察地方画派等，其中对於「文人画」发展的重新审视与解读，更是前所未发之真知灼见。
作者就不同研究个案的题材与性质，选择切入视角与适当的研究方法，同时展现了艺术史微观的深入与宏观的渊博。本书不仅可提供中国绘画爱好者一窥中国绘画精髓的管径，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一组多元、开放而可行的研究方法，是不容错过的一部佳著。"

《刘基事迹考》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逻辑推理，对明代以来民间及学术界对刘基的评价进行质疑，判定前人评价刘基的主要依据《故伯刘公行状》内容多假，其作者姓名与撰写时间也属伪托；依据史料对刘基的一生事迹重新评价，以还历史原貌。

《城市·市场·海运》是一本樊铧的学术论文集，纪录了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内容包括：民国年间北京城庙市与城市市场结构；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明清北京市场考；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等。

过去一千多年来，江南三角洲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其中，江南发达的市镇以及市镇网络的存在，既是江南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又是江南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这种独特现象引发了中国本土及海外几代学人的长期关注。
1988年到1991年间，来自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及教养部的6位中国史、地理学学者，对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市镇进行了四次实地调查。调查范围远至上古人类遗迹、生物化石，近及现代村治、工业生产，还包括地形、公共设施、家族、祭祀、信仰、遗产保护、史志编纂等问题。本书就是这六位学者在此次调查基础上，辅以文献资料完成的学术成果的汇编，涉及镇域的形成方式、镇董的作用、居委会的地位、市集的运作、一个市镇的通史，乃至整个江南三角洲的地貌特点。在方法上，这些研究无不体现出时间与空间的互动、田野与文献的对话，也为研究主题与问题意识的跨学科交流提供了范例。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本书借用曹操《观沧海》为书名，探讨大航海时代西方天主教、中东穆斯林和明王朝的冲突与交流。例如：葡萄牙人首航中国的登陆地——屯门岛于今何处？16世纪全球贸易的中心——双屿（Liampo）究竟在什么地方？景德镇外销瓷通过什么途径运往欧洲，并对16－17世纪欧洲文明产生过什么影响？当然，本书并非仅限于考古学，而是以考古学为依据，在艺术、文学、科学等领域全面探讨大航海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是一部从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探讨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下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专著，尤其着力于从与明代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它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行为之于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运用了上至十二、十三世纪反映南宋史实的文献资料，下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调查所获资料等广泛的材料，对元朝后期至19世纪清末为止的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现象首次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纪事录》原名《皇明纪事录》，元末明初俞本撰，后由张大同删定，易名为《明兴野记》。全书分上下两卷，以编年体记录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至明初建文四年（1402）的大章小节，内容涵盖战争、制度以至秘闻谣传、世情百态，语无顾忌，可补《明太祖实录》之阙，纠《实录》之误，辨《实录》之伪。

《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利用大量古地图、地理志等资料，考察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标注于地理志和地图上的疆域，那也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疆域的认识而已，它和实际疆域是有差别的。朝鲜时代（李朝，1392-1910年）的疆域观存在着夸大和错误认识，最典型的就是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认识。《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不仅考察朝鲜时代疆域观的种种表现，还阐明这些认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立碑的位置、设栅的水源，以及光绪年间乙酉（1885年）、丁亥（1887年）勘界的内幕等，《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辨正。

中国の歴史において宦官のはたした役割は実に大きい。清朝の歴史家は、各王朝ともその衰亡の原因が宦官にあったことを指摘する。過去四千年にわたる専制君主と表裏一体をなして生きながらえた宦官の研究は、単なる好奇心を越えて、中国史の重要な課題の一つである。宦官とはなにかから説きおこして、宦官のもっとも活躍した漢・唐・明代を中心に、それぞれの、時代を背景にした特色を指摘する。毎日出版文化賞受賞。

《岛夷志略》原称《岛夷志》，是由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为当时市舶司所在地清源县(今天泉州)的县志(《清源续志》)所着的附录。《岛夷志略》记述汪大渊在1330年和1337年二度飘洋过海亲身经历的南洋和西洋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风土、物产，是一部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献。本书为该著作之校释本。采用了《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做为底本，同时以龙氏《寰宇通志》刊本。

本书主要描述从十五世纪初尚氏建立琉球王国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单方面废琉球国并改其为琉球藩的近五百年中，琉球在东亚的历史地位以及与中国钓鱼岛相关的问题。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琉球现今已成为日本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但从历史上看，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日本明治政府推行脱亚入欧、强权外交、弱肉强食的结果，可以说也是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蚕食和侵占亚洲各国的一个起点。现在日本政府强调的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之说，其根据就是指钓鱼岛原属于历史上曾是琉球王国的冲绳县。然而，现存的各种关于琉球王国历史的文献证明，历史上琉球王国的属地从来不曾包括钓鱼岛、黄尾屿及赤尾屿。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全书以明清时代的江南治所城市为核心，分上下篇共四个章节来讨论了明代以来的城市化问题：第一章，“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第二章，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第三章，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第四章，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史料翔实，考辨精当，对明清以降的江南治所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而专业的探讨。